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釋《論語》的有何晏的《論語集解》，他比較重訓詁，代表漢學。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重義理，代表宋學。然而這兩部書的意義，對很多人來說并不大。我并不是在說這兩部書的學術意義不大，而是說，這兩部書，或者說宋學和漢學，在現在人，看來并沒有那么重要。因為對我們來說，宋學、漢學，其實都不重要，更何況其中那些汗牛充棟的具體成果了。宋學何以成為宋學，漢學何以成為漢學，它的前提是承認圣賢書。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唯有先承認四書五經是圣賢書，對這些圣賢書的研究——漢學和宋學，才立的起來，才有意義。如今我們既然不承認圣賢之書、圣賢之學，那么作為圣賢之學的支流，整個的漢學和宋學，似乎意義不大。基于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說何晏和朱熹的書，并沒有太大意義。
如果我們懂得了并且自信于《論語》本身的現代價值及其永恒意義。那么，關于《論語》的研究、何晏們和朱熹們的著作，才有真實的意義。相反，如果我們不承認論語本身的現代價值及其永恒精神，那么關于《論語》的歷朝歷代的研究、各個時代的學術精品，就一概被否定掉了。因此我們說現在的首要問題，并不在于對何晏、朱熹這些書籍的理解，而在于求知《論語》本身是否真的具有永恒的哲學精神和現代價值。
若我們求知到了《論語》的永恒價值，而現在世界又都不通曉它的永恒價值，那么發現并推廣《論語》的永恒價值將是一項偉大的、影響全人類共同未來的事業。若我們沒有求知到《論語》的永恒價值，或者《論語》的永恒價值不過是在其他書籍里同樣可以找到的常規價值，那么我們應該指出這一點，免得眾人再在這本無關緊要的書籍上浪費時間。
我們已經說過，《論語》是一部非科學的、蘊含著道德真理的、亦新亦舊的書。那么《論語》究竟蘊含著怎樣的道德真理，足以為所有人學習、掌握并最終付諸實踐呢？
《論語》的無窮境界說
《論語》在講什么，《論語》的道德真理包含什么，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往往需要兜圈子。在少年時讀《論語》，一定也能夠得到一些東西。當少年歷經了世事，到了中年，在兜了這么一大圈子之后，再來讀《論語》，那么他所得到的，恐怕就不僅僅停留于道德常識了，而更往往是一些深深契合于內心的一些感悟和領會。這些感悟和領會，往往隨著人的經歷、年齡和思想，走向深刻和真實。這個時候，我們要問，在少年時的領會和兜了一大圈子之后的領會，兩者之間究竟誰是真正的《論語》，哪個是真正的孔子思想呢？又比如，我們沒有人生疑惑的時候，粗略地讀了讀《論語》，覺得它不過爾爾，而當我們遭遇了嚴重的心理、精神或者信仰的危機的時候，才發現《論語》字字千金，字字如春風、似高山。那么兩者，誰求到了《論語》的真相呢？
我們會發現，《論語》有著無窮的境界。它就像一面鏡子，《論語》的深度和真理往往隨著鏡前人的境界而變化。讀《論語》的人境界越高，《論語》本身的境界也就越高，而且似乎總是更高。
《論語》的永恒精神
在說《論語》的永恒精神之前，讀者務必要看，前面一文（《論語》是一部什么書）。前面一篇回答了，《論語》是一部什么書的問題。如果，您對之前的結論不了解，或者沒有適當認同，那么接下來的文章，就沒有必要去讀。無論，我們講《論語》的永恒精神，是仁義、忠恕還是中庸。假如，沒有對《論語》是一部什么書有認識，沒有認識到《論語》的道德真理性。沒有認識到《論語》是一部中國文化路向上的一部經典。那么，我們即便講得再對，再合情合理，對大家來說也沒有意義。仁義忠恕，有人覺得沒什么用；有人覺得，是真理。但是這些看法都只是意見。我們必須對《論語》的道德真理抱有絕對的信心。沒有這種信心，沒有對《論語》道德真理性的清楚認識，忠孝、仁義，都是空談了。
解釋論語的字義，學習論語某一句話的原意，暫時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必須相信，或者說發現《論語》確有真理，確有科學以及西方所不能認識到的真理，而后理解論語的字義才有意義。我們不僅要確信、要發現《論語》確有其真理性，我們還要非常明確地指出來，論語的真理性究竟是什么。它在什么時候有用，在什么時候沒用，它將有多大的用處，和科學是怎樣的關系，它對人類的未來，有什么意義。我們必須首先回答好這幾個問題，然后市面上那些翻譯論語的話，解說論語的書籍，乃至學術精品，才有意義。
說白了，《論語》正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代表。在我們弘揚中國傳統優秀文化之前，一定要搞清楚，中國傳統文化究竟優秀在什么地方。這個“優秀”，不僅僅是中國人自己認可的，而一定要是全世界人都認可的。中國人，以前曾認為科學不過是一些機巧、一些小道，而多數西方人甚至我們自己，也認為《論語》也好，圣賢書也好，不過，是些過去的道德常識，這兩者何其相似乃爾。
唯有我們認識到《論語》，以及她所代表的所有圣賢書的真理性。我們才能確定《論語》以及圣賢書的地位，唯有我們確定了《論語》以及圣賢書的地位，關于《論語》以及圣賢書的歷代歷朝的研究，還有學術精品，才有閱讀研究的價值。唯有這些歷代的關于圣賢書的研究是有價值的，我們關于論語以及所有圣賢書的通俗的翻譯和解說，才有根據、才有價值。而無論是確認《論語》以及圣賢書的真理性，還是最通俗的關于圣賢書的翻譯和解說，一以貫之的是人的生命本身，都是為人的生活而服務。
簡單來說，圣賢書必須是對的，對它的注釋才有意義。如果圣賢書本來就錯了，過時了，那么我們注釋它們還有意義嗎？大眾的閱讀、運用，圣賢書的注釋工作，圣賢書歷代的學術精品、大家力作，都建立在一個基礎之上：圣賢書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對的，是真理。我們的任務就是把這部分真理明確地揭示出來。
在沒有回答好，《論語》及圣賢書的真理性這個問題之前，不要讀經，不需要讀經，讀經也讀不好。在回答好《論語》及圣賢書的真理性之后，即便我們不去提倡，人們自然而然會讀經。走到這一步，我們發現，沒有做好關于《論語》的哲學精神的闡發，只對《論語》本身翻譯、解說，翻譯成外文推廣到國外去，是本末倒置的。
《論語》的永恒精神究竟是什么？
也許有人在期待一個“是什么”的答案，這樣就可以去批判、衡量其對錯是非了。引經據典的、睥睨經典的，對經典有溫情的，無知于經典的，固守自己意見的、長期養成思維定式的，五花八門，人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以，除了關于事實是什么的東西，任何事情都不要拿來證明自己正確，任何思想只是徒引紛爭。為此，我們只好說，《論語》的永恒精神，是一個凡人無法揭示和定論的問題，而圣人已經死了。它的永恒精神，不在事實性的內容中，而在價值判斷中。也就是說，在“應該如何”的判斷中。
我們所關注的幾乎所有問題都是關于“是什么”的問題，而很少有人單純地關注“應該”，就像有人急迫地期待永恒精神“究竟是什么”這個問題一樣。我們對事實過分關切，而忘記了我們應該堅守的“應該”。這個“應該”與其說是我們面向事實時候的問題，不如說是我們在場并相處于事實的問題。“在場”、“相處”，兩個詞，大有其妙。“在場”本身是單純的事實么？顯然不是。在場指的是一種生存方式或狀態。區別于“在場”的是“在場者”，在場者是事實性的。而在場本身又隱約說明著事實的存在。我們說，“在場”是一個事實和價值相結合的概念。人相互地在場，即是相處。相處，不是單純的事實問題，也因此不能單純地依靠科學來解釋。相處，是一種生活狀態、存在方式，只能由生活著的人直接地領會。因為我們無法對任何非生命的東西，解釋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活著”。要對“活著”有理解，除非自己真正去活才行。
因此，我們說《論語》是關于應該的學問，不是在說它是一種道德常識或道德權威，而是在說一件和整個科學所注意到的對象和問題相區別的相處（在場）問題。什么是相處問題？我們舉個例子來幫助理解。如何做到人生沒有悔愧？這個問題是任何一門科學所不能回答的。同樣地，如何稱得上“智”？怎樣做到“不憂不懼”？怎樣取舍才是高明……等等，這些問題都不能為某一門科學所回答。因為科學面向的是事實對象及其邏輯理性的抽象。而憂、懼、悔、愧、明、智這些問題，統統都不是純粹的事實問題及其抽象。這些問題屬于生活方式、人的存在狀態、屬于活生生的生命體驗。所以，對憂懼問題的解決，必須來源于另一種生活方式和存在狀態。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即，做到不憂不懼，必須通過真誠的道德實踐，唯有在實踐之后內省，才能確定自己是否真正做到了不憂不懼。道德實踐是生活，內省也是一種生活，唯有生活本身才能解決生活的問題。而關于是什么的所謂知識，只能告訴我們事物本身的規律是什么，以及事物之間的相互關系，而憂、懼一類的問題，科學是束手無策的。
這種束手無策，很容易理解。我們對道德的驗證、領會和踐行，完全不能解決關于事實的問題，完全產生不了新的知識，那么我們為什么要期待關于事實的科學能夠解決人應該如何的問題呢？《論語》的真理性就在于此。“道德”二個字實在是不簡單的，我們以為它很空泛或者很容易知曉，或者認為它無關緊要，乃至于是現代人的生活里，幾乎完全避免了關于道德的追求和正面討論。道德，在我看來，有可能和科學的所有專業所提供的整體的知識并駕齊驅。道德，完全不在科學的分支的分支——倫理學——的討論范圍之內，恰恰相反，道德獨立于整個科學大廈之外，就像科學獨立于中世紀的宗教體系之外一樣。
當我們討論科學，即在討論“是什么”的問題；當我們討論道德，即在討論關于“應該如何”的問題。“應該如何”的問題何以被安置在“是什么”的科學體系的一角？我們認為《論語》的永恒精神，唯有被安放在整個的“應該如何”的道德體系中才能得到理解。值得注意的是，關于“應該如何”的問題，光討論是沒有意義的，證明應該如何的唯一道路，不是口舌，也不是頭腦，而是手腳。他這么活，即證明他認為應該如此。
（所有的套路都是未經考察的，屈服于異化的目的之后的，因而是非人的。世上唯有一種活法，還算可取，那就是真誠。真誠的暴露無知，遠比藏匿在人人共知共守的套路或風俗中，更接近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