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看蘇聯全盛時代的老電影，如果你足夠的敏銳的話，將發現實際上電影中已經埋下了蘇聯將來命運的伏筆。
蘇聯電影《夏伯陽》講述了一個英勇的蘇俄紅軍將軍的故事。在被上面派來的紅軍政委的匡正下，放浪形骸的夏伯陽將軍逐步在政治上走向了成熟。然而當紅軍政委問他忠于的是什么的時候，他卻頗顯含混。他分不清他聲稱要忠于的“共產國際”到底是第二國際還是第三國際。于是反問：“列寧忠于的是哪個國際”？且表示忠于列寧忠于的那個共產國際。實際上，言下之意就是忠于列寧。從某種意義上講，夏伯陽已然成了早期共運之軍事將領的一個象征，作為一種思想的共產主義的理念對于他們來說實在有些抽象。他們的斗爭事業，說穿了就是跟人。列寧是領袖，就跟列寧。斯大林是領袖，就跟斯大林。如果他們跟錯了人，或者他們跟的人犯了錯，則他們用命換來的一切之功業也就歸零了。從某種意義上講，夏伯陽也象征著一種懸置了意識形態的、服從權威的實用主義政治態度。這種態度帶來了什么，歷史本身已經加以生動地詮釋了。
蘇聯電影《難忘的1919》講的是斯大林臨危受命擊退了白軍和西方勢力的內外夾擊而挽救了新成立的蘇維埃政權的故事。電影中有一個極富有象征意義的鏡頭：“偉大”的領袖斯大林同志屹立在彼得格勒的朝陽中眺望遠方。他偉岸的身軀的背后，是著名的彼得大帝的雕像。這個鏡頭向蘇聯的電影觀眾們暗示：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彼得大帝、并且他將超過后者。然而這個鏡頭也向我們今天敏銳的看客們暴露出一個玄機：俄國人骨子里認的是彼得大帝及其事業，而所謂共產主義不過是一個幌子罷了。這意味著什么呢？共產主義事業和彼得大帝的事業是根本不同的。共產主義事業之終極目標是要營造出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以階級斗爭為敘事的國際共同體之想象、且以之取代固有的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共同體之想象。換言之，共產主義要給人類講一個全新的“故事”。這個“故事”就如《圣經》所言：要造一個新天新地。這就是為什么列寧說“我們的旗幟上要寫上消滅國家”之根本理據。第三國際的成立幾乎要讓這個“故事”成真、以至于作為第三國際領導人的芬蘭人庫西寧竟然率領蘇軍攻打芬蘭而不認為自己是背叛祖國，而中國也曾經“處處建立蘇維埃”。然而當斯大林駕臨于共產國際之上且最終解散之，則此超民族國家共同體之想象即告破產、而列寧的事業也就破產了。
今天的俄國的年輕人恐怕沒幾個記得住夏伯陽們的名字了，也沒有幾個人關心曾經的超民族國家共同體之想象是怎么回事了。圣彼得堡那尊著名的彼得大帝的雕像成了一個旅游景點、圍聚著來自世界各地的爭相擺pose的游客以及爭著賺游客的錢的錢本地人。而消費主義才是這里占據主流的意識形態。那里或許幾乎還是電影鏡頭里的樣子，可世界已經換了一個。然而這個新的世界卻有著它新的危機，我們不禁要問：這個危機四伏的新的世界是否拿得出一個新的共同體之想象、且為之奮斗、且借以對付這新的世界的危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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