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陶瓷概述（一）

文/于樂土

中國是世界歷史上最悠久的文明古國之一，更是一個享譽世界的陶瓷古國，素有“世界瓷國”之稱。中國在陶瓷技術與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堪稱舉世無雙，震爍世界。這一偉大的文明和藝術成就，對促進和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有著十分的重大的作用和意義。人們不難想象，當古人類鉆木取火開始溫暖人生后，陶瓷的歷史性創造，孕育了一種嶄新的文明生活，其貢獻不僅讓人類逐步告別了茹毛飲血的原始時代，于人類文明而言，中國陶瓷技藝天才的發明創造和漸次成熟，經過漫漫的歲月，從技術到藝術乃至到學術，在鑄就中華民族文化性格的同時，猶如冉冉升起的一顆璀璨的明星，君臨大地，照亮了包括遠古人類簡單而簡陋的生活，并推進了人類世界文明的歷史進程。先秦文獻呂不韋的《呂氏春秋》，就對我國遠古的制陶事業以予了記載：“黃帝有陶正，昆吾作陶”言中華文明萌芽時期的五帝時代即有陶正官，在昆吾之地制陶。漢代史學家司馬遷在其《史記·五帝本紀》中也道：“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將傳說中舜帝的耕種、捕魚以及陶甄河濱，制陶器于壽丘的歷史，載于史冊，此即后代陶人所稱頌的“河濱遺范”。東漢時期的陳留人、大史學家圈在《陳留風俗傳》中也言：“舜陶甄河濱，其后為氏，望出中山、河南。”明成祖永樂二十年（1422年）四月，翰林侍講兼修國史總編章胡儼為山東慶云《甄氏族譜》作序時亦言：“甄氏出自陳留虞舜之后。初，舜陶甄河濱，其后因以為氏，所謂以事氏者也。”先生言在殷商之前，虞舜就帶領先民在官瓷的故鄉，開封陳留一帶開始了制陶事業，進行原始的手工制陶，并以此燒制陶甄的行業成為后來甄氏族姓的起源。今天我們可以自豪地說，陶瓷發祥地之一的中國，占據著當時人類生活的高地，從當下考古發掘的實物考證，中國制陶技藝產生的時代可追溯到紀元前8000年前的新、舊石器交替時代，距今已有1萬多年歷史。從那個遙遠的時代起，中華民族已開始陸續創燒出大量的紅陶、灰陶、黑陶、白陶、彩陶、彩繪陶等陶瓷制品了。相繼出現的極具代表性的陶瓷種類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紅陶、7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彩陶、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的“蛋殼黑陶”、乃至4000多年前的商代白陶、及3000多年前的西周硬陶。

從人類文明發展史上言，原始的制陶技藝非哪個民族所單獨發明，是人類共生的，不存在遙遠的族群相互學習傳授的情況，都是不同地域的各族裔先民天才的創造。前文已言，華夏民族的制陶事業的發明，就目前所知的考古材料，最早出現在距今1萬多年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其后，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制作工藝水平的提高，陶器種類越來越多。從工藝角度上看，出土的舊石器時代的陶器器型，主要是碗、缽、勺、杯、小盒、瓶、罐、盆、甕等，大都屬于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炊具和食用具，造型通常采用圓形、對稱、規整的結構，完全遵循實用的原則，不用多角、多邊或不規整的形狀。一些有足的器物也多是三足造型，容易取得三點成面的力學均衡，也符合美學原理，達到了較好的工藝效果，足以顯示當時工匠的制陶智慧。

從考古發掘的實物資料上看，舊石器晚期已出現仿生陶和簡單的裝飾性圖案，說明先民對美的追求，不過陶器上的動物形象，有的是畫在器物上，有的則是塑出來粘貼在器壁上的，造型較為簡單和簡陋，工藝手法比較原始。在燒成工藝方面，包括一些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遺存，如中原地區的磁山文化、裴李崗文化等所出土的原始陶片，燒制溫度較低，大部分在5、600℃，陶質疏松，脆弱易碎，并且受火不均，這些器物大多是露天架燒，還沒有演進到新石器時期龍山文化的地下挖制穴窯燒制的工藝水平，因為從架燒到穴窯燒制，窯爐的發明和熱工技術的發展，是制陶工藝一個顯著的進步，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5世紀，包括夏商周三個王朝，是中國奴隸社會發生和發展時期。其中，夏代的陶器以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遺址和山西夏縣東下馮遺址為典型代表。器物種類多為灰陶、紅陶，從制陶材料上看，此時期制陶的原料還是比較原始和粗糙，大多就近取材，隨取隨用，很少進行精細的研磨加工，只有極少數的黑陶經過磨光加工。在成型方面，夏代陶器的成型方法開始出現輪制法和泥條盤筑法，突破了純手工摶泥捏制的原始方法。制作的器物多為炊具、食具和觚、爵、缸等一些酒器，燒成方法多使用一次性的橫穴窯和豎穴窯進行燒制，燒成的溫度最高可達800℃左右。此時期陶器的裝飾花紋也逐漸豐富，有繩紋、籃紋、方格紋、圓圈紋、云雷紋、花瓣紋、弦紋、葉脈紋等，并出現鉚釘狀小泥餅的粘貼裝飾。

商周時代是中國陶器和制陶工藝乃至窯爐和熱工技術發展進步取得突出成就的時代，河南鄭州二里崗、河北邯鄲等地的商代遺址中已發掘出規模很大的制陶作坊，這種規模性的生產燒制，說明制陶業已從農業中分化出來，成為人類一項重要且獨立的手工業，并獲得了多方面的發展。從考古發掘出的實物資料可以看出，商周時代的陶器，無論是泥質陶器還是夾砂陶器，也無論是白陶還是周代的印紋硬陶，所用原料都經過有目的的選擇和再次加工，這種對制陶原料的重視和深加工，客觀上極大地提高了制陶的工藝水平和質量。工匠們可以根據陶器的不同種類而精選和配制胎泥，提高耐火度，以達到燒制的要求。而制陶材料的選擇和人工細化，無疑是一種工藝技術的進步，即使一般作坊對成型工藝重視不夠，制作的器皿較為簡陋和粗糙，但其制作炊具所使用的夾砂陶，摻和的細砂也相當勻實，增加了坯體耐熱的強度，經高溫焙燒，器物不但不變形，不倒塌，外觀效果也很有堅硬的質感。從使用的制陶材料上說，此時期的器物有泥質灰陶、夾砂灰陶、泥質褐陶（包括紅陶）、夾砂褐陶、磨光黑陶等品種，造型莊重古樸，講究美觀，已具有較高的藝術性。

商代晚期，隨著社會文明發展的進程，特別為服務和滿足貴族的生活所需，陶質酒器的制作品種和數量越來越多，器型以壺、爵、斝、尊、觚等為主，并出現許多圓底、圈足或袋狀足器物，這種器物造型，不僅放置穩當，使用方便，其多式樣的器皿，也改善和滿足了人們不同喜好的生活需要。此外，一種為死人殉葬用的陶制明器也開始在商代出現，雖然這些明器制作的還比較粗糙，造型隨意，有的僅具象征意義，但對拓展陶器的造型及使用范圍，無疑開辟了新的途徑，尤其是對后世殉葬明器的啟迪和影響，是不言而喻的。還有一點較為突出的是，商代的陶制品中已開始燒制建筑構件，河南安陽殷墟遺址出土的陶質水管，說明商代的制陶技術已開始應用于建筑業，這當然也是陶器突破食用、炊用局限，拓展了陶器用途疆界的進步，意義非凡。自此已降，陶器作為一種先進的建筑材料，至周代得到進一步發展。從考古發掘的實物上看，周代的排水陶管已經長達1米有余，并且，從西周開始，建筑物上已開始使用經過燒制的瓦片來抵御風雨，其造型多為板瓦和筒瓦兩種，其中板瓦較大，長約50厘米，表面還飾有有繩紋，并配有瓦釘或瓦環，以方便使用和安裝。筒瓦較板瓦稍短，表面也飾有繩紋或云雷紋。

在陶塑藝術方面，商周時代也取得較多成就，仿生陶塑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陶器上出現了龜、魚、豬、羊、虎、蛤蟆、壁虎以及各種形狀的鳥，還有人物頭像和人物坐像等，這些來自生活的事物，造型古樸，不僅有很強的寫實性，有的還出現夸張、變形乃至簡單的抽象圖案，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

在器物裝飾方面，商周時代陶器上的裝飾紋樣，較前代更為豐富，據出土的物品粗略統計，有繩紋、藍紋、方格紋、圓圈紋、雙鉤紋、云雷紋、火焰紋、曲折紋、方圈四瓣紋、回紋、渦紋、夔龍紋、饕餮紋等，以及生活中許多植物圖畫，被提煉和簡化，最后刻劃或以實物直接印制在陶器上。

對中國陶瓷的發展而言，商周時期，陶瓷工藝技術的發展十分顯著。尤其重要的是，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中國陶瓷工藝史上兩次窯爐高溫技術的突破，首次就出現在西周，此時制陶的窯爐已完全從地下挖造的一次性穴式窯爐，開始建造在地面上，最早在商代就出現的有建筑學意義和美感的饅頭窯以及依山坡而建的形如蜈蚣狀的龍窯，得到鞏固和發展，這些可以多次使用的窯爐，是建筑藝術和熱工技術結合的產物，有可以長時間連續投柴加火的燃燒室和抽煙進風的煙道，以及專門放置坯體的窯床（窯室），相較于原始且簡陋的地下挖掘而成的穴窯，這種窯爐技術的進步，無疑是一種重大的建筑和科技的突破，不僅成為中國陶瓷窯爐發展的肇始，也極大地提高和保證了陶坯的燒制溫度。西周印紋硬陶由此應運而生，燒成溫度高且穩定，工藝趨向成熟。從大量考古發掘的實物檢測，西周時期印紋硬陶的燒成溫度，平均在1000℃以上，有的出土實物已完全燒結，最高燒成溫度已達到1200℃，這種燒制工藝的進步，實現了我國陶瓷工藝史上的第一次高溫技術的突破，為后來中國陶瓷燒制工藝質的飛躍，打下了堅實的發展基礎。（隋唐時期改進發明的大燃燒室與小窯室等小型窯爐，熱工技術更加完善，保證了北方白釉瓷燒制工藝的穩定和成功，實現了我國第二次窯爐高溫技術的突破，徹底改變了原始瓷的不穩定的燒成溫度，白釉瓷的平均燒成溫度1200℃，最高燒成溫度達到1320℃以上,登臨了我國瓷器燒制歷史上的最高燒成溫度。這是后話。）

毫無疑問，窯爐建造技術的發展和進步，為實現器物高溫的燒制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在真正意義上擔保了陶瓷工藝乃至陶瓷文化藝術的發展和進步，中國瓷器在燒成溫度逐步提高和制陶技術長期發展的基礎上，終于破繭成蝶，發明出來。河南鄭州二里崗商代中期遺址的地層考古發掘中，就首次出土了施有青釉的器物，根據科學儀器測試，其胎質堅硬，胎體中二氧化硅（SiO2）的含量和唐宋時各地名窯瓷器基本相近，達到70％以上，表面所施的一層玻璃質釉，主要成份是由瓷土加上石灰石、草木灰調和而成；其次，這種施釉的器物燒成溫度超過1200℃，燒結良好，與陶器有較大的吸水性不同，其吸水性極微，雖然此時技術還不成熟，但部分器物完全具備了構成瓷器的基本要求。此后，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河北、山西、山東和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湖北、湖南、江西等商代中、晚期和周代遺址及墓葬中陸續有施釉實物出土。

不過出土的這些商周時代的瓷器，使用的原料還比較粗糙，缺乏精細的加工，制作工藝也比較簡陋，所施釉層薄厚不勻，加之燒成使用的窯爐，建造工藝及熱工技術還不太成熟，致使在燒制過程中，有些器物受熱不均，溫差較大，釉層與胎體易剝落，胎釉還達不到致密結合的程度，與后世瓷器相比，表現出一定的不成熟性和原始性，基本屬于從陶到瓷過渡時期的產物，雖然工匠們已逐漸認識到在釉的配方中使用石灰石或草木灰可以降低釉的熔融溫度, 能夠燒成具有光亮、透明和不吸水的瓷器特征，但從燒成制度上看，這種尚不成熟的瓷器，釉質都比較薄且釉色不夠穩定，有的呈青綠色，有的呈青黃、黃褐色或黃灰、青灰色，顏色雜駁，明顯屬于還原燒制時的技術問題造成的，即還原火運用不成熟，沒有完全掌控煙囪的抽力對瓷器呈色的影響，或煙囪高度不夠，抽力太小，達不到瓷器燒成制度的規范要求。

在器物造型方面，這些商周時期遺址出土的原始青瓷，主要器型有尊、罍、缽、罐、甕、豆、簋等，多模仿當時的青銅器造型，其中食具、飲具較多，特別是淺圓盤、矮圈足的食用器豆，是商代晚期和西周時期最為流行的器物，燒制的數量最多。

總的來說，商周時期出現的與河姆渡文化較為密切的原始瓷器，在以后的歲月里，隨著窯爐建造技術的成熟和發展，逐步成為中國陶瓷行業的主流，從材料工藝上說，這種原始青瓷鐵的含量比印紋硬陶低，一般在3%以下，釉中氧化鈣的含量較高,燒成溫度也高于硬陶和黑陶，成為后世石灰釉的源頭，在中國陶瓷工藝技術發展中，有著極其重要的發軔意義。不同于人類共生的制陶技藝，這種施釉青瓷的創造，可以說它是中國開創的一種陶瓷技藝，所發明的高溫釉,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高溫釉，不僅歷史源遠流長，且傳承有序，連綿無絕；而佐證中國原始青瓷的創造發明，在考古發掘方面，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商朝之器，出土于黃陂楊家灣和清江吳城；西周之器，發掘于潢川李老店、屯溪及丹徒；春秋之器，出土于金山衛、閩清、光澤；戰國之器，出土于吳興、杭州。其后，在古越窯青瓷產地的上虞又相繼發現了東漢后期至北宋的瓷窯遺址，且窯火持續不絕，跨度數百年。毫不夸張地說，中國制瓷歷史自遙遠的商周時代開始，經過漫長歲月的發展，逐漸成為一個光耀世界的美好事物。

總之，值得我們中華民族感到驕傲的是，從人類歷史的早晨，舊、新石器交替時期開始，伴隨著人類文明的萌芽和生長，陶瓷這一美好事物便開始創燒并逐漸成熟于華夏大地。其社會文明進步之意義，實乃重大。英國著名學者摩爾根先生在論述陶器發明的意義時曾不乏感慨地說道：“陶器的發明和使用是人類由野蠻狀態進入文明社會的標志”，從這個意義上來論，智慧而勤勞的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伴隨著陶瓷的發展創造，在這個劃時代的時刻，由荒蠻而文明，開拓創新，領袖風騷，幾乎就是以陶瓷的發展史為代表的；中華民族在科學技術上的成果以及對藝術的追求與創造，在許多方面也都是通過陶瓷技術的逐漸成熟來體現和表達的。這不獨是時代的造化，也是我們中華民族先民以及陶瓷工匠們的至高榮耀。隨著陶瓷業整體的發展和進步，中華民族不世的陶瓷成就，在不同時代均留下有極富魅力的腳印，并引領人類向文明高地遷徙。（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