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原刊于2019年版《潯陽商貿》，經潯陽區政協文史委授權轉發。原文較長，分上下兩篇發布。
九江為江西北部門戶，交通便利，歷來是長江中游地區重要的商埠之一，各類商業活動十分頻繁，尤以茶業和米谷貿易最為活躍，與蕪湖、無錫、沙市并稱“四大米市”，與福州、漢口同為“三大茶市”。第二次鴉片戰爭后，九江成為長江沿線開埠城市之一，成為江西唯一的外貿口岸和最大的商品轉運市場，全國各地商人和商號云集，商業更趨繁盛，形成了以商幫、會館、公所、茶會等為組織的商業團體。清末時期，隨著振興實業、獎勵農商等一系列新政措施的推行和相關法規的制定，九江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商業團體商會。
一、組織沿革
光緒三十年（1904），按照《大清商務總會章程》中的相關規定，九江道道員瑞澂召集九江城區各業商董，按照當局頒發的《簡明商會章程》，設立商務總會，公舉輪船招商局九江分局總辦鄭官桂為總理。光緒三十三年（1907），署九江道汪瑞閶以“九江為通商口岸，市廛櫛比，商務繁興，且已經選出綢緞業商人盧元珪為協理”為由，將擬訂章程與各人履歷一道，呈請農工商部派給關防，得到準許，九江商務總會正式成立，附設輪船招商局九江分局內。九江商務總會成立不久，更名為九江總商會。會址從輪船招商局九江分局內遷出，由商人集資購買了一塊位于甘棠湖畔孤溪埂的地皮，建造了一座頗具規模商會大廈，內設會議室、辦公室和會客室等。
甘棠湖畔九江總商會會址（攝于 20 世紀 30 年代初）
九江商務總會成立之時，組織形式為董事制。內設總理一員，協理一員，他們以“領導會員，接洽官商”為己任。二者的產生由眾會董投票選舉，必須是“熟悉商務事理，兼諳商律公牘，才品賢能，名望素著者”方能充任。各業會董則無明確的定額，可以代表所屬行業上陳意見，參議商務。擔任會董的條件是：手創商業、卓著成效者、系行號巨東或經理人、在地方經商歷五年以外者、其人為各商推重居多數者。
民國四年（1915），北京政府在《大清商務總會章程》的基礎上，結合實際情況，改訂商會法案 60 條，頒布了《商會法》。1916 年 2 月，又頒布了《修正商會法施行細則》新商會法規定：“本法施行前所成立的商務總會一律裁撤，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以六個月為限，須依本法改組。各地行政長官所在地域所屬工商業繁盛者，只得建立商會，不得冠以 xx 總商會。具不合商會法規定及逾期不報者，應即取消。”此外，《商會法》還廢除了原來的“總理、協理、坐辦及理事、評事、干事”等名目，取而以“正副會長、書記、會計、庶務”等名稱代之，正副會長等人員選舉后，只將他們的年齡、籍貫及商業行號等信息造冊呈報當地官員后即可就職，無須發給委任狀。正、副會長及會董均為名譽職務。
依照新的法令，九江商會在 1915 -1918 年間，先后進行了兩次改組和調整，由舒先庚任會長、金至大任副會長，陳靄亭、辜葆誠等 30 余人任會董。然而，自 1918 年舒先庚去世后，會長一職成為眾人爭奪的焦點。金至大先是代理會長，后因“不洽輿情”被迫辭去會長之位，改由陳靄亭代理之。不久，陳靄亭因病辭世，辜葆誠代行會長職權。但是，因辜葆誠在“五四”運動中阻撓九江商民罷市，九江商會經過公決，一面停止辜葆誠的職位，一面籌備改選。1921 年后，經過改選，鄧星垣出任新一屆九江總商會會長。
九江縣商會會員證
1926 年，北伐軍進入江西，九江商會改為名“九江商民協會”，實行委員制。1927 年，“九江商民協會”被取消，重組商會，王汝芳任會長。1928 年，九江商會改為“九江市商會”。次年，工商部擬定《商會法》草案，并于同年 8 月 15 日公布施行，“九江市商會”旋又更名為“九江縣商會”。
與此同時，隨著國民政府頒布《同業公會法》，九江各行各業開始組建同業公會。同業公會設主席 1 人，常務委員若干人，其余與商會類似。至 1931 年，九江先后成立了 32 個同業公會，具體是：錢業同業公會、精鹽業同業公會、米業同業公會、報關轉運業同業公會、五金顏料業同業公會、陸塵業同業公會、山貨行業同業公會、棉業同業公會、金銀首飾同業公會、京蘇洋貨同業公會、綢緞疋頭同業公會、布業同業公會、雜貨糖業同業公會、油鹽酒醬業同業公會、麻業同業公會、飯館業同業公會、旅棧業同業公會、煙業同業公會、瓷業同業公會、蛋業同業公會、屠宰業同業公會、柴炭業同業公會、卷煙業同業公會、國藥業同業公會、香紙業同業公會、茶棧業同業公會、染業同業公會、煤業同業公會、劃駁業同業公會、皮業同業公會、木業同業公會。
1931 年 10 月 30 日，九江縣商會依法進行新一輪改組，由城區 32 個工商同業公會代表選舉執監委員，熊勉等 15 人當選執行委員，其中熊勉為主席，熊渭等 4 人為常務委員，另有候補委員 7 人；高樹堂等 7 人當選監察委員，另有候補委員 3 人。人員構成具體如下：
主席：蕭勉
常務委員：熊渭、唐芝齡、周憲、傅繼修
執行委員：陳義熊、傅國章、謝馥之、馬蘭生、胡徽、江思齊、呂傳炳、伍禮鎏、周達、孫景標
候補執委：李宏、許熙書、于振寰、游緒致、黃世間、林中麟、尹岳云
監察委員：高樹堂、王汝芳、黃云階、吳呈鏡、曾憲玖、胡禹培
候補監委：葉先墉、肖竹如、金主檳
九江總商會拾枚銅元兌換券
改組后的九江縣商會廢除了會長、總理、會董等稱呼，改為委員制。執監委員任期為四年。商會內設總務、財務、商事三科，各推舉 1 人為主任。每星期開常務會議 1 次，每月開執行委員會 2 次，監委會 1 次，執監聯席會議 1 次。如遇重大或緊急事項，則召集臨時會議決定。改選后的九江縣商會主要會務有：（1）籌議工商業之改良及發展；（2）工商業之征詢及通報；（3）國際貿易之介紹及指導；（4）工商業調查統計及編纂；（5）工商法規研究及建議；（6） 工商業之調處及公斷；（7）工商業之證明及鑒定；（8）商品征集及陳列；（9） 辦理商事公告；（10） 受商人委托辦理華洋文契之翻譯檢定及商業登記；（11）受當事人或官廳之委托辦理商業清算。
1938 年 8 月，九江淪陷，市內大量商人外逃，商鋪停業，商會無法正常運作，名存實亡。1940 年，在日本特務機構的授意下，九江縣政府籌備委員會籌劃成立了九江偽商會，由羅錦章任主席，宛仲廉等人任常委，詹樂章等人任執委。此后，隨著汪偽政府在南京建立，九江成為偽江西省政府所在地，“九江縣總商會”隨之撤銷，成立“江西省總商會”，主席由涂鳴岐擔任。
抗戰勝利后，一些回到九江的商人著手組建九江縣商會。1946 年 4 月，九江各同業公會主席依照商會法，在九江縣黨部的監選下，選舉出了商會理監事會。熊渭任理事長，伍勉如、陳均生、章渭川等人任常務理事，趙若斯任常務監事，許杰夫、蔡石軒等 20 余人為理事。1948 年 11 月 28 日，九江縣商會進行了第一屆二次改選，熊渭繼任理事長，伍勉如、章渭川、程先俊、陳均生為常務理事，趙岳斯為常務監事。1949 年 5 月 17 日，九江解放。1950 年 4 月 20 日，九江組織了九江縣城工商業聯合會籌備委員會，接管九江縣商會，改組同業公會。1952 年 1 月 1 日，九江工商業聯合會正式成立。
九江總商會壹百枚銅元兌換券
二、維護本地商業，參與全國商事
九江商務總會和九江總商會的成立，既是因應清政府改革措施的需要，又對九江商業的發展上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根據九江總商會的章程，商會整頓了各業行規，使其整齊妥善；對商務盛衰之原因，出進口產品的多少，以及產品的改良、行情的漲落，做到隨時互相咨訪；通知各業公所，遵照條例填寫年度表格，上報江西農工商礦總局轉農工商部核察保護。
此外，首任會長鄭官桂在商業領域的工作主要有：協調商家與商家之間、商家與政府之間的矛盾，維護商戶利益和市場秩序，統制行市漲落，溝通物資交流，糾正商業弊端，等等。次任會長舒先庚在位期間，致力振興實業，獨資創辦了裕興織布廠，發行了小額流通貨幣，支持許森、姚肇之等人籌建映廬水電公司，推動了九江民族工商業的發展。
1915-1937 年，九江總商會在對外貿易與工業生產的發展、商品運輸工具的改善、新式銀行、保險事業的創辦，以及新的市場中心和銷售網絡的形成等方面，均發揮了重要作用，保障了九江商人和商戶的利益。
1924 年，政府為了規范金融市場，要求各地禁止兌換紙幣，九江錢業貨店因而發生接收與消納之疑問，從而使九江市面出現恐慌。為此，九江總商會召開臨時會議，一致主張電告南昌當局，表示九江市面不能與南昌各埠同步進行之苦衷，電文云：
紙幣暫停兌現，計出權宜，理應祗遵。惟九江為通商口岸，若海關完稅，若輪船水腳，以及各大洋商公司煤油、包糖等大宗貿易，向系適用現金，確與內地情形不同。查民國四年院令中、交兩行停兌，而九江尚能兌現，即現時戰事區域，上海中、交兩行，且宣告凡有蘇、浙、皖字樣鈔票一律兌現。益緣華洋雜處之區，因地制宜，不得不然。屬會為商人機關，對于商情窒礙之處，不敢雍于上聞，擬請本埠各行號蓋有九江字樣紙幣，仍舊照常兌現，其他鈔票一依通案辦理，庶于停兌紙幣之中，仍不失維持通商之意。是否有當，伏乞核奪，至為盼禱。九江總商會叩具。
九江商會土地所有權狀
1929 年，江西財政特派員公署自裁厘改行消費稅則后，一面推行新稅，一面對于舊有關卡如姑塘二套口等處，仍未遵章裁撤，以致九江各業商民所受苛捐痛苦，較以前有過之無不及，故各業工會共 10 余團體，聯合上書九江總商會，請轉呈國民政府財政、工商兩部，要求按照定章裁撤關卡。總商會接受上項請愿后，召開了臨時執監會議，決定除分函全國商會聯合會與江西全省商會聯合會外，還專門呈文財政、工商兩部，指出舊有關卡不撒，“不特予商民以苛擾，且有妨礙新稅之推行。為商民謀解放，此等關局在所必除”。
財政、工商兩部接到呈文后，認為九江總商會所陳合理，要求江西將舊有關卡“飭速裁撤，以符定案而恤商艱”。此外，鑒于油類稅率過高，九江總商會還特向江西特種消費稅局呈文，指出食油類為日用必需品，與奢侈品性質不同，“若苛加稅率。不但商人力有不勝，而于平民生計尤大關系”，請求減輕稅率，“以維商業而紓民困”。
1931 年，江西省財政廳長楊綿仲因軍費開支巨大，省庫空虛，遂以營業稅為名，向九江市商會墊借 10 萬元。為此，九江市商會特召開全體執監緊急會議。經過討論，九江市商會認為：“潯埠居長江中樞，各商店過境貨物，已占十分之八九。際此營業稅則，尚未確定成分，營業稅何日開征，仍屬遙無期，以債臺百級之商會，奚能籌墊此項巨款。”最后一致表決，拒絕了省財政廳營業稅借款的要求。
（未完待續）
【編后記】
由于編者沒有原始文本，因此無法確定文章中引用的出處，但這是一篇質量很高的文史研究文章，值得細細品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