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四賢，一曰儒家之孔子，二曰道家之老子，三曰墨家之墨子，四曰法家之韓非子。此四賢，似各頌各徳，然異名而同歸也。故世人者，皆有一德，或是儒家之“仁、義、禮、智、信”，或是道家之“信、善、孝、惠”，或是墨家之“兼愛、非攻、尚同、非命、節用”，又或是法家之“權、術、勢”。凡賢者，必有上述之德行，故世間之人皆為賢者也。
儒家，賢者之出處也。有愛民之心，為仁者；有忠義之心，為義者；有謙讓之心，為禮者；有超俗之心，為智者；有承諾之心，為信者。孔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荀子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皆屬賢者。朱熹又評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亦屬賢者也。仁義禮智信為先，此賢者之實屬也。
道家，賢者之出處也。凡承諾之心，為信者；凡慈悲之心，為善者；凡明者之心，為孝者；凡恩惠之心，為惠者。老子曾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莊子曰：“莫逆于心，遂相與為友。”百善孝為先，百惠誠為先，清靜無為為賢者。
墨家，賢者之出處也。其精髓以一句概之，是為平等之愛、非不義兵、任人唯賢、崇尚節儉、否定天命，《墨子》云：“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 “法不仁，不可以為法。” 墨家以行俠仗義、劫富濟貧為懷，雖以常人之言似不為賢者，然亦為賢者也。
法家，賢者之出處也。粗略之，是為定分止爭、興功懼暴、以法治邦。法家以為人皆有“就利避害”之性，如管子云：“商人兼行，馳千里亦不甚遠，是以利在前引之；漁者不危，逆流而行，百里不疑，亦求漁之利。”故商鞅曰：“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法家追求長遠利益，蓋其宗本為商也，故世人棄法之行，以為凡行法之人皆是小人，然而不盡然。雖有些行法之人真乃小人，然法家亦為義也，其擊暴，紀律嚴明，無論受刑之人是否為其親人，盡皆受刑，故法家非小人，而為賢者也。
儒家有道家之精髓，道家亦有儒家之精髓，然為何并無成一團？猶以其不同之精也。若人惟有仁、義，卻失禮、智、信，但云有儒之心，而非真正之儒，人若惟有信、善，卻無孝、惠，亦但云有道之心，而非真正之道；若人惟有兼愛、非攻之術，卻乏非命、節用，豈是墨家？但云有墨之心。法家亦然雷同，空有權有勢，卻回天乏術，豈是精明之法？賢者乃可為之具足矣。
故俗人所為不賢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