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治與德治
禮與德，是治的具體形式。通過禮、德來求治，區別于法治或者現代法治的是，禮與德治的是人心。更往深處說，二者治的是人性（以教化、感召為方法）。儒家認為把人心“裝”在禮和德之中，不是把人心套住，而是把人性實現了。“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里仁篇》）一個人不仁的話，是沒有正確的、基本的好惡觀的。同樣地，一個人無德無禮，當然也是沒有做人的是非觀、價值觀的。如果一個人沒有完善的、合理的是非觀和價值觀，那么這個人有何自由可言呢？
心思一動便是邪心，游手好閑，胡作非為，算得自由么？這種人是不完整的人，每每自損而不自知。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憲問篇》）“成人”舊注說是完人的意思。一個完整的人是什么樣的呢？知、廉（清）、勇、藝，還要文之以禮樂，可謂完備之至！
兩千多年以前，禮和德是實現人而不是桎梏人的，它何時由實現人轉變成桎梏人，這是可以討論的。事物在變化之中，禮和德作為新鮮事物在未失去其生命力之時，自然是實現人的功能大于桎梏人的。變化又變化，如果禮和德在新時代下失去了生命力，桎梏的力量大于實現的功能，那么禮和德自然要為人所拋棄。被拋棄的并不會消失，而是作為新生事物的“肥料”被吸收了。我們認為被拋棄的就是那些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具體形式的禮與德，而被新生事物作為養料被吸收、汲取的，便是禮與德的真精神。
關于禮與德的真精神是什么，取其大者，在兩個字：中正。
什么是中？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雍也篇》）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子路篇》）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泰伯篇》）
我沒有辦法把“中”說得很清楚，使人人讀后就能全知全解。現在提出我們的見解：中，即不過分；不過分即恰到好處。恰到好處，就要隨時變化。中，不是無情、不是空虛，而是當喜則喜，當怒則怒，恰到好處。要做到這點，只能在事情上磨練，積累經驗，還要常反思內省。最關鍵的是“中”不是一個思維中的概念，不是停留于思維世界、邏輯架構中的概念，而是一個生活中、實踐中被貫徹的原則（道）。“中”不是可以被實踐，而是唯有被實踐。“可以”便是一分為二，把“中”看作是一個概念，把實踐看作是另一個內容。“唯有”即合二為一，沒有我思的“中”，唯有在實踐中磨練出、反省出的“中”。
“中”不是一個理性所能全知全解的，或者說理性所不能完全加以把握的概念。“中”是更接近于情感的“中”。在求知的歷程中，我們尚理性；在求治的歷程中，我們應該尚情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禮記·中庸》）情感之發與未發，竟然可以是天下之大本、達道，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從科學的觀點看，這是不可理喻的。只有當我們嚴格守好求知和求治的界限的時候，我們才能理解在科學看來不可理喻的事，如何在人文領域是合情合理的。在“我思”的對應面，我們不妨提出個“我情”。思，未嘗不可以是一個脫離實踐而懸空的事，但是“我情”卻唯有是實踐的。因為“我情”必然指向一個他者，在“我情他者”的過程中，人文的精神就顯現出了。
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便見德的“中”的精神。同樣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篇》），“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衛靈公篇》），“貞而不諒”（《衛靈公篇》）。此論中。
如何是“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學而篇》）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悖矣。”（《泰伯篇》）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篇》）
“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升車，必正立執綏。”（《鄉黨篇》）
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顏淵篇》）
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篇》）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子路篇》）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衛靈公篇》）
“正”比“中”容易理解。“中”多了些微妙和變化，而“正”就廣泛普遍得多。站要正，坐要正，行要正，說話要正，心要正，只要做事，就要做正事、中正做事。在治國治人方面，就是要以正治國，以正治人。以正治人，必須先正己。正己而后正名，名正言順地再去治人。儒家的書都是一派正氣的，這也可以看作是他們平治天下的緣故。一個人平時可以北京癱，要訓斥屬下或者教育子女的時候，也會坐起來、坐正了。理正則身正，要治人必然是因為自己占著理正，因此必然坐正站直。北京癱以及那些不正的動作，至少是暫時的不管這個理了，先顧自己舒服罷了。說了許多，意思只在于，只要我們的社會還有治人的情況發生，就需要“正”的精神。
中正，即是《論語》治國治人的精神所在。現在，我們是否需要中正？一個現代人生活在現代社會中，需要不需要中正？將來呢？我們認為，即便我們不把中正的精神放在人生的所有原則之上，即便我們不尊奉儒家，不認同儒家，中正的精神也必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并繼承。中正的精神是不能丟的。我們不能保證人人都在中正的精神下真誠地修行，但至少應該認識到中正精神的意義，并至少暫時性地運用中正的精神。只要治人的問題存在，中正的精神就會顯現，我們只是要注意到它并培育它、發展它而已。《論語》的學問，以我們看來，就是把小中正（一般人）養成大中正（圣人）的學問。
一般的自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想吃什么吃什么，穿得個性時尚，說話也是活潑無拘束，到了商城，想買什么買什么，自己的家想怎么裝修怎么裝修，到了公園景區，讀書、攝影、散步、談情說愛，怎么都行。只要自己的行為不妨害別人，可以無所不為。如西方法諺所說，你揮拳的自由止于別人的鼻尖。在我們看來，這種自由是粗疏而蠻陋的。因為，這是沒有精神的自由，是沒有向上擎起的力量的自由，是散漫又虛無的自由。我們明顯意識到另一種形式的自由，這種自由是有圣人的位置的，其中又有完備的人文主義，教人成為完整的人去實現完整的自由。這種完整的自由，并不排斥“揮拳止于鼻尖”式的自由，而是以之為基礎，創獲更高形式的自由。《論語》的中正大道就是可能的一種自由實現方式。一個人的自由以自由于基本權利為基礎，但不受限于此，而是把更高的自我實現形式當作自由。即，自由不僅僅是自由言論、自由買賣，而是自由地中正，自由地完善，自由地升華。
做中正人，行中正事，這是任何一個時代都需要的，無論科學幾千年后發展到如何不可思議的地步；也無論地球外的智慧生命是怎樣的社會和歷史，擁有怎樣的思維形式。所以我們說，中正的精神，橫亙古今，貫通宇宙。這并不是虛言，更不和科學的理論相違背。
當然，經典不止于《論語》一部，橫亙古今，貫通宇宙的精神也不止于中正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