（續前篇）
除致力于本地商業外，九江總商會還積極參與全省或全國商業聯合會會議，提交了諸多有益國內商業發展的提案。如 1922 年 11 月，九江總商會在全國商業聯合會第四屆大會上，提出了“調查國貨外貨輸出輸入概數以資比較案“。該議案全文如下：
為提議事。竊查近年來國人心理提倡國貨，幾于異口同聲，而究竟國貨每年銷行本國若干，輸出外洋若干，洋貨每年輸入總計若干，能明概數者殊難得十之一二。不明概數，即無從比較，無從競爭，無從推銷，即日日倡言提倡維持，終屬空言無補。泰西各國對于調查一項非常注意，而尤以東洋人之調查為特精。吾國非無調查名稱，奈均視為不足輕重。今擬此后請由貴會特制一種詳細調查表，責成全國及華僑各商會每半年查報一次，由總事務所匯志并加說明，再印送各會備查，庶人人心理具有把握，或于推銷國貨不無裨益。是否，仍乞公決。
1927 年 12 月，九江總商會致函各省商聯會大會，就“廢除苛征雜稅”和“商會存廢”問題提出議案，要求廢除九江原有的“龍開河統稅”“九景汽車路股捐”和“南潯火車路股捐”，新增的“江西內地商捐”“出產運銷物品內地”“湖北堤工捐”“糖捐”和“印花稅”，以及所謂的“郵包稅”“煙酒稅”等各項雜稅。提出“一省出口貨設一出口稅局，一次征足，進口者亦如之，撤銷一切征收局所”，以達到“商民納稅之簡便，公家省繁冗支銷”的成效。1929 年，九江總商會在各省商會聯合會會議中，又提出了“永免出洋查稅并令免產地及常關稅案”，得到大會表決通過，并由中華民國商會聯合會主席馮少山、常務委員蘇民生等聯名轉呈財政部。對此，財政部做出批示，要求各省按照消費稅條例規定，“對于出洋華茶應即參酌現行減免待遇，妥籌適當辦法，務于改良稅制之中，仍寓獎勵輸出之意為要”。
九江總商會拾枚銅元兌換券
三、社會活動
九江總商會成立后，不僅在本地商業發展和全國性的商事中發揮了自己的作用，還利用自身的影響，參與各種社會活動，維護了九江人民的利益。宣統元年（1909）三月初七，九江英租界內發生了“余發程案”。3 日后，九江總商會召開會議，來自九江、湖口及外幫商家共 500 余人參加，決定由商會總協理出面請九江道去文英領事署，堅決要求嚴懲兇手。
1918 年，鑒于英租界對過往的民船、輪船裝卸貨物隨意進行抽捐，扣留不納捐者貨物，九江總商會于同年 9 月致函九江關監督，請求照會駐九江英領事格爾克，務令取消。九江碼頭工人，因抬貨爭價，常有爭鬧的事，雖有警察廳屢次干涉，永不能遏止。為此，九江商會專門召集官商會議，商議解決的辦法。
1927 年 1 月，九江英租界發生了“一六”慘案，太古、怡和碼頭工人舉行罷工，導致商人所購商品不能提取，無以應市，“遂至南貨昂貴，人民大感痛苦”。于是總商會會長魏試蓉和會董王星福、金浩如等前往英領事館，并函請交涉員周雍能向太古、怡和兩公司警告，表示如再三推延，引發貨物積壓損壞，應負賠償之責。公函內容如下：
本埠自碼頭罷工后，進口貨色囤積躉船，不能起卸，積日已久，為數甚多，約計總在百萬上下。小之商店應市無貨，工友生活無著，大之稅收滯納，金融恐慌，均蒙絕大之影響。敝會選據各商前來報告，情勢迫切，而怡和、太古兩公司又須待外交問題連帶解決，貨色起載，遙遙無期，工友既感困難，市面復呈貨荒現象，于工商經濟無以資為調劑，而于金融上亦周轉不靈，加以舊歷年關逼近，為工商習慣上一大結算之期，在在需款孔股，變變不可終日。長此遷延，貨色之堆久積壞，尤為必然之勢。敞會籌思至再，欲求救濟之方法，惟合切懇貴署體察情形，并籌并顧，以維持工商業之經濟，在此外交問題未解決期間，單就商貨設法函知太古、怡和兩公司，將艙門開鎖若干日，并函知該碼頭工會，酌派工友提貨，即于提貨力金，能益補助罷工工友之生計，似此于工商兩界神益。如何進行之處，尚乞賜核奪施行。再此事關系至巨，務請向怡和、太古嚴加交涉，務達目的。萬一該公司籍口外交不開艙，即請申明保留賠償損失，以重資本，合并申明。
除致力于維護本地商民利益之外，九江總商會還積極支持全國性民主革命群眾運動。辛亥革命爆發后，九江總商會會長舒先庚、商人羅大佺、陳中瑞等人利用自身的影響組織商團，聯絡新軍，與九江革命黨人林森一道，積極推動商界人士響應武昌起義，為革命籌集軍費，促使清海軍歸順軍政府，九江總商會一度成為九江革命活動的中心。九江光復后，舒先庚任九江軍政分府財政部長，羅大佺任政務部長。由于九江總商會在九江光復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首任民國大總統黎元洪題寫了“九府統宗“，以表彰九江商民的光復之功。
1912 年 10 月 29 日，孫中山應江西軍政府都督李烈鈞之邀來九江視察，路經九江，九江總商會組織群眾舉行了大規模的歡迎會。孫中山在九江總商會發表的演說詞中提到：“武昌起義，九江最早響應，鼎力支援，使革命得以順利發展。如此之功，吾人佩甚。”
九江國民黨歡迎孫中山先生 照片提供：嚴耀喜
在 1919 年五四運動中，九江總商會組織商人罷市，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聲援“外爭國權”的主張。5 月8 日，九江總商會向北京政府和廣東軍政府發去電文，力爭青島：“北京大總統、國務院、參眾院、廣東軍政府、參眾院鈞鑒：報載青島交涉失敗，山東形勢日危，生死關頭，間不容發，迄速電歐會代表抗爭，為國家生存，為人民免奴隸。臨電隕涕，迫切待命。”
商會還專門去函上海總商會，希望通過維持國貨抵制外貨來達到對外抗爭的目的。在九江紳商學界聯合舉行的國民大會上，九江總商會會長陳中瑞等人提出了組織國貨維持會、抵制日貨、組織救國儲金團等 3 項議案，并一致同意將國貨維持會設于商會。
議案提出后，九江各業紛紛制定了抵制日貨的具體條規。如九江轉運公所規定：內地運出各貨，各棧應負完全不裝日輪之責；停運進口日貨，以舊歷 5 月初十為始，名同業務須函知各埠往來主顧。如有前定日貨，務于期限內趕速運完，逾期則不能報運；若期限外發生外埠輸入日貨時，責由受托之棧聲明公所，由公所用快郵代電函該埠商團嚴行取締。綢緞、百貨、棉紗和糖業則規定：各號現存日貨，應盡速售完回本；已定而未到的日貨，可退則退，不可退則早日料理，時間以 6 月 7 日為限，此后不許再辦日貨如有違規者，每件罰款 50 兩；各行不準接收日本各行鈔票，警告同時并勸說親友不坐日輪，貨物不準由日輪裝載，等等。
張德旺《道路與選擇》 天地出版社
1925 年“五卅慘案”發生后，九江各界于 6 月 13 日在九江總商會舉行了萬人后援會，支持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所提出的交涉條件。商會會長金至大任大會主席，通過了以下決議：通電政府及全國父老，主張一致照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所提條件，援助進行，進行到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如此案 1 日不解決，當分別國界，實行種種文明抵制，以為政府后盾。仍當宣示與此案無關系之各友邦，請主持公道，以抑強權。1932 年，上海淞滬會戰期間，九江縣商會通過中國銀行駐潯機構，向上海匯款 3000 銀元，支援國民政府第十九路軍的抗日戰斗。
抗戰結束后，內戰爆發，九江商會一度成為統治當局謀取苛捐雜稅的職能機構，其社會活動受到削弱。不過，面對國民黨散兵游勇的敲詐騷擾，商會組織商民進行自保，使九江城出現了短暫的安寧局面。1949 年 5 月，隨著國民黨軍隊撤離九江，地方上出現了“真空“，地痞流氓和幫會勢力橫行，對商民進行了強奪。為此，商會一面同自衛組織進行自保，一面派遣人員渡江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尋求支持，最終擊潰了以王公霸為首的地方反動勢力。5 月 17 日，九江解放，九江工商業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資料來源：
1992 年《九江市志通訊》。
2017 年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商會（會館）志》）
【編后記】
九江近代城市史研究中，交通與商業是最有價值的兩個部分，然而前者的研究成果較多，后者卻很少，尤其缺乏系統性的闡述。本篇文章價值頗高，很值得以此為基礎作進一步的深化和拓展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