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希臘哲學家開始思考世界的本源是什么時，人類便開始了用理性認識世界及人生意義的偉大征途，無數偉大的哲學家為之進行的探索得出了許多新穎而有趣的結論。然而，哲學家們總是自覺或不自覺的默認了一些不證自明的前提，從諸如此類的前提出發進行思維的冒險歷程。這些不證自明的前提，如果不具有自明性，隨之而來的探討將成為一種思維的游戲或者將主體的意識實體化，從而得到一些荒謬的結論。

一切哲學探討及人類的一切認識活動，不可避免的前提就是發問活動本身。當你提出一個問題時，無論這個問題是在何種層面，你都無可避免的引入一個前提：我在問。一旦發問活動的問題涉及到這一前提，而發問者將“我在問”這一發問活動設想為不言自明，將不可避免的陷入一個思維的幻覺。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就是如此。正如海德格爾對其的批評，思執成為晦暗不明的東西。“我思”本身被作為一個確定的前提，而這一前提并沒有任何規定性，似乎它可以脫離一切時空、一切肉體而單獨存在，發問活動的“我在問”成了在存在論上無規定的不言自明的東西。貝克萊主教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也將發問的主體看做無規定的不言自明的存在，發問活動本身的前提改變了問題的面貌和結果。

因此，首先要規定的是發問活動，而發問活動是人在發問，人的存在就需要得到規定，任何將人的存在設想為不言自明的主體性的存在都將導致荒謬的結果。海德格爾顯然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試圖為此在的存在方式進行規定。他將人的存在方式理解為操心，操心的結構：先行于自身的-已經在世界中的-作為寓于世內照面者的存在。這里海德格爾似乎不能擺脫二元論的束縛，總有一個先行于自身的本真的存在，雖然海德格爾認為這個本真的存在就是寓于世內照面者的存在，然而他并不能說明這個本真的存在如何規定，只是此在可以通過領會、籌劃、召喚等等活動向本真存在。這個此在又被套上了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本真的存在），而存在也被套上了“非本真”的枷鎖。海德格爾似乎隱約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困難之處，于是他說先行于自身的存在就是寓于世內照面者的存在，似乎借此就可以消除本真存在的自明性，然而如果能將同一個此在分離出兩種不同的存在，那么就需要這兩種存在方式都有存在的證據。

薩特更進一步的分析了存在的結構，他將虛無這一玄之又玄的東西引了進來。在薩特眼里，海德格爾的所謂存在的基本建構乃是自為存在的方式，而自為是自在的虛無化，海德格爾的本真和非本真的存在之間也隔著一層虛無，這樣，海德格爾的困難在薩特這里得到了解決：如何使一個先行于自身的存在等于一個寓于世內照面者的存在，就是這其中加入虛無，這樣兩者被分離開，同時又不曾分離，因為虛無本身什么也不是，甚至不能說虛無不存在。然而，薩特是在二元的基礎上又通過意識活動增加了另一個二元的存在：自在與自為。這種自明性的前提更加無法保證其自明性：薩特的自在的存在是什么？虛無又是什么？如果虛無什么也不是，那么他如何能分離出自在與自為？在薩特那個著名的咖啡館的例子中，虛無化的過程實際是一個焦點轉移的過程，虛無本身沒有改變任何東西，虛無化只是一個想象的過程，虛無并沒有使任何東西發生本質上的改變，淹沒于虛無中的東西是現實存在的，先存在然后被淹沒。薩特就這樣悄悄的將自在的存在設為了自明的存在：自在存在著，然后淹沒于虛無。這樣自在、虛無就都成了空中樓閣，沒有支持的依據。如果自在真的存在，那么將其與自為分離的東西就必須有所規定，而不能是無規定的；而如果他能被無規定的虛無與自為分離，那么只能說明自在本身無規定且沒有自明性。因此薩特的自在、虛無、自為三者中只有自為可能被規定，而他在這種情況下將三者關聯起來，虛無與自在實際上互為規定，承認了虛無才能導致自在，承認了自在，才能插入虛無。這樣薩特以為引入虛無就可以解決本真的存在如何先行于自身又等于自身的問題，實際上他引入的是一個無規定的東西，他的處理方式是聰明的，因為除了虛無，其他任何東西的引入都無法保證等式的平衡，在如何既等于又不等于這個問題上，薩特已經盡力了。

我們無法在這個問題上比薩特在進一步，除了虛無我們無法以任何別的東西作為自在、自為或本真、非本真的中介。真正的問題出在海德格爾那里：究竟有沒有一個本真的存在；在薩特這里又多了一個問題：究竟有沒有自在存在。當自明性的前提被提出后，困難也由此產生，正如前面所說，我們無法再在解決這個困難的道路上走得更遠，這時需要做的只能是反思這一前提的自明性是否是無可爭辯的。很幸運，我們發現事實并非如此，這使得我們有了解決這一困難的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