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后，經濟重心南移，至晚明時期，江南一帶已成為國家賦稅的主要來源，正所謂“湖廣熟，天下足”，江南經濟進入高速發展的時期，其中以棉紡織制造業和布業的發展最為突出，多層次的市場逐漸形成，商品經濟的繁榮也促使著江南的整個經濟模式有了一定程度的調整，隨著這種調整的深入，晚明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逐漸顯現出來，在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的中國(中國是農業大國，排斥商業)，這是相當不容易的變化，而這種變化，與一個女人有著密切的聯系，她就是黃道婆。
為什么這么說?黃道婆不是明朝人，是元成宗年間的一個普通婦女，她早年流落至海南島崖州，這里可謂天涯海角，對于她而言，這是極為不幸的，但對于中國歷史而言，可謂萬幸，黃道婆學習了海南島當地黎族的棉紡織技術，若干年之后，她將這門技術帶回了她的故鄉——烏泥涇鎮。
這烏泥涇鎮就位于上海附近，宋元年間，這個古老的市鎮，包括上海(即當時的松江府)都不繁榮，于是，有鄉民從閩廣地區引進棉花種子，開始種植栽培，烏泥涇鎮成為江南率先進行棉花種植的地區之一，這也為之后烏泥涇鎮引領棉紡織業打下了基礎，而這一切，都與黃道婆密切相關。
黃道婆將漢南黎族的棉紡織技術加以改革，并將此技術廣泛推廣，大大提高了烏泥涇鎮棉紡織業的生產力，由于烏泥涇鎮大量種植了棉花，于是在烏泥涇鎮逐漸形成了棉紡織業規模化生產的局面，黃道婆的這種紡織技術所生產出來的布料稱之為“崖州被”，這種特色花布花色艷麗，質量上層，成為當時遠近聞名的暢銷產品，烏泥涇鎮及松江府，逐漸成為江南重要的棉紡織業基地。
從烏泥涇起步的棉花種植和棉紡織業，使松江地區乃至江南的經濟模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棉花的種植規模逐漸擴大，甚至超過了水稻的種植規模，而且，棉花種植和棉花深加工產業，成為當時農家的主要經濟來源。
隨著棉紡織技術的發展，棉紡織業和棉花種植逐漸輻射到松江、蘇州以及江南各地，特別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棉花的種植范圍已遍及江南，棉紡織業也逐漸成為江南一帶的支柱性產業，松江、蘇州等地更是棉紡織業的基地。
同時，棉紡織業的經營方式發生了巨大改變，農家種植棉花，并非為了自給自足，而是將其投入市場，進行交易，獲取利潤，棉花交易市場逐漸形成，于是，種植棉花，將棉花投入交易市場，運用規模化生產，高超的紡織技術織成各種布料，將布料投入市場買賣，一條“產鉤織銷”的產業鏈條逐漸顯現出來。
而這一切，都是基于黃道婆所傳播的先進的棉紡織技術，技術的革新，必然引起了產業的革新，導致整個經濟模式的革新，從而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改變，因此，黃道婆也被稱之為“布業之祖”。
由于松江一帶棉紡織業的高度發達，帶動了整個江南的經濟發展，“綾布二物，衣被天下”，促成了這一地區的市鎮與農村的普遍富裕，這種普遍富裕，來源于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關系的改變，即來源于“資本主義萌芽”，這與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下的富裕是兩個概念，在說直白一些，就是賺錢的方法不一樣，在這種市場經濟條件下，商人們開始有了品牌意識，比如說“精線綾”“三綾布”“漆紗方巾”等，都是所謂“天下第一”的品牌，在當今社會，我們也強調品牌意識，殊不知在幾百年前，中國的古人早已玩轉了，不論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了很深的研究。
為了讓中國棉布產生更大的效益，賺取更多的利潤，中國的商人便有了“走出去”的思維，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中國棉布遠銷海外，其中主要市場為日本和南洋，由于這個時期正處于大航海時代，西班牙占領菲律賓，而中國棉布又在菲律賓成功打開市場，成為了菲律賓的暢銷產品，中國棉布還由馬尼拉大帆船遠銷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在墨西哥市場受到了熱烈歡迎，由于中國棉布物美價廉，一度擠占了歐洲產品的市場，可見，當時江南的棉紡織業有多么繁榮，明末的“資本主義萌芽”里蘊藏著多少國家財富啊!
很多人認為隨著明朝的滅亡，明末的資本主義萌芽就斷送在搖籃里，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不負責任的，清初經過順治時期的休養生息，康熙初年的重新整頓，在經濟上已基本恢復至明末的水品，隨著康乾盛世的到來，商品經濟逐漸到達一定的高度，以商品市場為主體的市鎮也逐漸興起，尤其以江南地區為甚，《紅樓夢》中就曾對封建社會末期的經濟情況有所描述，可見，在清初至清中葉，商品經濟、市場化、規模化生產，這些現象在江南一帶都有所體現，而且比晚明發展得更好，這就意味著“資本主義萌芽”至清中葉一直存在。
那么，既然有了較好的經濟基礎，資本主義萌芽也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中國為什么沒有實現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呢?筆者認為，這是一個龐大的話題，但從根本上說也不復雜，還是得從黃道婆說起。
黃道婆創造并推廣了新技術，新技術的革新導致了經濟模式的革新，而且經濟模式的革新也是有區域性的，僅限于江南一帶，在中國的其他地區卻鮮有這種改變，這對于政治制度的影響并不大，在明與清，中國的政治制度朝著越來越嚴重的封建專制、中央集權發展，錢穆先生就曾指出，中國明與清的政治制度在歷史上是大大的退步。
還有一點，中國依然是一個以農業為支柱，以“小農經濟”模式為核心的國家，這個性質始終不成改變，在統治者特別是士大夫的眼里，重農抑商是基本國策，他們對“商業”始終是帶著有色眼鏡的，是相當排斥的。
沒有統治者和士大夫的支持，這種經濟現象又只是區域性的反映，而且有違中國傳統的政治觀念和文化觀念，因此，“資本主義萌芽”永遠只能是“萌芽”，而不可能再有更大的突破，黃道婆推廣的先進技術，也只是被融入到了“小農經濟”模式之中，讓一部分農民的口袋里有了錢，富裕起來，而沒有產生政治影響，也不可能產生政治影響。
再來看看西方各國資本主義建立的過程，都是經歷了漫長的商品革命、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可見，西方各國資本主義的建立，都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經過了充分準備之后，最終通過流血的方式——資產階級革命來推翻落后的封建制度，這才確定了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
而明清時期的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缺乏向資本主義轉型的條件，隨著封建專制制度和中央集權的變態化加強，所謂的“康乾盛世”也成為了中國兩千年封建歷史的“回光返照”，一個古老的國度，在歐洲各國掀起一場又一場資產階級革命時，卻在封建專制的死胡同里越走越遠，逐漸落后于整個世界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