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陶瓷概述（二）

從戰國開始，中國歷史進入了封建社會，隨著社會的進步以及諸侯國的崛起，東周天下一統的封建統治逐漸瓦解，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手工業技術得到了空前和長足的發展，就陶瓷行業來說，為了適應各國興建城邦和宮殿的需要，陶瓷生產獲得了廣闊的發展空間，除了官辦的陶瓷作坊，各地還興起許多私營作坊，使陶瓷產業成為當時社會一項主要的生產產業，在燒制生活用具的基礎上，還大量燒磚制瓦，特別是建筑用陶的生產發展，尤為迅猛。

戰國時期的陶器從材料上看，主要是泥質灰陶和夾砂灰陶，還有磨光黑陶和彩繪陶，源于窯爐技術的逐步成熟，燒成質量和工藝較商周時期有所提高。在設計和造型方面，戰國時期的陶器更注重方便實用，特別是飲食用具，講究擺放平穩，方便好用，基本都是基于實用的原則來設計的。還有一點，當時貴族出于對禮樂生活的崇尚，將青銅禮器作為高貴身份的象征，備受崇尚，但青銅器物名貴難得，為滿足這種需求，燒制仿青銅禮器造型的陶器成為替代品，在戰國墓葬的考古發掘中，很多貴族墓葬中出土了許多仿青銅器造型的陶器，品種有鼎、壺、豆、簋等器物，這種對青銅器的精心仿制，客觀上極大地提高了陶藝成型的工藝和技術。

戰國到秦，各種雕塑的仿生陶器也高度發展起來，題材廣泛，有魚、飛鳥、雞、鴨、馬、虎等飛禽走獸，以及樂工、舞蹈人物等器物，并且還制作有成組的群塑人物，表現出一種立體寫意的工藝技術，陶塑工藝愈加成熟。

秦橫掃六國一統天下后，個人獨裁的集權專制制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鞏固和加強，不過獨裁專制的強大，對人類文明卻是劫難，縱然強秦二世滅宗滅族而亡，但對文明的戕害，卻罄竹難書，春秋、戰國時代空前的文化繁榮景象因此一去不復返，唯值得慶幸的是，陶塑技藝因帝王所用，成為強秦藝術成就最高、最為壯觀的事物。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兵馬俑，堪為陶塑技藝的世界之最，這些幾乎等同真人、真馬大小的陶制兵馬俑，數量多達七千余尊，此外還有彪悍戰騎百余匹，戰車百余乘，組成了陣容強大的陶塑軍團。這些規模宏大的陶塑作品，彰顯了秦朝工匠們超凡的陶塑技藝和智慧，以及成熟的燒制工藝，其不僅成為中國陶瓷史上一座空前絕后的藝術巔峰，也是世界陶藝之林一個無與倫比的藝術奇跡。

西漢時期，窯爐建造技術較戰國時期的改進不大，熱工技術發展緩慢，燒成溫度沒有明顯的提高和突破，但由商周發展而來的上釉制陶技術開始得到廣泛的應用。這種鉛釉燒制技藝的發明，應該是受道家煉丹的啟迪和影響，與煉丹師一樣，用鉛作為溶劑來降低釉料的熔融溫度，其燒成溫度低，可以在普通的低溫陶上燒成，燒制非常方便。后工匠們在不斷的實踐中，又逐步發現在鉛釉中加入一些鐵、銅等金屬氧化物，可使釉的顏色隨之變化，彩繪陶技藝開始出現。從工藝角度上考察，這種低溫釉陶雖還沒有脫離陶的窠臼，但配制工藝其實比原始青瓷復雜，不僅要如煉丹師那樣加入鉛作助熔劑，還需配入鐵、銅等各種呈色的金屬物質來獲得不同的釉色。在燒制過程中，還需控制器物的燒成溫度，防止生燒或過火，才能達到需求的效果。可以說這種制陶技藝是前所未有的，所憾的是，這種一次燒成的低溫釉陶，源于低溫燒制本身的缺陷和原因，器物質地不堅，無法燒結，吸水率較高，釉也容易剝落或破碎，實有許多不盡人意的工藝缺陷。釉陶的釉色早期以棕黃色為主，東漢時期開始大量流行綠色的釉陶。釉陶的燒制技藝直至發展到唐代，出現了以唐三彩為代表的極富藝術價值的三彩釉陶，才發展成熟。唐三彩的工藝，是胎體先進行1000℃的高溫素燒，將胎體燒結，克服了低溫陶胎質疏松易碎的缺陷，爾后再施鉛釉低溫二次燒成，這種燒制工藝的進步發展，和兩漢一次性燒成的釉陶燒制技藝，已不可同日而語，無論是造型藝術還是燒制工藝，唐三彩作為一種極具代表性的陶瓷品種，達到釉陶藝術的巔峰，影響深遠。

前文已述，商代中期開始創燒的青瓷，是中國最早的瓷器，不過那時的制瓷工藝包括窯爐熱工技術還不夠成熟穩定，燒制的瓷器有著盲目和偶然的成分，故稱為原始青瓷。不過這一制瓷技術發展到東漢晚期，由于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經濟、科技的發展進步，燒制技藝也獲得了更進一步的完善，最終達到飛躍性的進步，完全擺脫了原始瓷器釉面的粗糙，釉質開始變得澄澈溫潤，胎質呈灰白色，且質地細膩，堅實，可以說品質及質量獲得了全面的提升，其標志就是瓷石的發現，促成南方越窯青瓷燒制技藝的成功，使東漢成為中國陶瓷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分界點和轉折,在真正意義上實現了陶和瓷的分家，其創造和發明，不僅為中國古瓷器的發展開創了歷史的新紀元，也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史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貢獻。這種由陶到瓷質的變化，當然也標志著人類文明的進步發展，中國陶瓷由此憑藉成熟的青瓷燒制技藝開始正式登上歷史的舞臺，自此以降，瓷業勃興，異彩紛呈。從浙江的上虞、寧波、金華等地青瓷遺址上考古發掘的實物考察，越窯青瓷的燒成溫度最高已達1300℃以上，瓷胎燒結良好，胎釉結合緊密，完全超越了古陶器和原始青瓷各種理化特征，抵達了中國陶瓷燒制前所未有的工藝高度。

從制瓷材料上研究，南方越窯青瓷的燒制成功,首先應歸功于南方盛產的瓷石。本來瓷石只是作為一般黏土類制胎原料，普遍用于陶器的燒制，南方工匠們，在傳承前人陶瓷燒制技藝和長期的實踐中，逐漸發現運用這種含硅量很高的瓷石，加上一些石灰石、草木灰等助融材料，能有效地降低熔點，可以配置出在燒成后能出現較透明的玻璃質感的物質，南方的石灰鈣釉于是逐步被發明出來，最后成熟地運用到青瓷的燒制。

從燒制技藝上言，東漢時期，熱工技術日益成熟的饅頭窯和龍窯開始應用于陶瓷的燒制，而隨著窯爐熱工技術的進步和完善，駕馭煙道抽力，控制窯爐的進風（氧）量，有目的的使用氧化和還原氣氛的陶瓷燒制技藝，也獲得顯著的提高和發展。南方青釉瓷的釉質，透明且有光澤，特別是所呈現的略帶土灰或土黃色調的青色,以及色澤較正的青綠釉色，無疑是在缺氧狀態下的還原氣氛中燒成，因為以金屬氧化鐵為呈色劑的南方青瓷，如果完全使用氧化氣氛，不會燒成青綠的釉色。此外，經過對出土的青瓷進行理化方法測試，此時期的南方青瓷，釉質一般都較薄,釉的高溫流動性較好，燒成溫度大多在1200℃以上,高者近1300℃ ,均達到了瓷器燒結所需溫度。

在器物造型方面，考古發掘的東漢南方青瓷，器型比較單一，缺少變化，基本都是燒制廣口、扁圓腹、平底的四系罐，很少有其他器型出土，直至經過魏晉南北朝的發展，南方青瓷的器型才有多樣化的歷史突破，瓷器的種類才開始增多，特別是南朝后期，陶瓷工匠們腦洞大開，用制瓷技法靈活地仿制出大量陶、木、漆、竹等器物的造型，以及金、銀、銅制作的器皿，從碗、碟、盤、壺、瓶、罐、渣斗、香爐等食具、炊具和生活用具，到谷倉罐、火盆、灶、雞籠、羊圈、豬欄、房屋建筑及車馬等明器，乃至到羊、豬、異獸、龜、蛇、魚類等仿生動物和各類人物造像，應有盡有，使瓷器造型藝術獲得長足的發展，包括一些只供觀賞的陳設器皿也大量出現，開創出了瓷器燒制的新局面，并達到較高的造型藝術水平。

可以說，從三國、兩晉到南北朝時期，南方青瓷的燒制技藝獲得廣泛發展，逐漸形成一個獨具風格的青瓷系統，其影響所及，北方的內丘、臨城、淄博、安陽等地，也于北朝時期開始生產燒制青瓷，并發明了白瓷。這一時期我國的瓷器種類如雨后春筍，品種繁多，生機勃勃，成型、造型包括裝飾工藝也有了明顯的改進和發展。特別是燒成方面，在提高御火燒制溫度的同時，通過有目的的控制煙囪的抽力，已能很好地掌握還原焰的燒成技藝，使瓷器釉面呈現出如玉的青色光澤。

另外，東漢時期還萌芽出一種黑瓷，是用含鐵量較高的黏土（俗稱膠泥），經水浸泡松軟后攪拌制作的泥釉燒成，這種黑瓷的制釉工藝和原料要求都比較簡單粗陋，燒成的器物也較粗糙，質量遠不如青瓷，一般都是民間日常使用的器物，但因制作簡單方便，又有廣泛的市場，因此發展的比較迅猛，南方和北方均有窯口大量燒制。

從社會發展上看，東漢衰亡后，三國兩晉南北朝是中國封建社會大動蕩的時期，尤其是五胡亂華的戰亂，迫使中原人民為避戰亂而四處遷徙。中原地區傳統的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隨著背井離鄉的逃難人員散射到了華夏邊遠地區，特別是地處長江流域氣候溫和的江浙地區氣，生存環境較之中原更具得天獨厚的優勢，隨著人口的較快增長，社會經濟以及生產技術順應時代潮流，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在這個時期趕上了戰亂不息的黃河流域，包括陶瓷行業在內的手工業，南方工匠擺脫了中原地區的強權統治和壓榨，也獲得了較為寬松的生產空間和時間，出現了新的局面。此時期中國陶瓷行業在浙江地區發展最快，浙江越窯不僅是中國青瓷的鼻祖，其更臻成熟的燒制技藝，也代表了當時中國陶瓷藝術的最高水平。從考古發掘的器物材質上說，越窯青瓷的坯體多為當地盛產的瓷土所制，含硅量高，經過較為精細的粉碎和研磨加工，胎呈灰白色，質地細密，燒結程度非常好，且釉色均勻，玻化程度也比較好，非常受人喜愛，成為當時市場的搶手貨，生產和流通已有相當規模，是為當時最具地方特色的貢賦產品，影響廣泛。此外，長江中上游的江西、湖南、四川等地以及沿海的福建、廣東也發現了南朝時期的瓷窯，但燒成質量不如越窯。此時北方地區長期受動亂和戰禍的影響，陶瓷技藝發展緩慢，雖河北的內丘、臨城、山東淄博的寨里等地發現過北朝時期的窯址，但器物質量與造型都很簡陋、單一，藝術性不高，裝飾也與南方青瓷不同，在東晉十六國至北魏遷都洛陽以前的墓葬中，北方出土瓷器只是唾盂（渣斗）一類，別無長物。

中國陶瓷手工業發展到隋唐時期，燒制工藝與窯爐熱工已經有相當雄厚的技術基礎，這一時期，從中國古代陶瓷燒制工藝發展歷程的角度上看，有著極為重要意義的事件是，與陶瓷藝術發展密切相關的窯爐熱工技術，有了突破性的改進和發展，中國北方河北內丘的邢窯地區，出現了了大燃燒室、小窯室以及雙煙囪和多煙囪的陶瓷窯爐，這種大燃燒室的窯爐結構，熱力供給設計更加合理、成熟，直接提高了陶瓷的燒成溫度, 這種窯爐建造技術的發展，使中國陶瓷的燒成溫度達到歷史巔峰，成為繼周代窯爐高溫突破后的又一次歷史性的突破。

窯爐的改進和燒成溫度的提高，也使得中國北方的陶瓷燒制技藝獲得顯著的發展，最早起源于北朝時期的邢窯白瓷，至隋唐時期，受益于窯爐熱工技術的進步，燒制工藝逐步發展成熟，并影響到河南、山西、陜西、安徽、江西等地區。此時期雖然越窯燒制的青瓷釉質更臻精美，造型及產品種類更加豐富，窯口幾乎遍布整個浙江，且已影響到南方廣大地區，產品質量與品質仍代表著中國陶瓷藝術的最高成就，但北方白瓷徹底擺脫了兩晉十六國的凌亂景象，燒制工藝的成熟崛起和突飛猛進的發展，瓷器的燒制生產也逐步穩健和繁榮，特別在制瓷原料的使用和胎釉配方的改進方面，有了新的進步，北方白瓷在胎中開始使用含高嶺土較多的二次沉積粘土或高嶺石和長石的混合原料，不同于南方以含硅量較高的瓷石為主的高硅質瓷，而形成了北方高鋁低硅質瓷的特色，其優質高嶺土的引入，使原料中起呈色作用的氧化鐵和氧化鈦的含量非常低，保證了以邢窯白釉瓷為代表的潔白瓷胎作品的燒成，開始與南方越窯的青瓷高峰形成對峙，中國陶瓷史上“南青北白”的兩大制瓷系統至此完成：南方以越窯、岳州窯、壽州窯、洪州窯以及婺州窯等為代表的“千峰翠色”（陸龜蒙語）之秀美而著稱；北方則以邢窯、鞏窯、定窯等為代表的“類雪似銀”（陸羽《茶經》）之純凈而揚名。南北兩大體系瓷器的藝術造詣如兩座巍峨的高峰，在遙相對峙中爭奇斗艷且相映生輝，中國陶瓷藝術與技藝至此也愈

臻爐火純青。

其實從制釉原料層面和瓷釉的成分上分析，南北制瓷技藝多有相同之處，北方白瓷所施釉層也如南方青瓷，施釉較薄, 高溫時釉的流動性較好，且瓷釉中氧化鈣的含量和南方青釉瓷差不多,屬透明的玻璃釉，但因釉中加入了一些草木灰等助融物質，經高溫燒制，具有一定的乳濁感，胎質細膩，釉色白潤，也獨具特色，自成一派，其與南方青瓷最大的區別在于，雖二者都屬于含鈣量較高的石灰釉，但北方白瓷使用的礦物原料,大多選擇含鐵量較少的瓷土，并且釉料經篩選和精制加工，只能燒制出白度較高的白瓷，即使在還原燒制的情況下，也不可能燒制出靠氧化鐵來呈色的青釉。

還值一提的是，隋末岳州窯和洪州窯出現匣缽的使用和裝燒工藝的改進，有效地防止了胎體在燒制過程中受到爐火的熏染，極大地提高了產品的燒成質量，這一裝燒工藝的發明，堪為中國陶瓷燒制工藝的一個跨時代的進步，影響極為深遠，直至今天，以煤炭和木柴作燃料的窯口仍在使用匣缽裝燒技術，避免煙火對釉坯的污染。

此外，始于隋代，終于五代戰亂的長沙銅官窯，在唐代中、后期發展的十分出色，長沙窯與岳州窯本屬同一體系，受越窯影響，先期以燒制生產青瓷為主。但由于長沙窯使用的本地瓷土不純凈，含鐵、鈦等雜質較多，當時的制瓷工藝又不能有效地把這些雜質除去，故其燒制的作品，無論是胎質還是釉色，受制瓷材料的影響，達不到純凈細膩的高度，在質量上無法與當時的青瓷窯口競爭。不過，車到山前必有路，長沙窯的工匠們在制瓷工藝上另辟蹊徑，開拓創新，創造出釉下彩繪瓷的燒制技藝，具體的工藝步驟是，先在制好的瓷坯上用各種釉彩進行彩繪，干燥后再噴涂一層透明釉入窯燒制，這樣經高溫燒成后，受外釉的保護，作品釉、彩渾然一體，含蓄溫潤，且彩繪不會再褪色或變化。這種釉下彩繪瓷技藝的創造，不僅通過彩繪工藝突破了唐代青、白瓷的單一色調，使釉彩藝術地表現在器物上，而且開創了把彩繪畫技法運用到制瓷工藝上的先河，對后世陶瓷，尤其是元明清流金溢彩的制瓷技藝，產生了重要的啟迪和影響。

長沙窯瓷器在器物造型上也頗有貢獻，其器型極富創意，特別對生活中常見的器物和植物果實的模仿，可以說得心應手，其直接用于器物的造型，極大地豐富了器型的種類，在唐代瓷窯中獨樹一幟，包括捏塑的仿生小動物玩具和小擺設，也品種繁多，這可能源于窯口精通彩繪的工匠們美術功底深厚，塑工樸實簡潔，巧妙傳神，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平。

另一方面，大一統的隋唐商業和城市經濟，遠非戰亂肆虐的南北朝可比，隨著社會的穩定和經濟文化的發展，以及物質生活的豐富，連接西亞商貿的絲綢之路開始開通，南海海路也開始不斷開拓，中國和亞洲鄰國，以及西域的阿拉伯和非洲東海岸，在逐步繁榮的社會形勢福佑下，對外的經濟、文化交流及商貿往來，由少而多，漸成規模，中原文明輸出國外的同時，外域的商品和文化也開始進入中國，特別是西域波斯、阿拉伯一帶極富民族特色的生活用具、裝飾藝術也隨之傳入中國。尤其是兼容并蓄、極富開放胸懷的唐代，中國傳統陶瓷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無論是唐代的白瓷還是三彩藝術，從造型到裝飾，廣泛吸收了外域的文化、以及金銀器和織錦上紋樣的工藝風格，所燒成的器物，新鮮活潑，洋溢著異國情調，展現了中外合璧的新面貌，不僅在中國市場上顯得很新穎，同時也適應國外的需要，有利于產品外銷。

除了北方白瓷的輝煌藝術成就，經考古發掘的實物證實，早在唐代，以河南鞏縣為中心窯場的工匠們，在白瓷發展的基礎上，可能吸取長沙窯釉下彩繪工藝，用鈷藍顏料，在胎坯上繪制花紋圖案，然后噴涂上一層透明釉，使用1200℃的氧化焰一次燒成，創造出了中國最早的青花瓷器。不過，從發掘的殘片上看，唐代青花瓷胎質較粗松，胎料粉碎不夠細膩，且白度不高，加上所用鈷料含鐵量較高，所以青花色澤達不到后世青花的純凈，多藍中透紫，所施的透明釉除鐵也不到位，燒制后釉色白中泛黃。盡管唐代青花的工藝還不成熟，但作為一種陶瓷新品種的創世，意義非凡，青花瓷在唐以后經過宋、元時期的發展，工藝水平不斷提高，取得了巨大的藝術成就，逐步成為中國瓷器生產的主流，極富民族工藝特色。

此外，以河南鞏縣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也是著名的多色釉陶器“唐三彩”的主要產區。崛起于盛唐的唐三彩釉陶制作技藝，是以高嶺土或鞏縣本地的煤坩土作坯體原料，經手工捏塑或模制成型，干燥后先入窯以1000℃高溫素燒，爾后再施以釉彩，二次入窯以800℃左右溫度釉燒，釉彩熔融即成。唐三彩的釉質以硅酸鋁為主，用鉛作助熔劑，以降低陶釉的燒成溫度，鐵、銅、錳等呈色的金屬氧化物調配釉彩。但源于三彩燒成溫度低，胎質松脆，滲水性遠高于燒結性良好的瓷器，在日常生活中的實用價值較低，大多作為陪葬的明器使用，故傳世的唐三彩作品，基本出于墓葬。（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