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世界公認的中國最強盛的時代之一，唐朝以后海外多稱中國人為唐人，其影響力可見一斑。唐太宗李世民為唐朝的建立和統一立下汗馬功勞，南征北戰后平定四方，但最為人津津樂道的還是他在唐朝統一后居安思危，與朝中大臣們分析總結前朝滅亡的經驗教訓，積極推進制度的建設，建立穩定的治理體制，以確保文德治國的理念得以實現，從而使得唐朝蒸蒸日上，取得了唐朝的第一個盛世—“貞觀之治”。
朝廷官員作為國家的棟梁之才，在國家運行的各個環節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唐太宗時期求賢若渴，廣納人才，但有著基本的用人底線，即“惟賢是舉”。唐太宗認為只有品行高尚的人才配做官，因為“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從漢代開始，選拔官員的察舉制中就有“孝廉”一科，可見對品行中廉潔的重視程度。東漢著名學者王逸在《楚辭·章句》中注釋說：“不受曰廉，不污曰潔。”也就是說不接受他人饋贈的錢財禮物，不讓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沾污，就是廉潔。廉潔對于官員、社會、國家舉足輕重，而家庭正是孕育這項美德的暖床。
要廉潔，首先就應在日常家庭生活中養成勤儉節約的生活習慣。自古以來，人們就發現了“儉”與“廉”的關系，“惟儉可以助廉”、“儉以成廉，侈以成貪”等都說明了節儉可以幫助養成并保持廉潔的作風。唐太宗身為表率，在他的帶領之下，史書稱：“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簡樸，衣無錦繡，財帛富饒”。“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唯有于此，才能讓整個社會的奢靡之風得到遏制，讓清正之氣孕育而生。
然而，廉潔卻時常遭受著各種利益思想的蠶食，有時它雖是道德標桿，卻是孤家寡人的清廉，能像唐朝宰相盧懷慎那樣，子承父志的還是少數。盧奐在廣州做太守時，不為當地的奇珍異寶所動，能保持清廉節操，受到當時人的稱贊。玄宗嘉其美政，為其寫有贊詞：“專城之重，分陜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敝挥袑⒘疂嵉拿赖氯谌爰绎L之中，子孫世代相繼，才能讓它的影響不至曇花一現，而是源遠流長。
廉潔并不是天生鑄就的美德，不僅需要時刻自律，也需要外來的監督和鞭笞。唐太宗就遇到這樣的問題，曾經嚴肅地詢問杜如晦道：“比見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數年之后，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獲善人？”通過嚴格選拔上來的官員，幾年后就被腐化了，如何長期保持其純潔性是一個艱巨復雜的工作。魏征提出自己的見解：“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即建立長期的監督考核制度。而在家庭中，不僅需要營造廉潔的氛圍，更要對違反和背離廉潔的行為及時作出批評和懲罰，對于廉潔不利的苗頭要及時遏制，謹小慎微。
家庭雖小，卻能以小見大，其利害關系國家的興衰。正是在家庭環境中培養出來的廉潔人才，才能在工作中刮起一道長效的清正之風。“清風徐來，水波不興”，唐朝正是在這清風的吹拂下，鑄就了一個國泰民安、太平盛世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