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課背后其實是教育體制的宏大命題。曾經我們寄希望于素質教育，但是理想的背后，暗藏著公平的傾斜，與重蹈覆轍的危機。

“接到學校通知，下學期不接受劉文展的報名，請換一個學校。”

新學期開學前夕，張春華收到一條微信消息。發送者是兒子劉文展的班主任。

16歲的劉文展多次通過網絡，向當地教育局舉報于都實驗中學違規補課及收費情形。按照他的說法，舉報材料發出后，自己遭班主任“勸退”，20多天沒有踏進校門。

事件發生后，校長稱，此事為班主任擅自決定的，他向劉文展表示道歉，并解聘了涉事班主任。

但事件從不會結束，它時時刻刻都發生在這片土地的每一個角落，而劉文展的故事，只是其中的縮影。

還有不計其數的中學生，陷入在補課等牢重的課業之中。有時是被迫，但更多情況下他們還是選擇了接受。

1

“當高考與命運畫上等號，雖然嘴上叫苦連天，但很少有人真的會去舉報補課。”

我國的中學生始終面臨著困境，一邊是自由，一邊是高考，兩者都想要，但兩者皆不愿拋。

學校也面臨著同樣的境況，一邊是老師、學生們不愿耗費時間精力補課，另一邊又要死死盯著升學率等關系學校存亡的指標，家長方面也經常施加壓力希望學校能夠補課。權衡之下，學校往往選擇的便是后者。

應試教育問題討論由來已久，常常為人所詬病。但是討論來討論去，莫衷一是。

曾經我們寄希望于所謂素質教育，但是理想的背后，其實暗藏著公平的傾斜，與重蹈覆轍的危機。

2

河內的法國殖民政府曾經頒布過一條法令：人們每交出一只死老鼠，政府就給他發錢。政府這樣做本是想控制鼠災，但這條法令卻導致人們養殖老鼠。這是激勵過敏傾向的例子。它先是說明了一個平庸的事實：人們會對激勵機制做出反應。這不奇怪。人都會做對自己有益的事情。

令人吃驚的是兩個次要方面：第一，一旦有激勵加入游戲或改變了激勵，人們就會迅速而劇烈地改變自己的行為；第二，人們是對激勵做出反應，而不是對激勵背后的目的做出反應。

——《清醒思考的藝術》

不僅在中國，在世界的絕大多數地方，教育的升學制度，早已脫離了教育的初心，學術水平在絕大多數時候被拋擲腦后，取而代之的是人們更關心的身份層級的流動，以及突破階層隔板的野心。

還記得高考方落，北京市某高考狀元對“寒門難出貴子”的陳述，便再一次挑動了大多數人的神經。是否能夠從高考中受益，打破階層固化的天花板，從此過上更好的生活，才是大多數人關心的問題。

不得不說，應試教育雖稱不上完美，但是遠比需要耗材耗力的素質教育要來的公平不少。我們很難要求農村的孩子進行社會實踐拓展，擁有和富貴家庭一樣的見識和能力。

全國卷考題作文出現了共享單車，對于并不身處大城市、不知其為何物的同學們來說，已是叫苦不迭、吐槽紛紛。

可想而知，若是素質教育導向的新升學機制一旦實施，所謂“階層固化”反而會更加嚴重，“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絕大多數人從一生下來，就會失去了向上流動的能力。

除此之外，原耶魯大學教授威廉·德雷謝維奇辭去了自己的教職，寫下《優秀的綿羊》一書，借以諷刺美國的教育體制。而其展現出的是，在我們看來更為“素質”的美國教育，其實底下仍舊是一層應試的里子。

當追求分數是一種應試，那么不是發自內心的熱愛而是為了光鮮的履歷而不得不進行的社會實踐，是不是也是應試的一個翻版？

羅爾夫?多貝里在其《清醒思考的藝術》中談到，人們是對激勵本身做出反應，而不是對激勵背后的目的做出反應。

如果說收獲良好的教育是一種最初的目的，那么當無論是分數、還是社會實踐履歷表成為衡量的標準的時候，教育的跑偏已經在所難免。

3

村上春樹說，“在一面高大、堅固的墻和一只撞向墻的雞蛋之間，我將永遠，站在雞蛋的一邊。”

我們所有人都是“雞蛋”，名為體制的“高墻”高聳在我們周圍。體制本是為了守護我們而存在，但有時候也會出現問題。監視體制的正確運作，保護以身撞墻“雞蛋”的尊嚴，應該是我們所有人的應當承擔的使命。

我不相信劉文展舉報學校能解決問題。不得不承認，在他自己追求所要求的自由的同時，也確實了抵觸一部分其實愿意接受補課的學生的群體，但我仍然相信，他是一個英雄。

補課的興廢與否，便是自由與應試教育固有的沖突。很難說哪種方式會讓我們過得更好。但只聚焦于補課，反而是對更宏大命題的逃避，問題遠非設想的那么簡單，一紙補課禁令也絕不會解決根本的問題。

但我仍然要對這種以卵擊石的態度和勇氣致以尊重，至少他激發了一次更多人對教育的思考與討論。

討論的意義無關對錯，而在于是否能在紛亂中尋找出幾條路來摸索前進。

即使未必就能馬上出現一條正確的道路，但是問題與沖突的浮現永遠將是我們探索的不竭動力。

而這樣一個摸索過程的價值，便是能讓世界變得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