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和南京大學都是中國最頂尖的高等學府，其校園之美，在全國高校中也是名列前茅，但很少有人知道，北京大學傳承的是燕京大學的校園，而南京大學承襲的則是金陵大學的校園，燕京大學和金陵大學都曾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名重一時、享譽中外，在中國近代高等教育歷史中，以燕京大學、金陵大學和圣約翰大學為代表的十幾所著名的教會大學，曾引領中國高等教育的先河，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金陵大學與燕京大學共享“南有金陵，北有燕京”的美譽。
陳裕光是金陵大學第一任華人校長，也是全國第一位擔任教會大學校長的中國人，他在金陵大學校長的職位上達23年之久，可以說是中國擔任大學校長時間最長的一位，他將自己的畢生精力奉獻給了金陵大學，他為金陵大學建立了優良的校風，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使金陵大學成為國內外知名的高等學府，1929年和1945年，陳裕光校長曾先后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教育獎章和美國加州大學名譽教育博士稱號。
陳裕光（1893—1989）號景唐，浙江寧波人，1893年3月7日出生于南京朝天宮附近一個建筑工匠之家。陳裕光的父親陳烈明早年從寧波來到南京從事建筑業，憑借自己精巧的手藝和吃苦能干的精神，在南京創辦了一家營造廠，一生信奉基督教的陳烈明育有8個子女，對子女的教育頗為重視，陳裕光是家中長子，從小就被送入私塾讀書。
1905年，12歲的陳裕光又被父親送進南京匯文書院成美館接受現代新式教育。匯文書院就是金陵大學的前身，由美國教會美以美會于1888年在南京創辦，是南京地區最早建立的一所新式學堂，書院設博物館（文理科）、醫學館（醫科）和神道館（神學科），1890年設成美館，也就是中學部，當陳裕光進入成美館學習的時候，成美館已經辦學15年之久，已經是一所非常知名的中學了。
1911年，陳裕光從成美館中學畢業之后，順利考入金陵大學堂化學系，研讀化學課程，并于1915年從金陵大學堂畢業，從1905年入匯文書院成美館讀書，至1915年從金陵大學堂畢業，陳裕光在金陵整整讀書10年，這10年期間，正值辛亥革命前后，他也深受時代大潮的影響，尤其當他看到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后，國力日益強盛，而中華民族卻仍處于積貧積弱之境地，因此他在金陵大學堂讀書期間，就樹立了科學救國的遠大抱負。
1916年，陳裕光因學業優異，被金陵大學堂選送赴美留學深造，初入美國克司工業大學讀書，不久就轉入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深造，攻讀有機化學專業，并于1922年夏獲得博士學位，陳裕光在美國留學長達6年之久，不僅獲得了深厚的化學領域專業知識，而且參與了許多社會活動，他曾擔任留美中國學生會會長，還曾主持創辦了《中國留學生季刊》（中文版）和《留美中國學生月刊》（英文版），他還是美國化學會的會員。
陳裕光對美國社會的深刻了解，讓他更加體會到了中美兩個國家之間巨大的差異，也更加激發了他科學救國的理想和抱負，“熱血橫飛恨滿腔，漢兒發愿建新邦”就是他當時內心的真實寫照，也表達了他希翼振興國家的強烈責任感。
在民國初年，“科學救國”和“教育救國”的理念風行于當時的知識界，從“科學救國”到“教育救國”，陳裕光也有一個認識和轉變的過程，陳裕光接受了非常完整的化學專業教育，但他卻并沒有從事科學研究，而是把畢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高等教育領域，在高等教育領域勤奮耕耘，播撒教育的種子，以期為國家為民族培養各類人才，要使國家富強，就必須重視教育，于是他立志從事教育工作。
擁有留美中國學生會會長、哥倫比亞大學博士頭銜的陳裕光，人尚在美國，就被曾任教育總長、時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的范源濂預聘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陳裕光從美國歸國之后，立即奔赴北京，到剛剛由北京國立高等師范學校更名為北京師范大學任教，從1923年至1925年期間，陳裕光先后出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化學系主任和教務長，并曾兩度代理校長，還曾兼任學校評議會主席。
曾三次執掌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的范源濂，利用自己在教育界的影響力，在執掌北京師范大學校長期間，對北京師范大學進行大刀闊斧的整頓和改革，為北京師范大學延攬了一大批知名教授，陳裕光就是其中較有成就的一位，慧眼識珠的范源濂，不但為北京師范大學聘請到一位優秀的教授，而且還是一位優秀的行政教育管理者，陳裕光主講有機化學，利用業余時間主持編譯了柯威、史羅蓀所著《科學與世界改造》一書，積極參與黃炎培、蔡元培、范源濂等人組織的中華職業教育社的活動，負責科學教育的研究，在這期間，陳裕光與蔡元培、范源濂、馬敘倫等教育名家經常一起交流和切磋，使陳裕光獲益匪淺，更加熱衷于高等教育的教學和管理。
1925年，陳裕光應母校金陵大學盛情之邀，回到闊別10年的金陵大學出任化學系教授，陳裕光對六朝古都南京和金陵大學有著割舍不掉的情懷，聽到母校的召喚，陳裕光毅然辭去在北京師范大學的教職，回到自己讀書十年的母校任教，潛心授業解惑。
1927年3月，北伐軍勢如破竹，一舉攻克南京，由于大革命風暴的席卷，金陵大學受到了強烈的沖擊，部分教職工住宅被燒毀，副校長文懷恩甚至被流彈擊中殞命，導致金陵大學外籍教授心驚膽戰，惶惶不可終日，紛紛撤離回國，學生也逃離學校返家，金陵大學校長也借口告退返回美國，輝煌一時的金陵大學被迫停課，一所卓越的教會大學立即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
1927年4月14日，金陵大學理事會召開第23次會議，正式選舉過探先、陳裕光、劉國鈞、陳中凡、陳嶸等七位教授組成校務委員會，過探先與陳裕光為正副主席，負責金陵大學校務，維持學校穩定與運行，這是金陵大學歷史上第一次由中國人主持校務。
與此同時，金陵大學理事會也在積極醞釀合適的校長人選，年僅34歲的陳裕光成為校長候選人之一，金陵大學理事會認為，陳裕光與金陵大學淵源較深，對教會學校的情況比較熟悉，而且在北京師范大學有過行政領導經驗，是金陵大學校長最適宜的人選，1927年11月，陳裕光成為金陵大學第一任中國校長，也是全國第一位擔任教會大學校長的中國人，陳裕光自己也不曾料到，他在金陵大學校長職位上竟然工作長達23年之久。
受命于危難之時的陳裕光，在就任金陵大學校長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南京國民政府呈請注冊立案，金陵大學是當時13所教會大學中第一個向政府請求立案并獲得批準的教會大學，將金陵大學的教育權收歸國有，陳裕光這一遠見之舉，對推動其他教會大學收歸國有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但是，教會大學僅更換了一位中國校長，掛一面中國國旗，并沒有徹底解決教育主權歸屬的實質性問題，而在于對教會大學進行實質性的改革，為此，陳裕光以極大的勇氣和魄力，對學校的行政管理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整和改革，將學校理事會調整為董事會，增加中國校董的人數，又將各學院院長、系主任逐步調整為中國教授擔任，增加中國人在教職工中的比例數，漸漸淡化教會大學的色彩，將宗教課由必修課改為選修課，將必須參加宗教集體活動改為自愿參加，充分尊重信仰自由的原則。
陳裕光的思想深受中西方兩種文化的影響，他以其淵博的知識和謙恭的人格魅力，求真務實和行事低調的作風主持金陵大學校政，他極力主張民主治校，吸收更多的教授參加校務會議，并增設了校務會常務委員會，經常開會研究和討論學校事務，盡管陳裕光的一些改革措施遭到教會和傳教士的反對，但陳裕光還是在大多數中國教職工和學生的擁護和支持下，引領金陵大學快速發展。
從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間，是金陵大學的黃金時期，學校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增加了許多實用系科，教學設備也日臻完善，辦學規模逐步擴大，陳裕光推出的“教學、研究、推廣”三結合教育方針，其中培養實用性人才，就是針對社會所需，有針對性地進行教學，使學校培養的人才能夠符合社會實際的需要。
陳裕光認為學校的規章制度是民主治校的靈魂，因此十分重視規章制度的制定和執行，在金陵大學，從行政事務到教學事宜，事無巨細，都有現成的規章制度可依照和遵循，金陵大學所制定的規章制度之全面和詳細，令人嘆為觀止，當為現代高等教育所借鑒，現以金陵大學的考試制度為例，作詳細解讀和剖析。
金陵大學的考試制度實行五等計分法，根據每班學生人數劃分等級，即按1、2、3、4、5等級進行劃分，如一班有10人，則必須按一等1人，二等2人，三等4人，四等2人，五等1人的比例計算成績，而五等學生必須開除，這種末位淘汰制，確實有利于培養合格的人才，但也太顯生硬，缺了一點人性化色彩，盡管一部分師生對此十分不滿，但學校并沒有對此考試制度進行調整或改變，此舉確保了金陵大學畢業生的高質量，社會上對金陵大學畢業生的質量也毫不懷疑，因此，金陵大學的畢業生擁有能夠直接進入美國各大學研究院的資格，而金陵大學的畢業文憑也是譽滿全球，甚至可與哈佛大學、牛津大學相媲美。
陳裕光執掌金陵大學10年，金陵大學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作為校長的陳裕光功不可沒，為了表彰陳裕光的辛勤耕耘和卓越貢獻，1937年6月，金陵大學董事會舉行了陳裕光校長就職10周年慶祝會，并設立了陳裕光獎學金。1929年和1945年，陳裕光也曾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教育獎章和美國加州大學名譽教育博士稱號。
陳裕光擁有完整的化學專業學歷教育，在中國近代化學專業領域里，這樣的資歷也是不多見的，陳裕光早在美國留學期間，就曾與侯德榜、吳承洛等化學家籌建中國化學會。
1932年8月4日，中國化學會在南京成立，其宗旨就是組織全國化學工作者，促進中國化學科學和技術的研究、普及和推廣，發揮化學學科在國民經濟建設和發展中的作用，使中國化學學科能夠躋身國際化學領域。陳裕光被推選為中國化學會理事會第一任會長，并且蟬聯了四屆，可見陳裕光在中國化學領域里的影響力和號召力。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金陵大學也與內地許多大學一樣內遷大西南，在四川成都華西壩開學復課，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繼續堅持辦學，雖然歷經種種困難，但金陵大學的系科和學生人數卻仍在逐年增加，尤其是增辦了一些當時社會急需的學科，為中國的持久抗戰，傾其全力培養人才。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之后，金陵大學校園被“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列為難民區收容所，接收和保護了大批難民。1941年，汪偽國民政府在金陵大學原址興辦了偽中央大學。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金陵大學接收了汪偽時期中央大學的校產，并于當年9月復課。
金陵大學在其長期辦學過程中形成了一種精神或傳統，其校訓“城、真、勤、仁”就是金陵大學精神的體現，“以誠為本、惟真是求、勤勉執著、仁愛為懷”一直是金大人所秉持的優良傳統。
對于“城、真、勤、仁”四字校訓，陳裕光一直身體力行，盡管陳裕光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又長期服務于教會大學，但陳裕光在執掌金陵大學的20多年里，一直身穿長袍馬褂，從不穿著西裝，竟成為金陵大學校園一景，全校眾多師生，沒有不識校長者。
陳裕光是學貫中西的大家，他在化學、宗教、國學、歷史、教育、書法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并能取得諸多傲人的成就，自然是他勤勉好學的結果，也正為如此，陳裕光成為金大學子和校友心中勤勉治學的楷模。
金陵大學校園內曾矗立一幅大標語，“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不以奪取為目的。”就是意在提醒大學生：人生的價值不在于謀取私利，而在于關愛他人、服務于民眾。
當年的金陵大學校園占地2340余畝，地勢呈北高南低階梯式分布，校園內有當時南京最高大、最雄偉的建筑群，高聳的鐘樓、中西合璧的金陵苑和樸實典雅的大禮堂都是當時金陵大學的標志性建筑，除了端莊大氣的校園建筑之外，校園內還有許多植物林木，東西細長的湖泊，建筑與林木、湖泊交相輝映，使得金大的校園韻味十足，讓人流連忘返，在這樣典雅而幽靜的校園內讀書，確實是一件非常令人愜意的事情。
金陵大學師生之間、同學之間都能真誠以禮相待，友愛團結，有一種其樂融融的氛圍，師生素質都非常高，在圖書館、教學樓等公共場所，即使不放痰盂、紙簍，也無人隨地吐痰，亂拋雜物。正如一些校友所言：“學校等于家庭，師長同學情同叔伯兄弟。”
陳裕光對金陵大學的感情，是深深印在其骨髓里的，他在匯文書院讀書10年，又為金陵大學服務了近30年，他對這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滿了感情，校園內的一些經典建筑，就是由其父親陳烈明所經營的陳明記營造廠承建的。陳裕光的父親為人忠厚老實、吃苦肯干、篤信基督，對陳裕光的一生影響很大，面對如此美麗的校園，陳裕光能夠時時刻刻都能感受到父親的力量和溫暖。
1949年，新舊政權更迭之時，陳裕光不顧國民政府的指示和親朋好友的勸阻，毅然選擇留在了大陸，并組織安全委員會守護校園和校產，使金陵大學完好無損地保存了下來。
1951年，金陵大學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合并，組建了公立金陵大學，年近古稀之年的陳裕光完成了他在私立金陵大學的歷史使命，由李方訓擔任組建后的金陵大學校長。
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時，金陵大學被裁撤，文學院和理學院被并入南京大學，其他院系分別并入南京師范學院、南京農學院、南京林學院、南京工學院等院校，金陵大學歷史檔案被劃歸南京大學，而南京大學也從原四牌樓校址遷至金陵大學鼓樓校址，南京大學的四牌樓校址則劃給了南京工學院，也就是今天的東南大學。2006年，原金陵大學校址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陳裕光自1951年卸任金陵大學校長之后，并沒有解甲歸田而頤養天年，而是先后擔任了如下工作：1951年5月至1952年3月，擔任華東教育部圖書儀器清理處主任；1952年4月至1956年2月，擔任上海私營工商貿易行化學顧問；1956年3月至1972年12月任上海輕工業研究所化學顧問、翻譯；1987年至1989年任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顧問。
從陳裕光上述簡歷之中，不知你能否從中看出歷史的端倪，1989年4月19日，96歲高齡的陳裕光終于走完了自己的生命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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