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506年，伍子胥為報父兄之仇助吳王闔閭攻破郢都，楚昭王攜家眷倉皇出逃棄都避難，落腳鄖地卻差點遇害，最后逃到隨國。
吳國軍隊包圍隨國，要求交出楚昭王。隨人卻斷然拒絕，還配合秦軍助昭王復國返都，“楚人德之”。
隨國與楚國的關系可見一斑。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隨國史，就是一部隨楚關系史。
而隨楚“不解之緣”的締結和堅定倡導者，就是此前二百多年的隨國大夫季梁。其理論基礎也是他當時提出的“修政而親兄弟之國”的政治主張。
與強楚相比，以隨之小只能算是“彈丸之地”。因此雖然季梁當時即有賢名，并且輔佐隨侯使隨國成為“漢東大國”（漢水以東最大的姬姓諸侯國），但史料中卻對他記載不多，在《左傳》中更是僅有兩處。
魯桓公六年（前706年），楚武王率軍侵犯隨國，兩軍在瑕地相持。武王派人要求議和，隨國派出少師前往主持議和。
輔佐楚武王出兵的是楚國令尹斗伯比，他以敏銳的政治家眼光，對楚國的軍事行動進行了反省。他認為盲目的擴充軍備和宣揚武力，會迫使鄰近的小國跟隨國聯合而與楚國為敵，因此建議武王把軍隊擺出一副窩囊的樣子，給一向狂妄自大的少師造成錯覺，從而進一步讓楚國東進主要障礙的隨國驕傲與膨脹，以離散其與周邊小國的關系，再尋機各個擊破。
于是武王故意損毀軍容，接待少師。少師果然中計，請求隨侯追擊楚軍。隨侯急于出師，季梁趕忙加以勸阻。
他從楚人求和與“羸師”的假相，已了然楚軍的詭計——得天時而強大的楚軍表現出疲弱，正是要誘騙隨國上當。他指出，自古以來小國之所以能抗拒大國，所依賴的是小國得道而大國淫暴：
“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君王常思利民為忠，祝史據實祭告為信。
對于隨侯和隨國的現狀，他在憂慮與激憤中一針見血：
“如今百姓還在挨餓，君王卻縱情享樂，而祝官史官在祭神時虛報功德，這樣的小國如何能夠抗拒大國？”
隨侯仍以供品豐盛純正而取信于鬼神進行辯解，季梁于是發表了奠定其哲學思想的精髓論斷：
“夫民，神之主也。”
民為神主！這一哲學命題的提出前無古人。
他認為，一個圣明的君王應該首先把百姓的事情辦好，然后才是致力于祭祀鬼神。祭祀時犧牲肥碩完整，只是向神表明了“民力之普存”；黍稷清凈豐盛，標志著“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把甜美芳香的美酒獻給神，象征著“其上下皆有嘉而無違心”。對于隨侯的供品“馨香”，他也一并歸功于舉國上下講求德性而沒有讒言和邪行。
接著，他向隨侯提出了“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的施政方針，指出如此才能“民和”，才能“神降之福”，才能在施政過程中“動則有成”。反之，如果“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只靠祭品豐富，“何福之有”？
對于內政外交，對于隨侯如何“庶免于難”，他的建議也是隨國立于諸侯之林的總綱領：
“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內修國政，外結睦鄰。
正是這一綱領的貫徹和延續，不僅使其時“楚不敢伐”，還讓二百年后楚昭王免于變身“吳囚”！
但是，季梁的施政綱領在隨國的執行可謂困難重重。兩年后的前704年，楚人從隨侯對于少師的寵信中找到了機會，加之隨沒有參加楚君的“沈鹿會盟”，楚武王再次親自率軍討伐隨國。
季梁先后提出了“弗許而后戰”以激勵士氣、“無與王遇”以避實就虛的軍事思想和作戰方案，均由于少師的阻撓而未被隨侯采納，終于在速杞交戰中大敗。隨侯逃走，斗伯比俘獲了隨侯的戰車和車右少師。
根據其它文獻記載，同樣由于隨侯對季梁的治國方略多有違逆，前690年隨國對楚的青林山之役還有一次慘敗，致季梁郁郁而終。
但這兩次終敗于楚的戰爭結果，卻均是楚軍忌憚季梁的存在，從而與隨國訂立了盟約而歸。這些盟約，正是日后隨人拒絕交出楚昭王時所言“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中的盟誓。
然而，讓后世記住季梁，更多的還是因為他的歷經千秋仍熠熠生輝的“民為神主”思想。
史家公認，中國的民本思想源于《尚書》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與“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季梁的民“主”，比《尚書》標榜的民“本”豈止進了一大步，他破天荒地確立了“民”對“神”的主宰地位。在那個時代，他已明確警告統治者：“如果民心背離，鬼神要降福也無能為力！”
只是后世的統治者，或者不能正視現實，或者出于維護統治的需要，對“天命神權”這一神圣光輪不斷標榜和涂抹修飾。然而，站在歷史的每一個轉折點上回望，歷朝歷代一次次的“造神”運動，何曾抵擋得過滾滾向前的時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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