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語
曾經的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否則就得餓肚子。后來，人們開始八小時上班，八小時睡覺，八小時吃飯喝酒聊天看電視。再后來，年輕人離開了電視，迎來電腦、手機，創作、回復、分享已成為后面八個小時的主流，這就意味著我們在這個非工作時段已經由消費者、接受者轉變成一個內容的創造者和分享者！這就叫認知盈余！
維基百科、百度百科、Linux系統、微信、知乎、豆瓣……這些偉大的創造都來自認知盈余，而這也只是對我們的“認知盈余”極小部分的運用。如果更多的盈余被發開出來，那么這個世界將變成什么樣？
作者克萊.舍基，任教于紐約大學，是微軟、諾基亞、保潔、BBC、樂高和美國海軍等機構最為推崇的咨詢顧問。曾在《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哈佛商業評論》等權威媒體上發表多篇指引網絡科技未來的前瞻性文章，被業界譽為“互聯網革命最偉大的思考者”。
自由時間積累成認知盈余
什么是認知盈余？這要從自由時間說起。當社會步入工業化，生產效率大幅提高后，人類開始有了自由時間。一個受過教育或有特殊技能的人，如果適當利用這段自由時間，即可產生不弱于工作時間的價值。而龐大的潛在人群，在機會和分享欲望的推動下，運用便利的工具和新穎方式，發掘利用累積起的自由時間，則可能產生巨大的能量，這種能量與效應作者稱之為認知盈余。
杜松子酒
想象一下，你從農村進入城市，整天在工廠辛苦工作，下班后終于有點自由時間了，你會做點什么呢？工業革命的鼻祖——英國最初進城的那批產業工人選擇了杜松子酒。那時倫敦的街頭隨處可見賣酒的小推車，這種酒口感不錯，容易醉，比啤酒包裝有型，又比葡萄酒便宜，于是產業工人下班后就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喝醉后還有小旅館出租價格低廉的草席供人休息。可見是工業化創造了新的生活方式，人們突然多出了一些自由時間，這樣某種公民盈余出現了。
電視土豆
公民盈余在工業化之初讓人們享受起杜松子酒，那么后工業化時代，在人們更有錢、更有時間、更長壽時，大量的公民盈余會用來做什么？它們被消耗在了一個你我都熟悉的事物上——電視，電視劇、新聞、脫口秀，當然還有廣告，人們什么都看，而且根本不需要知道電視播放什么，人們就已經決定看電視了。過去50年中，人們用于看電視的平均時間每年都在增長。僅老美一國人民，每年花在電視上的時間大約是2000億個小時，而編輯整個維基百科的時間不過是區區一億個小時。
自由編輯
終于來到了互聯網時代，你不是在電腦前，就是在手機前，那么多不工作的自由時間，你又會做什么呢？要知道電視兩端的人地位是不平衡的，擁有電視、電臺的人可以決定向終端前的人說什么、展示什么，反之則不然。但是，電腦這些智能設備就不一樣了，你既可以消費數字內容，也可以創造內容、分享內容。
大笑貓：在國外大火的“大笑貓”就是這么產生的。發一張可愛的貓咪圖片并加上一個可愛的標題，讓人看了忍俊不禁。
維基百科：一大群有著專業素養的人，自愿參與討論、編輯一部百科全書，就這樣維基百科產生了。
Ushahidi：肯尼亞一場有爭議的選舉使得國民陷入針鋒相對的境地，一位活躍人士在自己的博客上記錄了一次暴力沖突，并邀請讀者將他們見證的其他暴力行為分享出來。大量的人參與到這個活動中，后來她發起搭建了一個平臺——Ushahidi，因為平臺比媒體的信息量更大、更實時、報道范圍更廣，它的影響力非常大，甚至迫使政府改變了執政態度。
為什么人們會自愿參與這些活動，這來自于人們喜歡參與、創造并分享的動機。比如“大笑貓”的社會價值和文化壽命雖然都很低，但是它傳達了一個信息：你也可以參與進來玩這個游戲；雖然，這是一種低質量的創造，但它仍然是一種創造；而且分享才是愉悅的來源，沒有人創造一個大笑貓是為了給自己留著。
全新資源
大規模是認知盈余效用的前提。在巨大的基數下，無論多微小的變化都能累積成巨大成果。當群體足夠大時，不可預知就會變得可以預知，比如拿著相機的人目擊全球性大事的概率就非常大。早在911事件之時，主流媒體采用的就是現場的普通群眾拍下的照片。曾經依靠專業攝影記者記錄的新聞報道，越來越被普通人取代。
彼此協作：全世界受教育人口累積起來，每年超過一萬億小時自由時間，公共媒介的發明和擴散，使得普通群眾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不過，要想將資源發揮相應作用，我們必須學會彼此協作。
工具賦予可能性
參與、創造、分享的動機人們古之有之，除了時間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工具，互聯網為我們提供了可能。
案例：東方神起，總統倒霉
2003年，時任韓國總統李明博決定重新開放可能有瘋牛病的美國牛肉進口，消息一經披露，韓國民眾開始公開抗議。這次抗議活動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一半以上的抗議者都是青少年，特別是十幾歲的小女孩。這些小女孩按理說對這種話題不會太感興趣，那么她們為什么跑來抗議呢，因為“東方神起”。東方神起是韓國一個偶像男子樂團，但他們并未發出任倡議，這些女孩只是因為在東方神起的網站上聊天，聊到瘋牛病這個話題，大家變得焦慮，心懷憤懣，所以就上街游行了。
新方法解決老問題
交通擁堵是老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恐怕很難從限制車輛、拓寬道路的老辦法上去考慮了，而是要從出行效率上解決這個問題。如果能把出行車輛的空座位都坐上人，那么就不會有那么多的車輛出行了，我們可以通過信息的發布與接收，協調撮合司機與乘客彼此間的需求，就能提高出行效率，減少擁堵。我們知道Uber、滴滴、易道已經在做這樣的事情。
古登堡經濟原理失靈
傳統媒體模式即一幫專業制作人為大量業余的社會用戶服務。這種模式的經濟和制度邏輯實則來自古登堡印刷機發明的年代。我們知道，15世紀中葉，德國的一位印刷商古登堡發明了活字印刷機，使得書籍由珍貴無雙的手抄本變成了大批量印制生產。那么，書商就需要知道哪些書是讀者喜歡的，可以出版的，否則就會賠本，所以就有了選題、論證、編排、印刷一整套流程，發表文章需要獲得出版商的許可后才能進行。但網絡改變了這一模式，只要你按下發表鍵，就可以發表自己的作品和看法，而且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
作為社會連接組織的媒體
媒體曾經代表著“某種由專業人士創造供業余人士消費的東西”。而如今媒體的內涵，已經變成社會的連接組織，包括公共媒體和私人媒體。數字網絡不斷增加著所有媒體的流動性，原本只能在單向公共媒體（書籍和電影）和雙向個人媒體（如電話）間進行的選擇，如今擴展出了第三個選項：從個人到公眾的可延展的雙向媒體操作。它其實囊括了經濟學的轉變，每個人都在付費，每個人都得以使用，這種后向古登堡經濟學的轉變很大程度上為我們所見的慷慨、公開、有創造力的行為提供了便捷的方式。
工具賦予行為可能性
我們擁有大量空閑時間的原材料，以及以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便捷、隨處可用的工具，這是認知盈余發揮作用的土壤。雖然并不是這些工具塑造了我們的行為，但是工具賦予了我們行為發生的可能。曾經的媒體世界里，我們像孩子安靜地圍坐成一圈，吸收著圓圈中央大人們為我們提供的一切。但現在它已經讓位于一個新世界，大多數的交流不管是公開還是私下的，都以某種形式為任何人所用。
那么，到底是什么激發了這些從前作為受眾的人們開始參與到媒體活動中呢？
無酬的動機
如果按照西方經濟學“經濟人”的假設，那些無償花費很多精力于某項任務上的人簡直是“腦子進水”，但在現實中，這種現象卻比比皆是，而且他們很開心！
案例：葛洛班之友慈善組織
歌唱家喬希·葛洛班的粉絲為了送偶像一份有意義的生日禮物，他們首次嘗試以葛洛班名義募捐并成功地募捐到1000美元。后來，慈善募捐就成為葛洛班之友的班務之一。他們自己設計了網頁，拍賣葛洛班之友捐出的東西。參與人越來越多，涉及到的資金也越來越龐大，就成立了“葛洛班之友慈善組織”。要知道運營“葛洛班之友慈善組織”是一項艱巨的工作，參與者不僅沒有報酬，還會搭上自己的錢。那么他們為什么會積極參與這件事？
熱愛勝過金錢
著名的搭積木的實驗有助于闡釋人類的動機。一組實驗者沒有得到任何關于報酬的許諾，另一組則提前被告知搭建成功會獲得報酬，結果當兩組人員再次被要求參與搭積木實驗時，無報酬的一組比另一組明顯更有熱情也更加投入。這個實驗證明了一個心理學理論，動機分為兩大類，內在動機和外在動機，內在動機能讓行為本身就成為一種回報。
內在動機是一張包羅萬象的標簽，把人們可能從一項活動中獲得的或基于活動本身的回報所造成的各種激勵因素聚集在一起。德西把兩種內在動機標注為個人的：自治的愿望（決定做什么、怎么做）和有勝任感（能夠勝任所做的事）的愿望。制作網站能夠打動一眾參與的人，就是因為“我自己完成了一件事”的感覺比“請專業人士替我完美地完成了這件事”好得多，因為那隱含著勝任感，而勝任感最容易產生于處于能力范圍邊緣的工作。
成員資格和慷慨
哈佛大學教授尤海·本克勒和紐約大學教授海倫·尼森鮑姆在觀察了一些參與性例子，尤其是同伴們通過分享進行的軟件開發——開源軟件的例子后，認定社會動機（對成員資格和共享的渴望）能加強個人動機。新的傳播網絡鼓勵成員加入和分享，人們在內在動機和社會動機的共同作用下，分享的愿望被極大增強。新型組織通常使用的業余愛好者的設計環境，能夠比專業設計師的設計更好地創造成員環境和歸屬感，而組織表現出的感謝與敬意，也激勵著人們，賦予他們更強的動機。
業余愛好者對事物的熱愛動機能夠促進他們之間的協作，而且在地理范圍上幾無限制。萊納斯·托瓦茲第一次為創立Linux操作系統軟件而尋求幫助時，他收到的回復雖然不多，但卻來自世界各地。而我們所熟悉的各種“字幕組”也是全球性的。
放大渴望的反饋循環
曾經我們的一些業余愛好因為找不到同伴而被輕視、壓抑，但如今的社會化媒體環境下，無論你喜歡什么都可以找到同行者。很多特殊團體內部關心的東西，在外人眼里似乎毫無價值，但對于他們來說，那些東西卻是最有意義的。他們通常熱衷于尋覓同類人，與之交流。比如，FanFiction.net上的網民，熱衷于創作同人小說，最富創造力的當屬哈利波特的同人小說，目前已經有50萬個哈利故事，故事長度也幾乎與J.K.羅琳原著小說不相上下了。
如果新的交流工具能夠允許我們釋放壓抑的愿望，效果就會像酒塞爆出一樣，我們潛在的對自治和勝任感的滿足也會釋放出來。在一個反饋循環中，個人動機和社會動機可以互相放大。
不過，如果你只是假裝給人們提供一個內在動機的宣泄口，實際上要把人們塞入已經設定好的框架內，你可能會遭到人們的反叛。
活躍者為我們創造機會
擁有時間、工具和動機之后，可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那么這個東風就是機遇，那么機遇從何而來呢？一些活躍的先行者的探索和創造就是其中的答案之一。而且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的先行者，我們給彼此創造機會。
案例：滑板與畫室
麻省理工經濟學家埃里克·馮·希佩爾認為，所謂“領先用戶創新”并不是由產品的設計者，而是由產品最活躍的使用者來推動的，使用者完全可以將該工具以一種設計師從未想到過的方法來使用，而這往往來自一個協作小組的探索和改進。20世紀70年代，一群孩子將干涸的游泳池變廢為寶，他們自稱西風少年，在空蕩的泳池里他們能夠玩出很多新花樣。在一次比賽后，他們的視頻風靡全球，進而掀起了滑板熱潮。同樣，印象派畫家團體，也經歷過相似的過程。在追求個人目標時，深切考慮并支持他人的追求，這種能力是人類生活的根本。
社會生產：陌生人免費讓你的生活更美好
如果你已經離不開互聯網，請感謝布萊恩·貝倫多夫這個人吧，他是Apache的元老級程序員，Apache是世界上使用最為廣泛的Web服務器。Apache的計算機代碼就像哈利波特同人小說一樣唾手可得，Apache許可證規定，包括創建者在內，任何人都不能阻止Apache的各種版本繼續以免費的形式流通，這是為了保證任何對Apache有改進的人都可以輕易將其免費分享。Apache項目吸引了一群不可思議的人才，有人修補缺陷，有人更新版本，它的不斷進步得益于協作群體的存在。
當一件事復雜到單人無法完成時，就需要團隊來承擔。驅動一個團隊承擔復雜任務的初級機制有兩層，第一層是私人部分，即為團隊支付滿意的報酬，這是公司的方法。第二層是公共部分，即使沒有任何錢，團隊仍然愿意為了崇高目標和責任感而努力，這是政府和非營利組織的方法。而驅動團隊生產還存在第三層機制，團隊成員完成其對價值的創造，以及相互間的工作協調，這是朋友和家庭的方法。這種機制將我們的自由時間和特殊才能匯聚在一起，共同創造，做有益之事的能力的增強，構成這個年代巨大的新機遇之一。誰能充分利用這一機遇，誰就能改變人們的行為。
新機遇與舊成功
在人類動機這個問題上，可以參看這樣一個案例。有一款音樂軟件叫Napster，可以將自己的音樂列表，免費分享給朋友，這款應用很快火爆，吸引了數千萬的用戶。于是，輿論出現兩種觀點，一個是認為年輕人道德敗壞，無視知識產權，另一個認為年輕人太滿懷分享精神了，但事實上，這兩種觀點都有偏頗之處。
Napster得以在年輕人中流行，既不是因為他們比前輩更有犯罪傾向，也不是胸懷偉大思想，只是因為數字化資源無需花費邊際成本就可以無限復制，分享足夠容易，人們很樂意分享。而且，開發者利用正確的激勵方式，設計出了一個程序，將前兩個愿意把連接了起來。它只是通過正確的激勵方式，將新的機遇與舊有動機結合起來了而已。
另一個案例，美國在戰后嬰兒潮后出生的那代年輕人，被認為是懶散，墮落，毫無斗志，被貼上了X一代的標簽。直到20世界80年代，這代人進入工作領域，開始辦公司，加盟創業企業，成為了社會中堅。為什么人們的判斷會出現如此大的偏差，這是因為人們沒有考慮過他們的機遇。1987之后，美國經濟由起伏不定陷入到全面衰退。在大蕭條時期，人們毫無機遇可言，自然看上去比較頹廢，而蕭條一結束，機遇與前景立即變了。所謂天生代際差異是流行文化經典中最沒有說服力的一個概念，就如我們經常所說的80后、90后一樣，代與代之間有別，但機遇造成的不同遠大于人之間的不同，事實上人性改變起來其實是非常緩慢的。
社會感染：協作的螺旋
巴基斯坦的拉合爾有這樣一則新聞，三名年輕人厭倦了國家的政治分歧和無法保證基本生活水準的無能，受到街頭抗議律師的啟發，決定動員人們上街清理垃圾。他們通過Facebook召集同行者，一旦人手充足，他們就會于星期天出現在當地的一個公共場所收集垃圾。起初市民只是旁觀，但隨著這群人反復出現，市民們逐漸加入，影響力越來越大。事實上他們不只清理垃圾，也將積極的公民參與展示給認識的人看，這些人再展示給他們認識的人，如此一層一層傳遞下去，就產生了社會感染。
如今互聯網成為一個制造機會的大機器，以前所未有的省錢省力的方式，為小團體創造新社會，同時向潛在參與者滲透。新工具賦予我們新的能力，繼而又使我們能為彼此創造新機會。
創造慷慨文化的時代
文化是驅動人們產出認知盈余的另外一大動力。文化雖然看不見摸不著，卻擁有無可替代的深遠影響。而我們現在則處于一個創造慷慨文化的時代。
案例：制度改變文化
父母在接孩子時遲到，自然而然會增加日托中心的困擾，所以有的日托中心，設立了懲罰制度，遲到10分鐘以上的家長，將會被罰款。這一舉措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遲到的家長達到此前的三倍。后來，日托中心撤銷了罰款制度，但遲到人數仍然未回落到以前的水平，看起來似乎有悖常理。事實上家長接受罰款制度后，日托在他們心中就由共享事務變成了赤裸裸的付費交易，老師的時間就是商品，罰金就是交易價格。即使制度撤銷后，家長們仍視日托中心工作人員就是可以拿錢來交換的人，而不是受人尊敬的老師，故而該遲到就遲到，缺乏之前的愧疚心。這種由新制度而引發的最終改變的是文化，它的影響比懲罰制度更加持久。
文化是一種協調工具
1645年，英國的一群大科學家，包括羅伯特·博伊爾、羅伯特·虎克、克里斯托弗·雷恩等，組成了一個叫做“我們的無形學院”團體。無形學院是相對于牛津和劍橋那樣的大學而言的，他們沒有固定的集會地點，只是通過互相通信和不定期的會面來研討、交流，他們有一個清晰而透明的交流準則，當一個成員公布自己的實驗成果時，其他人不僅要知道結果是什么，更要知道實驗是如何進行的。短短數年間，“無形學院”的數位成員就在化學、生物學、天文學和光學領域取得了巨大進步。他們猛烈地抨擊了那些煉金術士們，后者各自為營，對自己的方法和成果基本保密，描述實驗時也都是含糊不清。因此，煉金術士們是不可能借鑒到別人的成果的，也不可能取得更大的進步。
驅動“無形學院”成功的其實既不是工具也不是遠見，而是文化，這種在科學界創造、分享、進步的文化驅動了現代科學的進步，也是現代科學制度的基石。
知識共享的前提
知識是人類所擁有的最具兼容性的東西，但是要想利用它，還需要具備一些條件。法國經濟學家多米尼克·弗瑞指出，這些條件分別是：社區規模的大小，共享知識的成本，被共享知識的明晰性，已及接收者們的文化規范。
第一個條件是社區規模的大小。知識不同于信息，知識只存在于那些能夠理解它的大腦之中。能夠理解“生日快樂”歌詞的社區顯然要比能理解梵文詩歌的社區大得多。一個社區里能理解某種特殊事實、方法或故事的人越多，該社區的人們合作運用這些知識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第二個條件是共享知識的成本。當印刷降低了制作和保有書籍的成本時，能夠閱讀小說的人數就會大大增加。曾經，電報的普及將國際新聞帶進了地方性報紙。如今，互聯網正在降低的不僅是文字，也包括圖像、視頻、音頻、原始數據等數字化東西的傳輸成本。
第三個條件是被共享知識的明晰性。人們會以配方的形式交流烹飪技巧，是因為它能把食材和步驟全部羅列出來，任何人看了，都能很快理解它的內容。簡明的配方形式，比同樣內容含混的表達更能加速團體中的知識共享。社區規模的增大，共享成本的下降，清晰度的增加，都使得知識更加兼容。
第四個條件即是文化規范，即一個社區關于事物如何運行、人與人之間關系如何協調的一套共享假設。要想真正利用兼容性，一個團體需要做的不僅僅是了解它的成員在想什么，成員之間必須相互了解，為社區的人提供身份認同感。
業余參與帶來的歸屬感
阿凡尼爾是多倫多瑞爾森大學的新生，第一學期，他修了一門化學導論課程，這門課很難，他加入了Facebook上一個學習小組，擔任小組的管理員，最終，他們班有146位同學都成了學習小組成員。學期末，化學老師在Facebook上發現了這個小組，并把阿凡尼爾告到了學校，學校對他提出146項學術指控，學校認為學術不端準則里說過，如果本應該是個人完成的任務，而學生卻一起完成，就叫作弊，不管是用Facebook，還是傳真機。阿凡尼爾提出了申辯，Facebook只不過是校園的延伸，大家在小組學習和在教室學習沒有任何區別，如果這也算作弊，那么私人補習、導師帶學生都算作弊。最后，學校把阿凡尼爾在參加學習小組期間取得考試的成績降低了等級，但并沒有開除他。
誠然，學校的指責并非全無根據，的確會有人抱著搭便車之心加入學習小組。但是，對更多人而言，他們極有可能在小組中產生歸屬感和慷慨感，創造和分享的動力就也就更加強烈。
同病相憐
“同病相憐”（PantientsLikeMe.com）是一家網站，就像它的名字一樣，它的功能是讓患有相同慢性病的病友分享信息，相互幫助。他們不僅與病友互相學習，交流經驗，提供道德支持，還讓自己作為醫學研究人員的實驗病人，為科研貢獻力量。曾有一位病人的醫生告訴他巴氯芬一天最大的劑量是10毫克，但他服這個藥14年，收效甚微，后來在“同病相憐”上了解到一些和同病病友的服用劑量高達80毫克，并且沒有任何副作用。于是他向醫生建議增加了劑量，最終效果很好。“同病相憐”用戶們的觀念正在發生重要轉變，從醫療工作者持有專業信息，病人聽醫生的文化規范，轉變到一種通過分享，人人受益的規范。
“同病相憐”的故事闡明了我們在社會化媒體使用中面對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也就是，我們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利用認知盈余來創造真正的公民價值？
從公用價值到公民價值
個體的滿足與群體的行為動機
情緒是人類行為的出發點之一，所有的群體內都存在情緒化因素，事實上，正是這些情緒使群體得以聚集在一起而不致分崩離析。一個追求目標的群體，必須在自身的效率與成員的滿足感之間尋求平衡，業余群體則對成員的內在動機有更大的依賴性。
沙發旅行與粉色內衣
我們在《零邊際成本社會》一書中曾經介紹過“沙發客”，沙發客其實是一種社交網絡，在需要短期住宿的人和愿意提供住宿的人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梁。它以真實檔案與照片等注冊信息，使人們得以盡可能了解將投宿的陌生房主，保證旅途投宿的安全。如今風頭正勁的Airbnb，運用的也是同樣的道理。
2009年，印度一個原教旨主義組織突襲了一個酒吧，將酒吧里喝酒的的女性驅趕到大街上。這個組織的頭領宣稱那些女人參與了不道德的活動，飲酒、穿著暴露、與其他宗教信仰的人混在一起，這起攻擊事件給婦女們帶來恐慌。一個本地公民娜莎·蘇珊決定回擊，她創建了一個Facebook群，在群里公開襲擊者頭目的郵政地址，號召人們用粉色內衣將其淹沒。蘇珊的這次運動確實達成了用內衣淹沒襲擊者辦公室的目標，很多內衣上都寫著對抗性的語言。這一行動影響深遠，女性以她們的共同努力，讓政府注意到了這件事，也為前衛的喜歡泡吧的女性提供了一個表達的渠道。后來，情人節時，原教旨主義組織被逮捕拘禁了三天，以防止襲擊重現。
“沙發旅行”和蘇珊創立的婦女聯盟都為女性提供了規避風險的方法，但兩者又大不相同。“沙發旅行”是一種公共資源，價值主要面向其參與者。蘇珊的組織是一種社會干預行為，致力讓印度變得更安全，受益對象不僅是參與運動的女性，也包括所有想從威脅中解脫的人。
個人、群體與自由
如今，人們在共同努力和公開行動方面擁有了更多新的自由，這讓個人滿足感大幅提升。但社會層面價值讓人們更關心，我們的認知盈余是如何得到利用的。從大笑貓，到開源軟件，再到Uahahidi,我們可以預見這種價值從個人擴大到社區、公眾和社會后的規模。而分享形式按規模不同可以劃分出大概四種主要形式：個人分享、公用分享、公共分享、公民分享。
個人分享是最簡單的分享形式，參與者和收益者都以個人身份參與分享活動，從彼此的分享中獲益。可能有的分享價值微不足道，比如分享大笑貓的圖片，但在擁有20億潛在提供者和潛在用戶的環境下，任何微小的價值的廣度都是巨大的。
創造公用價值則更加復雜，其參與性更強，在一個協作的群體之間進行，要求成員有更多的交流，這一價值仍然只局限于參與者內部。
公共價值，是協作群體積極嘗試創造公共資源，它與公用價值一樣需要廣泛的交流，但要求參與者更為開放，許多開源項目創造價值即屬此類。
公民價值在開放性方面類似公共價值，但是對于致力于創造公民價值的團體來說，改良社會是他們顯著的目標。蘇珊創立組織的目的并非只為自己的會員，而是改善所有印度女性的自由。
我們可以利用共享的認知盈余，我們可以建立許多無形的學院，為創造更多公共價值和公民價值工作貢獻。然而，公共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創造需要其核心參與團隊的承諾和辛勤努力，還要求團體進行自我治理，限制娛樂元素干擾，專注處理復雜的任務。完成這一工作的過程并不容易，也不會一帆風順，因為我們作為人類，無可救藥地想滿足個人的需求，又想實現集體的效率。全心全意為社會或公眾服務的團體很難長久維持。如何創建和維護這樣的群體，是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巨大挑戰之一。
尋找鼠標，世界是“閑”的
自由時間是一種資源，它隨著每周40小時工作制興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人口大幅增加，教育機會增多，社會繁榮昌盛，自由時間繼續增長。僅僅是積累起來的自由時間，還不足以構成認知盈余，因為我們缺少使用它的手段。方式、動機和機會三者的融合，從累積的自由時間這個原料中，生產出了認知盈余。
革命的悖論
古登堡印刷機最初印制的最惹眼的作品是天主教的贖罪券。在教義中，贖罪券是可以被用來豁免煉獄之苦，可見印刷機就是用來加強教會的經濟和政治地位的工具，但事實恰好相反。贖罪券赤裸裸的商業用意，激怒了馬丁·路德，他掀起新教改革運動，讓教會陷入危機。看似能鞏固那個年代社會結構的工具，反而起了顛覆作用。這就是革命的悖論。新工具所提供的機會越多，任何人可以從之前社會推斷未來的可能性就越小。我們這個社會面臨的狀況也是如此。
運用認知盈余三階段
如何提高我們運用認知盈余的可能性，要分為三個階段：創造新機會，應對早期的成長，以及根據用戶不斷帶來的意外做出調整。起步時，最好從小做起，多問問為什么，把自己放在使用者的位置上。成長時，一百個用戶比一千個用戶都棘手，關鍵是最初吸納的用戶能夠體現正確的文化。后期要不斷調整，不斷學習。記住，只有積累了足夠的價值，群體才會容忍治理。要嘗試任何事，嘗試每件事。
結語
在你花了大把銀子雇了一大幫聰明人，他們卻在工作之余熱衷于給其他產品加火添熱，甚至態度、熱情都好過對你，你是不是很心塞？
這就是認知盈余的魔力，一個在新時代創造偉大作品的源泉，認識它、理解它、利用它，將心塞還給別人，甚至你可能連大把的銀子都省了，可能嗎？君不見，創客們的開源研發還需要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嗎？
要知道這個時代，小朋友都會去電視機后找鼠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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