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讀張愛玲，我是先讀了散文，才讀了小說。
十來年前，高中時代，具體因緣已經記不清了。是同班同學徐元君推薦的我看《流言》。當時是不是有立即找到書看，已經不記得，有印象的是上大學就立刻讀了。一發不可收地，讀了當時浙大圖書館的張愛玲全部的書。后來讀到賈平凹，發現他也是先讀了張愛玲的散文、后讀的小說：
“先讀的散文，一本《流言》，一本《張看》；書名就劈面驚艷。天下的文章誰敢這樣起名，又能起出這樣的名，恐怕只有個張愛玲。…張的散文短可以不足幾百字，長則萬言，你難以揣度她的那些怪念頭從哪兒來的，連續性的感覺不停地閃，組成了石片在水面的一連串地漂過去，濺一連串的水花。一些很著名的散文家，也是這般貫通了天地，看似胡亂說，其實骨子里盡是道教的寫法——散文家到了大家，往往文體不純而類如雜說——但大多如在晴朗的日子里，窗明幾凈，一邊茗茶一邊瞧著外邊；總是隔了一層，有學者氣或佛道氣。張是一個俗女人的心性和口氣，嘟嘟嘟地嘮叨不已，又風趣，又刻薄，要離開又想聽，是會說是非的女狐子。”
這真是地地道道的賈平凹寫的張愛玲。
這次重讀，閑暇之余做了一個歷史的線形梳理。發現張愛玲的創作，如果1943年發表《沉香屑?第一爐香》以前的“少作”都不算，那么可以清楚地以“胡蘭成”為界限做一個劃分。1944年2月，他們相識。沒多久應該就確立了在一起的關系。1945年6月，分手。期間經歷了短暫的婚姻。我們可以列一個表，來看一看胡蘭成對張愛玲創作，尤其是散文創作的影響：
可以清楚地看到，1943年5月至1944年2月的半年里，算上剛剛開始連載的《連環套》，張愛玲寫了10篇小說、6篇散文；1944年3月至1945年6月的一年多，是9篇小說，35篇散文，這些計數還不包括從來沒收錄進任何集子的幾個小便簽（北京十月文藝版的《流言》中有收錄）。
有兩個事情值得注意。
第一是數量。1944年4月開始，散文的創作數量大大超過了小說，大概是因為戀愛中時間精力有限，給快速大量地創作小說帶來了阻礙。但是散文相對來說要比較簡單一些、隨意一些，所以創作起來也沒有那么費力。
第二是內容。1944年2月以前，除了《公寓生活記趣》是寫張愛玲自己生活之外（《燼余錄》很可能寫于認識胡蘭成之后），其余的篇目都是寫“中國人”和“中國的文化”，是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以中西比照寫中國特性——這是五四遺韻。當然這與魯迅的“批判性”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魯迅是帶有強烈的“劣根性”批判的，張愛玲更多的是呈現和描述，是介紹性的，是說明書性質的。
1944年3月，張愛玲《談女人》，其實是講男女關系。1944年3月以后的散文，則非常明顯，絕大多數都是寫張愛玲“自己的生活”，這生活包括寫作、閱讀、美術、音樂、跳舞，還包括睡覺的感想、朋友的往來、出門散步遇到的人和事等等，最重要的是，介紹回憶自己的人生——《童言無忌》和《私語》。
女人最大的關是男人，男人最大的關是美人。
如果說張愛玲小說的基調是“蒼涼”，那么散文的基調是“清歡”。
什么叫“清歡”？蘇軾詞“人間有味是清歡”，是一盤味道極好的野草，是人世蒼涼之后和身世惘然之外對當下生活的熱情與擁戴，是直承兩千多年的中國人精神傳統里的安然與恬靜。
張愛玲的散文，并不輸給梁實秋，甚至可以比肩周作人。她的散文有個非常顯著的特點：真實的陌生。
首先是真實。她非常誠懇地談論自己的寫作理念、自己的人生觀、自己的朋友、家庭、對世界的看法，談論性和吃。她真正地愛著生活，多次坦承自己是“大城市的小市民”，熱愛“實際生活”，喜歡張恨水寫的格調不高的小說和故事。“人生的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能夠不理會的，我們一概不理會，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經驗中，我們還是我們，一塵不染，維持著素日的生活典型。”她非常誠實地承認自己素來“沒有什么正義感”，對于不想看見的事情就可以看不見。她坦誠自己會去報刊亭假裝普通讀者，看看自己的書賣得好不好——小姑娘心態，卻很少有作家能這樣表達出來。
這種現在看起來仍然顯得有些“小資”的生活趣味，頗有賈寶玉“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味道，在當時那個全民“救亡圖存”的氣氛里，應當是非常顯眼的。張愛玲永遠關注的是大時代下的小生活、小人生。這一點和豐子愷先生有異曲同工之妙。抗戰時期，豐子愷畫的卻是溫馨的日常生活、慈悲的《護生畫集》，他要的，是以文明化戾氣，以大愛化仇恨。“溫情的諷刺”，用來形容張愛玲，也非常恰當。
但是張愛玲和現在的文藝女青年是不一樣的。“我喜歡聽市聲。比我較有詩意的人在枕上聽松濤，聽海嘯，我是非得聽見電車響才睡得著覺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里，北風徹夜吹著常青樹，還有一點電車的韻味。”她關注賣臭豆腐干的小販、開電梯的“在后天井燒個小風爐炒菜烙餅吃”，她愛讀小報，“只有中國有小報，只有小報有這種特殊的，得人心的機智風趣”。
她喜歡俗氣的、“艷異”的世界。
其次是陌生。一是寫法的陌生，這其實是“最熟悉”的陌生，如賈平凹所說的，這種“道家的”寫法，是非常中國傳統的，讀張愛玲的散文，總讓我想讀完就想讀歸有光、讀明清小品。張愛玲說對她影響最大的是《紅樓夢》和《金瓶梅》，我個人的感覺，這更多的是小說層面的影響，而散文可能還是明清以來的小品文影響大一些。但這種寫法，其實現在不多見了，讀來是陌生的。還有一種陌生是她的文字造成的強烈的對比，比如在《談音樂》一開頭就說“我不喜歡音樂”，但后文洋洋灑灑寫了大量的音樂，不喜歡而懂、且要寫出來，這種人少見。
二是觀念的陌生。“從小似乎我就很喜歡錢”，我好像沒有在其他任何成名的作家那里看到過這么直白的話。張愛玲對金錢和經濟的把握是非常深刻的，《沉香屑第一爐香》、《金鎖記》、《傾城之戀》都是寫金錢和愛情的關系，寫經濟對愛情的保障和毀滅；《色戒》更直接，王佳芝之所以錯以為易先生“愛她”，導火索就是因為那顆難得的鉆石。“聽見說顧明道死了，我非常高興，理由很簡單，因為他的小說寫得不好。”哪個作家敢這樣直言不諱？而她尤嫌不足，還加了一句：“我不能因為顧明道已經死了的緣故原諒他的小說。”得罪一個顧明道或許也沒什么，在這篇《詩與胡說》里，她可是開了一個很大的地圖炮：
“中國的新詩，經過胡適，經過劉半農、徐志摩，就連后來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絕路，用唐朝人的方式來說我們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經給人說完了，用自己的話的呢，不知怎么總說得不像話，真是急人的事。”
胡適、劉半農、徐志摩……她不是說看不上他們寫的詩，而是直接說人家走的是“絕路”。這比李清照在《詞論》說柳永“詞語塵下”，歐陽修和蘇軾這些人寫的詞“皆句讀不葺之詩爾”——都是語句不通順的詩罷了，還要嚴厲：李清照只是說這些人不會寫詞，張愛玲說的是這些人沒有出路——他們開創的路子，也是絕路。
自然，和小說一樣，張愛玲的散文充滿了只有她寫得出來的警句、奇句、險句。比如十九歲少作《天才夢》的結尾：
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