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知識分子在面對文化遺產時，必定會覺得它浩浩洋洋，仰之彌高。這些東西是數千年來人類智慧的積累，當然是值得尊重的。不過，我以為它的來源更值得尊重，那就是活著的人們所擁有的智慧。這種東西就如一汪活水，所有的文化遺產都是它的沉積物。
智慧永遠指向虛無之境，從虛無中生出知識和美；而不是死死盯住現時、現事和現在的人。
總是同一些知識在其中循環，并未產生一種面向未來、超越人類的文化——誰要罵我是民族虛無主義，就罵好了，反正我從小就不是好同學——只產生了一個極沉重的傳統，無數的聰明才智被白白消磨掉。
倘若說到世道人心，我承認沒有比中國文化更好的傳統——所以我們這里就永遠只有世道人心，有不了別的。
對于知識分子來說，知識不神圣——我們用的字眼是：真實、可信、完美，到此為止。
不能強求知識分子與一般人在價值觀方面一致，這是向下拉齊。除了價值觀的基本方面，知識分子的價值體系應該有點獨特的地方。舉例來說，畫家畫裸體模特，和小流氓爬女浴室窗戶不可以等量齊觀，雖然在表面上這兩種行為有點像。
科學家維納認為，人在做兩種不同性質的事，一類如棋手，成敗由他的最壞狀態決定，也就是說，一局里只要犯了錯誤就全完了。還有一類如發明家，只要有一天狀態好，做成了發明，就成功了，在此之前犯多少次糊涂都可以。
痞是不好的，但其根源不在道德上，真正的原因是貧乏。沒有感性的天才，就不會有杜拉斯《情人》那樣的杰作；沒有犀利的解析，也就沒有昆德拉。
知識分子可以干兩件事：其一，創造精神財富；其二，不讓別人創造精神財富。中國的知識分子后一樣向來比較出色，我倒希望大伙在前一樣上也較出色。
去看電影，尤其是國產電影，也有類似的危險。這種危險表現在兩個方面：看了好電影不覺得好，你就不夠好；看了壞電影不覺得壞，你就成了壞蛋。有一些電影在國際上得了獎，我看了以后也覺得不壞，但有些評論者說，這些電影簡直是在賣國，如此說來，我也有背叛祖國的情緒了——誰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這種風險？
其實，不光是理論文章，就是電視劇、小說作者也會把自己的動機神圣化，然后把自己的作品神圣化；最后把自己也神圣化；這樣一來，他就像天兄下凡時的楊秀清。我對這些人原本有一些敬意，直到去年秋天在北方一小城市里遇到了一批耍猴子的人。他們也用楊秀清的口吻說：為了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等等，現在給大家耍場猴戲。
我怕看到猴子翻跟頭不喜歡，就背上了罪名；而且我也希望有人把這些順嘴就圣化自己的人管一管——電影、電視、小說、理論文章都可以強我喜歡（只要你不強我去看，我可以喜歡），連猴戲也要強我喜歡，實在太過分了——我最討厭的動物就是猴子，尤其是見不得它做鬼臉。
在《巴巴拉少校》一劇里，安德謝夫先生見到了平時很少見到的兒子斯泰芬。老先生要考較一下兒子，就問他能干點什么。他答道：干什么都不行，我的特長在于明辨是非。假如我理解得對，斯泰芬先生是說他在倫理道德方面有與生俱來的能力。安德謝夫把斯泰芬狠狠損了一頓，說道：你說的那件事，其實是世界上最難的事。
今天出外景，偷了點懶，把摘抄來過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