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面包的日子
單看故事A，你可能以為卡佛早就無可救藥了，簡直是垮掉的一代扶不起的阿斗！的確，在他五十歲的短暫一生中，有差不多一半的時間都處于極度困窘狀態。
然而，他從未有任何一刻放棄過寫作。
在他童年的記憶里，父親講述的那些關于戰爭的故事是他對閱讀產生興趣的開始。在那個貧窮的沒有隱私的家庭里，閱讀可算得上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了，這足以令他好奇。之后，他高中畢業了，像所有人預期的那樣，他走上了父親的老路，成了鋸木廠里的一名普通工人。
但就像他自己說的，“從第一天起就知道我不想在這兒干一輩子”。相比很多同齡人來說，卡佛從一開始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
然而年輕人總改不了莽撞的個性，在這一點上卡佛可謂吃盡了苦頭?；楹蟮纳顦O其窘迫，他一邊為生活苦苦奔波，一邊還繼續著大學的學業，在異乎尋常的努力與堅持中，他終于畢了業，還取得了文學碩士學位。
誰也不知道那些年他到底是怎么過的，他干過各種各樣五花八門的工作——清潔工、看門人、送貨員、倉管員，甚至還干過摘郁金香的活兒；但另一方面，他又對自己嚴苛至極，在付不完的賬單、酗酒的惡習以及無數次的失敗、爭吵和打擊中，他依然堅持不懈地學習寫作。
如果作家是門職業的話，我想他定會當仁不讓。然而，從來就沒有人請他去當作家，因為他當時還名不見經傳。他斷斷續續地發表過一些作品，那足以令他向朋友們四處顯擺，但它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對一個作家練習者的最大肯定。
在那些居無定所沒有足夠面包的日子里，他總是不得不依靠朋友的善意甚至還借住在他們家里，為此，他必須而且只能寫一些馬上就有回報的東西，比如短篇小說和詩歌，因為凳子隨時有可能被房東抽走。此時，他才開始明白，生活全然不像那個十八歲的少年想象中的樣子，那里有太多的無奈需要承受——想寫東西但沒有時間和地方來寫。聽起來似乎是一個笑話，但那的確是事實。
很多人知道卡佛的小說，少有人知道他在詩歌上同樣頗有建樹。與小說的冷峻沉默相比，詩歌就像是他人格中的另一面，那一面熱情赤誠，將一個小說家對于生活未盡的表達全部酣暢淋漓地倒出來。顏控王爾德曾說，“生活在陰溝里，卻仍然仰望星空”，那大概是對他詩歌藝術的最好詮釋。
事實上，直到1976年他38歲的時候，第一部短篇小說集《請你安靜些，好嗎？》才剛剛出版，這對于一個作家來說似乎已經太遲了，但那的確是他人生變好的開始。1977年，這本書獲得了公眾的認可，他榮獲了國家圖書獎的提名，還成功戒除了酒癮，并結束了第一段失敗的婚姻，和女詩人加拉赫生活在一起。
用卡佛自己的話來說，彼時，他開始了“第二次人生”。在那之后，他很快出版了極簡主義的成熟之作——《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么》和《大教堂》。正是這兩本書，奠定了他成為海明威之后美國最具影響力的短篇小說大師的地位。當年的《費城問訊報》甚至還把他譽為：我們這個時代，也是任何一個時代，最偉大的短篇小說家之一。
某種意義上來說，一個人有什么樣的經歷就會有什么樣的表達，這些經歷雖然看似粗糲不堪，但卻成了磨礪卡佛成為偉大小說家道路上必不可少的砂石。正因為常年浸淫在底層社會中，卡佛得以了解美國當時社會藍領工人的真實生活狀態。
他的小說中，刻畫的幾乎都是那些生活在最底層的人物：他們是loser中的loser。那些一連串的底層人物形象如飯店女招待、車間工人、機械師、郵遞員等等，他們在為生活做著各種近乎虛妄的努力，雖然明知這是不可能達到的，單是”眼前破碎的生活就足以令他們感到不安”，所有的一切將不復有意義，但他們仍然在絕望中努力地掙扎...“失敗并不是故事的開始，也不是故事的結束，而是故事本身”。
這樣一種極簡的近乎殘酷的現實主義，對于七八十年代正陷于繁復之風的美國后現代主義文學市場來說，絕對是一股清流。也由此卡佛大受關注，迎來了人生中熠熠奪目的轉機。
關于極簡主義文學
當然，極簡主義并不只是文學上的專有名詞，它的影響早就從繪畫蔓延到了文化藝術的各個領域，如建筑、繪畫、雕塑、設計、音樂等等，其中以音樂與文學尤甚。關于極簡主義文學，維基百科這樣定義：
文學上的極簡主義表現為文字的節約性，以平鋪直敘的方式，減少華麗的詞藻，讓讀者主動參與內容成為文本角色，避免作者的主導對讀者解讀時出現的壓抑，此類文學主要以松散的文體，如生活絮語、散文編章甚至箴言或短句形式表現。
簡而言之便是：少即是多（less is more）和沉默是金（silence is gold），表現在小說中則是語言的儉省洗練與人物之間的對話匱乏，這在卡佛的小說中幾乎俯首即拾。
故事中的人物仿佛有如堅冰阻隔，無法溝通，任憑電視在那放（藍領工人們似乎都特別喜歡看電視），人物之間卻沉默無言猶如一座孤島。也由此，卡佛的小說對于初讀者來說堅硬而不易消化，有時甚至讀完也根本不知道講的啥，然而，別在意，因為卡大師就是需要你去不斷反復揣摩的，有了讀者的進一步參與，極簡主義的內涵才能得以完整地體現。（接受美學觀點）
要知道，他當初寫的時候就是滿含熱淚將一個個故事又砍又殺的。據說，他的小說從來不低于10~12稿，碰到心情好的時候，有時甚至還要改上20~30稿。我天！要知道，對于每一個碼字的人來說，每一個好不容易想出來的詞就像是自己的寶貝孩子一樣，而卡佛，真是一個冷峻的劊子手！
當然，這種極簡主義不止是為了極簡而極簡，它也與小說中人物的貧乏生活相對應。因為生活上的貧瘠與拮據，他們省吃儉用，而對卡佛這個文字上的吝嗇鬼來說，便是去掉那些不必要的修辭、反諷和所有不必要的東西。他把語言修煉得瘦骨嶙峋，簡直只剩下皮毛了。為此，英國的小說家伍爾夫還把卡佛及他的追溯者稱為“減法者“，倒是很生動形象。
骨灰級粉絲村上春樹
在卡佛眾多的“減法者”中，諾獎千年陪跑者村上春樹算是骨灰級別的擁躉了。一開始翻譯時，卡佛還健在，村上便緊跟他的節奏出來一本翻一本。
其實，在這期間，社會上對于“極簡主義”的認識還一直搖擺不定，而村上呢，倒是異常虔誠，只顧翻譯兩耳不聞窗外事。他這樣忠于偶像的行為，甚至還引發了讀者的強烈不滿：《卡佛全集》您都要翻譯完了，這翻譯的事兒啥時候是個頭啊？！您就不能專心投入到創作中嗎？
而村上？呵呵，人家說了：自己的事兒怎么能著急呢？偶像的事才是第一位的！翻譯啊，真是越搞越想搞！
當然也許你要問了，那村上從閱讀和翻譯卡佛的小說中到底學到了什么呢？對此，村上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說，每個作家都自有他的看家本領。事實上，對于卡佛的小說，村上也只是停留在“這里寫得深刻”和“故事發展很扎實”這樣的感覺上。他們在風格上畢竟不同。
相比而言，卡佛的小說簡樸而直接，而村上則輕松而詼諧。對于他倆的區別，村上還打了個這么個有意思的比方。以《大教堂》為例，主人公討厭妻子的盲人朋友來家里做客，覺得跟盲人一起吃飯很麻煩，于是就當面說了出來，為此，妻子大為光火，兩人頓時就開始爭吵起來，而如果發生在村上的小說中呢，他會讓主人公有不同的反應，就算心里討厭，也會換種方式來發泄。這就是他倆的不同。
對此，昆德拉在《笑忘錄》里也曾說到：人，只要寫書，就變成了一個世界，比如巴爾扎克世界、契訶夫世界、卡夫卡世界，而一個世界的本質所在，便是它的獨一無二性。
雖然他們截然不同，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對村上春樹也同樣喜愛。
說了這么多，也無非想說，這個世界正因為有了這么一批為文學而孜孜不倦努力的作家，所以才有了對這個美好世界的種種描述，正是它們組成了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同時也改變和影響著我們對于這個世界的看法。
這就是我心中的卡佛，一個偉大的短篇小說家，一個虔誠的文學信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