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之后，楊德昌在華盛頓州生活了7年時間，從1974 到1981年。“我在西雅圖找到了一份從事計箅機微處理器與軟件設計的工作（在華盛頓大學），從那時起我開始了朝八晚五的生活。我到30歲時，已經感到無比蒼老了。有一天，我路過一家電影院，那里正在放映《阿基爾，上帝的憤怒》，我就進去了。當我從電影院里走出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儼然成了一個與過去截然不同的人。”
《阿基爾，上帝的憤怒》是沃納·赫爾佐格執導的著名的狂想作品之一（其他“臭名昭著”的影片是《陸上行舟》和《諾斯費拉圖》，這三部作品都由克勞斯·金斯基主演）。影片講述了一個瘋狂的西班牙軍人在南美尋找黃金的故亊。“可以說，對我產生影響的并不是這部電影的風格或美輪美奐的影像，”楊徳昌細致地回憶著，“而是赫爾佐格創作電影的精神，這是我前所未見的。”
在赫爾佐格/金斯基電影的激發下，楊德昌堅定了決心，“我必須要在垂垂老矣之前做些我熱愛的事情”，因此決定于 1981年回到臺灣，開創自己的電影事業。
——約翰·安德森《楊德昌》
我喜歡那些故事中的毅然決然，甚至以為，動人的愛情故事里最動人的就是那些毅然決然的時刻。
楊德昌在美國的時候，喬布斯和沃茲尼克在做什么？楊德昌出生于1947年，1981年回到臺灣，沃茲尼克生于1950年，1975年6月29日，Apple I誕生，1977年，Apple II。楊德昌對那個嶄新的技術世界并沒有太多興趣。
1984年，另一個有趣的人也來到美國留學，繼續寫小說，和妻子開車游歷……1991年，他歷經10年完成的《黃金時代》獲第13屆《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大獎，同年，楊德昌的“楊德昌電影”獨立制片公司出品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到現在為止，我最愛的一部電影。
楊德昌給電影起的英文名字是：A Brighter Summer Day。來自貓王的一句歌詞，正是電影中小貓讓大姐翻譯歌詞的那首。
回國以后，王小波自己編了中文輸入和編輯軟件，雖然也可以賺錢，但更重要的是，用來寫自己的小說。
楊德昌在文章《新的書寫方式》里記下了他在佛羅里達大學讀計算機碩士，寫畢業論文的時候，選擇的研究課題正是“如何使電子計算機能夠處理中文文字內容”。當時他還擔心一旦電腦輸入法成為主流，昔日的書法藝術將會永遠消失，二十年后，他發現書寫方式真的改變了，他認為這種改變是積極的。他寫到：
電影從許多層面上來說都是一種寫作藝術。我從不認為電影是被人“發明”的：人類發明的只不過是一些技術手段，這些手段允許我們將連續影像同聲音結合在一起同步呈現，將這些手段實際運用便促生了電影。電影的出現，使我們有可能去講述“故事”，使我們無須親身參與其中，便可通過一系列的影像和聲音的還原，活的真真切切的生活體驗。我們的生命在電影出現之后，終于變得更加豐富多彩，可以說，有了電影，人類生命的容量至少擴大到了以前的三倍。
人類總是希望寫點什么，不論手頭有何種可利用的工具。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寫出來的作品總會找到讀者。這是人類渴望存續的本能需要……不斷進步的技術手段和不斷涌現的新發現互相作用，產生了一系列積極反響，而人們解釋客觀世界的方式，以及人類通過解釋世界傳達出的、或期望傳達出的含義，又以各種形式引導著新科技手段和新發現之間相互作用結果的走向。具體到電影事業，難道攝影機鏡頭拍出的連續運動的畫面，即使是最優秀的活動影像，就真正超越了卡蒂埃·布列松靈巧手指捕捉到的靜止畫面嗎？答案覺得是否定的。難道有聲電影就真的比無聲默片更好的還原了真實世界？不能說永遠如此，如果不是使用者明白怎樣用充滿創造力的手法使用新技術，那么，不論工具多么先進，其本身都沒有任何意義。而不論何種先進工具，一旦找到了擁有無限創意的使用者，它就必將在人類歷史上留下痕跡。安杰依·瓦伊達某部電影中的一個片段讓我十分印象深刻：片中的導演向審查者說：“如果你們禁止我用攝影機拍電影，我就用筆！”
看過兩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之后，期待已久的CC修復藍光版終于來了，到現在也沒敢于或沒舍得看，不過，寫一篇關于這部電影的文章的念頭一直縈繞不去，我并不知道要寫什么或者如何寫，但是就好像親身經歷了一件不同尋常的事件，沉沉的壓迫著，或許又是暴烈的美好的黑暗的閃光的，想有人聽我說點什么。
我想過，寫電影里的細節，比如小四晚上路遇醉酒的小店老板，手里拾起板磚又丟下，去救起他，寫電影之外與之相關的真實事件，寫一個和電影有關的虛構故事……
最后我決定，我得先試著從探尋一個問題的答案開始：楊德昌為什么要拍電影，他為什么毅然決然的從我覺得同樣有趣的技術新世界轉身，去拍他熱愛的電影？
現在，我已經有了自己的答案。
楊德昌五歲的一天，哥哥突然把一本本子遞給他，封面是用彩色鉛筆涂寫的幾個大字“顏色藥水和一樣藥”，他一頁一頁的翻，看得目瞪口呆，那是哥哥自己畫的連環漫畫，一個神童發明了顏色藥水和一樣藥，他用顏色藥水隱身草叢去救人，用一樣藥把大家變成警員制服歹徒，在國際籃球賽上，用顏色藥水改變球衣顏色讓洋球員誤傳，用一樣藥使得每個中國球員擁有同樣出色的身高、準頭和彈跳，贏得比賽……
這個故事就在楊德昌的文章《顏色藥水和一樣藥》里，他說，“這是最原始的一次回憶，也是我和漫畫故事的開始”，他還說：
這前后有十年左右吧。
那時候，夏天窗外的陽光從各種角度反射進屋里……
五歲開始，十年之后，正好差不多是張震初次站在攝影機前的年紀，他的小四出現在銀幕上的年紀。
在文章的結尾，他寫到：
電影永遠是最花錢的玩意，漫畫就省多了，打球是和呼吸空氣一樣免費。當時老師、父母，總以為這些都是無聊的閑事，一些打發時間的消遣，我到今天還是不能贊同這種看法，因為，這和打麻將之類的消遣最不同的是，這些行為里永遠都存在著一個夢，一種向往，一種對另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的存在的信心、期待、依據。
對我來說，哥哥是個天才。
另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這也是A Brighter Summer Day的一種注腳吧。
和吳念真的NJ一樣，少年楊德昌終于沒有徑直向著夢想而去，他去學了工程。
在我的腦海里，少年楊德昌揚起手臂，書本在夏季落日的余暉中劃出一道漂亮的弧線，他高聲叫嚷，媽的，別人都不明白我，你怎么可以！
在美國期間，楊德昌也參加了南加州大學的電影課程，但是在那里，他感覺并不舒服，他想做的不是成為好萊塢電影工業的一名雇員。
我想，童年楊德昌，和電影里的洋洋，已經學會了，獨立的、細細的觀察他們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他們想要告訴身邊的人告訴我們，他們所看到的，他們想要講故事，用自己的方式，講自己的故事。
也許偏離自我越遠，積累的能量越是強大，當他回到自己本來的道路上，便一發不可收拾。
日常生活中，楊德昌溫和而非常有教養，然而進了片場，就立即變身嚴苛惡劣的暴君。拍《麻將》時，楊德昌大發雷霆，問小魏怎么搞的，隨手就要抄起椅子打他。魏德圣說，如果當時他打下去，自己肯定會跟他拼命，結果，他收手了。第二天開工前，他笑著過來拍拍小魏的肩膀，魏德圣說，這就夠了，他在跟你道歉。
仿佛《青梅竹馬》里侯孝賢的阿隆。
其實我小時候也幻想過當電影導演，但是后來發現，要讓那么多人來幫你拍一部電影，這太恐怖了，還是寫小說吧，只需要自己一個人，多輕松多自由……
有時候我們僅僅是追求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有時候我們覺得必須做點什么。在楊德昌的身上，我再次發現關于真和美的執著，以及，某種使命感。
1983年夏天，我快快拍完《風柜來的人》。票房很差。楊德昌看了片子，告訴我想幫我重新配樂，用了古典音樂《四季》；《風柜來的人》飛揚起來。這是我電影音樂的初啟蒙。延續到1995年拍《南國再見，再見》，我才領悟電影音樂與影像的關系史對位的，而不是主從的。
1985年，楊德昌拍《青梅竹馬》，我當制片兼演員。其中有一場景：一群青少年騎摩托車繞“總統府”廣場呼嘯而過，把一橫排燈泡鑲出的大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甩在遠去的黑暗里。當時臺灣還是戒嚴時期，“總統府”廣場是禁區，是禁止摩托車的。
我們選在十月慶祝“國慶節”之后拍攝，當時“總統府”及廣場古城門上燈光璀璨，懸掛著巨幅的“總統”畫像。我們緊張興奮，擔心被警察憲兵逮捕。結果沒有人理我們？應該說看不到警察，我們連續拍了兩次。
隔天，看新聞報道才知道，那天夜里是臺灣全面掃蕩黑幫的“一清項目”，動員了所有的警力。后來我才了解楊德昌的眼光是跟我不同的眼光。他看見了臺灣權威統治下真實而荒誕的現實，同時緬懷著自己已然詩化的成長記憶。
——侯孝賢《另一種視角》
楊德昌絕非只會空談的理論家。他對現實有著清楚的認識，對自己出身的族群、自己的道德觀念有著毫不妥協的堅持，如果說藝術家對社會的介入這一原則還沒有被某些人糟蹋掉，那我們完全可以說，楊德昌是一個典型的積極介入社會的藝術家。
——奧利維耶·阿薩亞斯《楊德昌和他的時代》
雖然，我回答了自己第一個問題，但是我并沒有把握，回答自己的另一個疑問，楊德昌對世界對人們對自己的態度是什么，他是樂觀的嗎？也許并不會有確定的答案，我還是從這里寫下去。
我不是那么喜歡《一一》，不是不喜歡，她很好，只是我喜歡她的程度稍遜。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電影接近結尾時NJ的臺詞：
你不在的時候
我有個機會去過了
一段年輕時候的日子
本來以為
我再活一次的話
也許會有什么不一樣
結果
還是差不多,沒什么不同
只是突然覺得
再活一次的話,好像
真的沒那個必要
真的沒那個必要
我心里的少年楊德昌，其實是小四的模樣，大聲質問，不是說好的，三倍人生嗎……
或許是無怨無悔，更或許是意興闌珊。
人們認為《一一》更容易被接受，她不像楊德昌之前的作品那么尖銳，顯得更加明亮、溫和，有人說，也許是因為他遇到了彭鎧立。《一一》之后，楊德昌開始投身于動畫創作，可惜我們看不到了，我好希望他依然好好的一直活著，因為我總覺得，等他活到足夠老，那個老年楊德昌，會更像少年楊德昌，會更像他童年所愛的漫畫英雄。
我更想一頭扎進那個黑暗的暴烈的又美好的閃光的少年的世界。
我想這關乎審美的趣味，關乎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態度。
不談審美，只說說態度。
電影并不為解決問題而存在，其實他只可能提出問題，他可以把我們忽視回避的問題擺到大家眼前，他可以抓住我們之間那些共同的相通的東西，把其中最美好的也許是最丑惡的展示出來給我們看，他打動我們，喚醒我們沉潛的情感。
在我看來，《一一》中醒目的恰恰是中年NJ的疲憊無奈和意興闌珊，如果說整部電影是一首樂曲，或許正像NJ戴上耳機隔絕世界反復播放的，那是旋律的輪回，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交錯輪回，故事并沒有什么不同，矛盾和疑問長存，雖然還留了一點希望，洋洋，但是會有不同嗎？愛情就是這樣的嗎？人生就是這樣的嗎？世界就是這樣的嗎？
《一一》距離我們太近，我們清楚，他們就是我們。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卻是另一個完滿自足的世界。
對于楊德昌來說，那是少年記憶，對于更多的人們對于我們來說，那大部分是歷史，雖然并不遙遠，雖然，也許也會和我們的記憶和現實交錯。
羅賓·鄧巴在《人類的演化》一書中提出，宗教和講故事，文化中的兩個關鍵特性，為人類所獨有：
我們說這兩種特性是人類所特有的，是因為這兩種特性都需要用語言來執行和傳遞，而只有人類的語言擁有這種作為媒介的質地。對于這兩種特性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它們都要求人類能夠生活在虛擬的世界之中……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能夠把自己從現實世界中抽離出來，也就是說，從思想意識上和眼前的現實世界保持一段距離。只有當我們做到這一點，我們才有可能用超然的眼光去打量置身其中的現實世界，去思考它的緣起和合理性以及必然性……
楊德昌一點一點鋪陳出故事世界，我們緩緩不自覺沉浸其中，當我們回到現實世界，我們不禁要問，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為什么會這樣，此時此地，又或者回到那個世界之中，是否可能不同。
講故事對于人類的意義，遠遠超出我們日常生活的簡單經驗，也不僅僅是一個更明亮的夏日。
我很喜歡電影的結尾，小貓去監獄送錄音帶，那是他給小四的信，告訴小四：
記得我錄的這首歌嗎？
你猜我把它寄給誰？
我寄去給貓王
他回我信了誒
他信上寫
他的歌竟然在一個不知名的
小島上這么受歡迎
他很感動
他還送給我一個禮物誒
可惜你看不到
我現在天天戴著他送給我的戒指
很屌耶
只是
不知道哪天可以讓你把一下
一個漂亮的轉身。
很多時候，我們的生活，就像某個不知名的小島，我們自以為明白卻并不真正明白這個世界和人生的廣闊和多樣，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可能性都被我們自以為是的隔絕了。
但是，正如楊德昌所說的，“這些行為里永遠都存在著一個夢，一種向往，一種對另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的存在的信心、期待、依據”，可能有那么一天那么一個時刻，一部如《阿基爾，上帝的憤怒》之于楊德昌的電影，一首歌，一處風景，一本書，我們身邊眼前的一個人或一件事，一幅畫，一個句子，會深深的擊中我們，為我們閃現另一個世界的大門。
回到電影開頭，巨大的陰影還隱藏在門后，我們只聽見世故的言辭，轉眼間，一條明亮的道路，小四和爸爸騎著單車漸行漸近。
第二次父子同行，是在黃昏的街市，他們回到地面上，推著單車并肩緩步，爸爸說了他的道理：
記過就記過吧
如果一個人還為他沒有犯過的錯誒
去道歉，去討好的話
那這種人，什么事情做不出來啊？
小四說：
可是，我好像覺得
這世界上這種事情太多了
父親繼續說：
所以啦
讀那么多書
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個
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
如果到頭來，還不能很勇敢的
相信它的話
那做人有什么意思啊？
你要相信，你的未來
是可以由你自己的努力來決定的
第三次父子同行，已經是夜晚，爸爸經受過巨大的打擊，他曾堅信的一切都土崩瓦解了，但小四不同，他決心退學后努力讀書，參加考試……
劇中另一位關鍵人物Honey，也對小四說起他眼中的《戰爭與和平》：
有一個老包
好像全城的人都翹頭了
他一個人要去堵拿破侖
然而，開始的時候，當他們在片場談及Honey，小明在小四手電筒光中，走著近乎舞蹈的步子，講出了故事的另一面：
你笑什么
笑你好老實啊
你這種人，以后會吃虧的
為什么？
哈尼就跟你一樣
大家都怕他，怕的要命
其實
沒有人知道
他是最老實的人
就是天天不服氣
看別人不順眼
橫沖直撞的
我每次都想要跟他講
這個世界
是不會被你改變的
后來，小四在教會圖書館遇到小翠，他們去看電影、幽會，小翠也有一番話：
你是不是現在很想改變我？
你想把我當生物實驗課啊？
你好像有很多大道理耶
我這樣子天天都很自在，而你呢？
如果我不改呢？
最后的夜晚，小明把這一旋律推向了高潮。
小四：
小明，你所有的事我都知道
可是我不在乎啊
因為只有我知道
只有我能夠幫助你
我是你現在唯一的希望了
就像以前哈尼一樣
這就是為什么你現在
還一直忘不了哈尼
因為，現在我就是哈尼
小明：
你的意思是要幫助我來改變我是不是？
你怎么跟別人一樣啊
我看錯你了
你原來跟那些人都一樣
對我好，就是想要跟我交換
我對你的感情
這樣你就安心了，是不是？
你太自私了
要改變我？
我就跟這個世界一樣
這個世界是不會變的
如果說，電影中的小四沒能走進一個更明亮的夏日，差不多同齡的事件見證者楊德昌以及同一代的大多數人們卻走出來了。
至少在某些方面，我們應該可以確定的說，世界已經改變。有趣的是，史蒂夫·喬布斯改變世界的口號，成為了時尚。我們的世界被許多事物共同改變了，其中不可忽視的，包括史蒂夫·沃茲尼克可以作為代表的新興的技術力量。然而，我想說，楊德昌和他的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及其他，也是這種改變中重要的一環，因為她塑造了我們的記憶和歷史，我們的故事，我們的世界。
同時，我比楊德昌更激進的認為，形式、技術，對于內容有著決定性的影響，講述故事的技術和方式不同，意味著故事的可能性和形態可能會完全不同。想想電影《降臨》或者說，《你一生的故事》……
電影，正是最適合楊德昌“講述”故事的形式。
而對小四，也許只是缺少了一個機會一個窗口，錯失了另一個世界，另一個故事。
在我年少時，常常會一人騎上自行車，無目的的穿行于城市。
我多希望，看到小四毅然轉身，騎上單車，飛快的行進，在某個時刻，與我擦肩而過，我在心中喊道，四兒……
終于寫出來了，在寫著的中間，也終于下決心看完了CC修復版，好些以前沒搞清楚的搞清楚了，有了新的發現，雖然如果再看，我想還會發現和想到些什么，不過現在我有一點超越的感覺，走過這一部，我相信，未來某一天，我遇上一部更愛的電影，很多東西會變，但是也許有些東西不會改變，或者說變得更頑固，成為你的一部分，成為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