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假期，兩個班學生居然有十幾個有打工的體驗，這讓我很意外。雖然，這些學生的服務對象都是自家人，但這種打工體驗的現象在前幾屆學生中也是少有的現象。這些打工的學生，有的是幫忙帶家中的二娃，有的是幫老年人做工，有的是在村里的工廠幫工，有的在體育局幫工，有的在自家工廠里幫工，有的在自家火鍋店幫工，有的在父母單位里幫工，有的在自家親戚的店里幫工，也有做志愿者獲得報酬的。可見，打工資源各不相同，卻大都“就地取材”。

同樣是十二三歲小孩過暑假，為什么這種幫工的情況在往屆微乎其微，在這一屆卻占有不少比例呢？個人認為在于學生生源的家庭階層在這些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在過去一二十年，私立校的學生家長，如果是工薪階層，大多是來自公檢法、醫院、高校，如果是體制外的家長，大多是“實業家”“企業家”“商界名家”。記得我最早幾屆學生家長，其文化程度、個人修養、經濟實力，真的是這二十年里最好的。家長們對子女的培養，也是精英化的。在當時，只有那種很難“管教”的小孩，才會被建議去父母的工廠里幫工，以正三觀。當時，把幫工做為一種非常態的教育手段。比較常態的與“生財”有關的家庭教育行為，我所了解到的體制內的有些家長讓小孩學會不亂花零花錢，要學會存錢，要學會合理分配自己的錢；有些開放的家長教小孩炒股知識，告訴小孩要用錢去生錢。在過去的一二十里，家長是不愿讓小孩去進行幫工體驗。學生們家境優渥，一個比一個往精英成長路上前進得勇猛。他們各自的零花錢，讓他們根本沒有幫工的概念。現在還記得20年前，一個學生的零錢包丟了，哭得慘兮兮地來找我。我問錢包里有多少錢，她說，一萬多。而當時我們這兒的房價才600一平。

記得當初剛到私立校的第一個暑假，我還給學生布置給一個社會實踐作業，讓學生能用自己的智慧和雙手，從父母親戚以外的人手中賺得報酬。那時，這些小朋友做得最多的就是上街賣鮮花和幫報社送報紙。一天所得在大多十幾元錢。這樣的活動也僅僅是一天，這樣的體驗，秀得成分更多。

后來，隨著私立校越來越多，隨著各界家長對小孩的期待越來越高，私立校不再是純精英教育模式，它也服務所有人，也順應社會需要。于是生源家庭變得多樣化，家長的文化、經濟、個人素養的差異性很大。隨之而來的教育藝術的復雜性也在這個過程中體現了出來。不少學生已能感知到同學之間家庭差異較大，有也一定學生家庭并不富裕，他們對錢財認識，自然比前幾屆學生有更真切的體會，也當然會有更接地氣的假期幫工。

當然，以上學生的假期幫工，絕不是家庭困難的不得不為之，但這也體現了一種擔當精神在其中。不同的家庭有對社會不同的認識，學生有不同的度假方式，也就不足為奇，是我自己過于感慨了。當然，以上是從家庭以外的角度來看這個現象。如果站在每個家庭的角度，估計出現這種情況有以下幾種可能。

一種可能，今年的疫情，讓原本有外出計劃的家庭止步了。于是，在家帶娃又成了一個大難事。家族、社區有相應的資源來安置這些讓家長頭疼的娃，這可能也是一部分家長讓學生去幫工的原因。讓小孩去幫工，可以減少家長與小孩長時間呆在一個比較狹窄的空間里，減少“雞飛狗跳”的可能性，讓小孩有事做，讓家長有時間可喘氣。

一種可能，有些家長，可能是無法掌控小孩的手機或游戲，與其讓小孩在家捧著手機，美名其曰學習，或是在家聯網打游戲，不如扔給別人，讓他遠離手機和游戲。兩相取舍，讓小孩去體驗生活，總要少摸一會兒手機，總要少打兩盤游戲吧。這一類情況，大有兩權其害取其輕的感覺。

一種可能，有些家長，就得小孩假期幫工，本就是家庭需要的。如自家開店的，無論是在火鍋店跑堂，還是在小賣部記帳，都是一種帶娃模式。

當然也不排除，家長就是一種小孩體現生活的不易的態度來著的。

我想，不同的家庭自有不同家庭的生活方式，說這么多，其實，還是愿學生家庭條件好些、愿社會經濟發展好些，這樣，學生假期幫工，才更能稱得上是體驗，而不是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