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目夷，子姓，名目夷，字子魚，又稱司馬子魚，春秋時期宋桓公的兒子，他的異母弟弟便是大名鼎鼎的“仁義”君主宋襄公茲甫。
目夷是宋桓公的庶長子，無緣太子之位，按照當時的嫡長子繼承制，茲甫被立為太子。但在宋桓公病重時，茲甫再三以目夷“年長而且仁愛”為由，懇求讓賢于目夷作為繼承人，目夷堅辭不受：
“能夠把國家讓給別人，還有比這更大的仁愛嗎？況且廢嫡立庶，也不合立君的順序啊！”
為了躲避讓賢，目夷干脆出走衛國。
魯僖公九年（前651年），宋桓公病逝，太子茲甫即位為宋襄公。襄公即位后，任命目夷為左師，托以朝政大事行“東宮圖治”，宋國國力開始增強。
還在宋桓公沒下葬時，宋襄公前往葵丘參加了齊桓公召集的諸侯會盟。在葵丘之會上，宋襄公接受了盟約，同時接受了齊桓公的的囑托，答應將來對太子昭予以照應。
齊桓公死后，齊國發生眾公子爭位之亂。宋襄公以弱小的國力，聯合衛、曹、邾三國軍隊，親率四國聯軍送回前往宋國求救的公子昭即位為齊孝公。
宋襄公兵不血刃完成了一項似乎不可能的任務，威信在諸侯間頗有提升，內心卻也迅速自我膨脹，眼光開始瞄準齊桓公留下的諸侯盟主的位子。
幾年時間，宋襄公先是扣押滕宣公，邀曹、邾兩國在曹南會盟，然后命邾文公殺死鄫國國君祭祀睢水以威懾東夷，接著又因曹國不服，發兵圍攻曹國。其所為一時間令其他諸侯大為不滿，陳穆公邀諸侯重修齊桓公之好，陳、蔡、楚、鄭等國在齊國結盟，與圖謀稱霸的宋襄公的衛、邾、曹、滑等小國集團形成對立。
前639年春，宋襄公終于按捺不住，提出效仿齊桓公集合諸侯在鹿上召開盟會，確立霸主地位。當時目夷擔任司馬，極力勸諫襄公，認為作為小國卻主持盟會是禍患。襄公執意以盟主之位自居，與齊、楚等國君首次會盟于鹿上，又未經齊楚同意自作主張，約定秋天再次在盂地會合諸侯，訂立盟約。
目夷預感到了盂地盟會將有不測風云，面對襄公的急功近利，他感嘆到：
“君欲已甚，何以堪之！”
阻擋不成，他勸襄公帶上軍隊，以防不講信用的“蠻荊”生變，襄公也不聽。果然，在盟會上與宋襄公爭當霸主的楚成王捉拿并拘禁了宋襄公，并發兵宋國。幸得目夷等團結民眾、堅守城池，使楚成王滅宋陰謀未能得逞。
幾個月以后，宋襄公才在魯僖公等的周旋調解下被釋放回國。他懷恨在心，對兵強馬壯的楚國無可奈何，便移恨支持楚成王做諸侯霸主的鄭文公，不聽目夷勸阻，悍然攻打鄭國。鄭文公向楚國求救，楚成王采納令尹成得臣建議，直接發兵攻宋。目夷勸諫急忙從鄭國戰場上返回的襄公：
“絕不可與楚軍正面交戰！上天早已丟棄了我們商朝后代（宋國王室是殷商的后裔），君王想復興它，是逆天而行。得不到上天的庇佑，我們憑什么取勝？”
雄心勃勃的襄公置目夷勸誡于不顧，親率大軍迎戰楚軍于泓水。宋軍在泓水一側排成攻擊隊列，等待楚軍渡河。目夷認為敵眾我寡，提議趁楚軍還沒完全渡河之機先發制人，宋襄公不同意。楚軍渡過泓水河開始在岸邊布陣，目夷請求趁亂進攻，宋襄公又一次制止，直到等楚軍擺好陣勢，才發動攻擊。結果宋軍大敗，宋襄公也被楚軍射傷了大腿。
國人都責怪宋襄公，埋怨他不聽目夷的建議而令眾多將士捐軀疆場，他卻教訓道：
“君子不兩次傷害敵人，不俘虜頭發花白的老年人。自古作戰從來沒有依靠關塞險阻取勝的道理，我們作為殷商后裔的“仁義”之師，更不能攻擊沒有擺開陣勢的敵人！”
針對襄公大言不慚的“仁義”理論，丘明先生不吝篇幅，讓目夷完整上演了“子魚論戰”。
首先，目夷認為襄公不懂得作戰。面對的是強大的敵人，因地勢險阻而未成陣勢，正是阻礙和攻擊的良機，這是上天的幫助，有什么害怕的呢？只要是強敵，即使是年紀很大的敵人，能俘虜就抓回來，還管什么頭發斑白？
“明恥教戰，求殺敵也。”這才是他關于戰爭的著名論斷：
面對強敵，徹底消滅敵人有生力量才是作戰的目的。既然投入了戰爭，就應該鼓足士兵的勇氣，增強士兵的戰斗意志，抓住戰機攻其不備，奪取戰爭的最終勝利。
“與其對敵人濫施仁義，還不如不發起戰爭或者直接屈服于敵人！”最后，對襄公一直鼓吹的“仁義之師”，他進行了無情的批判。
第二年襄公傷重而死，宋國經此戰幾百年間一蹶不振，目夷也從此淡出了史學家的視線。
太史公在《史記》中，將宋襄公列為“春秋五霸”之一，并且高度評價其“仁義”之舉：
“襄公之時，修行仁義……宋襄之有禮讓也。”
春秋初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打仗是貴族的事。而戰爭均為橫陣正面沖突作戰，主要的還是兩軍將領之戰，即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西方一直到拿破侖時期，也都還是擺好方陣拼殺。襄公濫用“仁義”于軍事，正是在那種歷史環境下。
然而，目夷早在盂地會盟之前就已一針見血地指出，相較于宋襄公年少時的讓賢君位、仗義助齊等仁義之舉，其“君欲已甚”才真正將“仁義”引入了死胡同。以“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邾、鄫之君，爭鄭以怒楚”（蘇轍語），“仁義”大旗的掩蓋下，是生靈涂炭，其一敗涂地動搖國本，正如目夷所說“弗可赦也已”。
所謂的“仁義”，對宋襄公而言不過是個掩飾其野心膨脹的拙劣借口，襄公洋洋自得以為高明，倘若后人卻看不破或者假裝看不破，而濫以頌揚或者效仿作秀，便只好“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了。蘇仙東坡早有言，“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后世，茍《春秋》不為正之，則世之為仁者，相率而為偽也。”
有趣的是，相對于宋襄公被太史公選進“春秋五霸”，目夷也與鮑叔牙、斗子文、趙衰、蹇叔被后世并稱作“春秋五君子”，作秀式的“仁義”之舉在君子面前，能不昭然若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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