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也；潔（原文：絜 jié）靜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也；則深于《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
——《禮記·經解》

陳柱先生（1890-1944）為學不主一家，不專一體， 于我這說話還說不對的新學者最是合適不過的。國學還是中學時代讀的較多，儒、墨、兵、陰陽，零零碎碎的根本構不成體系。大一時也選修過《論語》課，然而老師也并未講出什么所以然，更可忽略不計。當時收獲最大的不過是將《論語》背了那么四五十條。知其字面意卻不知所以意。有如：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
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

當初只當孔子仰慕周公的“弼王”之功，讀罷《儒家總論·本原》一節才知，為何獨為周公。

《漢書·藝文志》云：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

司徒者，見《尚書·堯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司徒以掌教為職，儒家亦以教育為己志。教在五倫。

儒家之教，以五倫為基本，而其教之工具，則最重禮儀。周公制禮作樂，千古莫與比隆，故儒家之業，莫盛于周公。

至此，才算是明白周公之于儒家，之于孔子的真正意義。昨日和父上大人聊起，父上大人說周禮，禮法一體。禮即法。

周代禮制完整地講應稱之為禮樂制度，分禮和樂兩個部分。禮的部分主要對人的身份進行劃分和社會規范，最終形成等級制度。樂的部分主要是基于禮的等級制度，運用音樂進行緩解社會矛盾。前者是所有制度的基礎和前提，后者是制度運行的形式和保障。

想起以前學的《漢謨拉比法典》，遂問：算不算是成文版習慣法？
父上大人想了想，說，第一部成文法典是“鄭國“鑄刑書于鼎””。春秋戰國時期算是禮崩樂壞，和現在很像。
我反駁他：這不也說明人們的掙脫了思想的束縛了嗎？禮崩樂壞才能百家爭鳴啊。
他反問：連底線也沒有了呢？沒有規矩到底是好是壞？
我也楞，兩者間的界限如何確定呢？說到底不過是“度”的問題。而人們看到的事物越來越多，接受的閾值也越來越高，很多事情不是輪在自己身上，大多還是難以體會到其中甜苦的。道德底線本就是不成文的習慣法，習慣法不是隨著社會和歷史變化的嗎？大趨勢如何變，底線如何變。一個人的接受事物的閾值變高于個人而言的確是好事，那么，百姓的閾值都變高呢？所謂的善惡觀會不會也會淡化呢？
父上大人繼續講，其實在農村，人們一說起當官的，那就是貪。如果能開著公車回老家就是“有范兒”“厲害”，騎著電車回家反而是“混得不好”。愈加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有人不貧，卻領著各類的救濟金。
想起今年來看到的各種事，不禁贊同。似乎人們日漸的不再“以貧為恥，反以為榮”了？弱者似乎更加的理直氣壯，站在輿論的頂峰，壯到強者毫無反抗的余地。
其實哪里是弱者變強了，而是輿論太可怕。人們遮著網絡ID面具，借著各類熱點事件，抒發的是自己的不滿。端看自己代入的角色是誰，經歷和甲方有共鳴，便聲討乙方；和乙方熟悉，便偏向于乙方聲討甲方；更還有不嫌事大的。清醒的旁觀者嘆一句，卻更不愿惹任一方的火上身，沉默著；還有愚者和幼者，還沒有形成自己的世界觀，被聲勢最大的觀點洗腦，先入為主地認定黑白善惡與對錯，輿論之上再添一把烈火。
最后，哪里還有真相呢。
其實，哪怕是是了解到最真實的事情，最終也不過是嘆一句，雙方皆有過，難說對錯。

最后，我們就聊到了法。父上學的是法，向來不贊同強制的法，認為法不應當干涉人類的自然規律。
我反駁他，法是人的行為，那不也是人的自然規律嗎？就像是猴群，會把被打敗的猴王趕出去，又像是其他的群居動物會殺死幼崽。人群居，有自己的社會。而法，無論是日漸演化形成的還是強者制定的，不都是這個社會的規則嗎？也算是屬于人類（社會）的自然規律啊。
當時父上大人的回答我已經記不清了。我一向固執，有時過于執著于自己觀點，他人的觀點說不服我便就遺忘了。而又或許在某個時間，自己又開始質疑自己。
就像現在碼著字，我就又在想，人類始終是不能喝其他動物相提并論的，我的觀點未免太上帝視角。
不過父上大人的觀點我是贊同的，法無論是誰制定如何形成，不應太過嚴苛強制。今天讀到《儒家·晏子》篇，看到晏子的一些治國觀點，深以為然。

……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為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為名；刑罰中于法，廢罪順于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

然而教化又豈是那么簡單的事情

——初學者的隨手記，所知太少，句不成句，也無明確的個人觀，每讀一人言辭都是一場新見識。每每有所思，便隨手記，希望在此過程中能建立自己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