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題
這兩天一直在想一篇文章，思緒許久，還是想讓這些文字流淌于筆尖
盡管河南大學這個滿蘊著靈氣的園子靜靜地恪守在七朝古都開封一隅，卻并不妨礙人們對這所百年名校的贊譽和向往。在這里，河大的每一寸土地都能演繹出一段或婉轉或剛烈的故事，每一片綠蔭都能訴說一段或熟悉或隱秘的歷史，每一處回憶都是最難得最珍貴的典藏。
河南大學所在的這座城市，曾經見證過中國科舉制度的風云變幻。它既是中國自北宋確立殿試制度的肇始地，又是封建科舉制度最后的終結地。開寶六年（973年），宋太祖下詔在這年全國會試落第的考生中選出一百九十五人，與已被錄取的進士和各科及第者三十六人，由其親自主持在講武殿進行復試，結果及第者達一百二十七人，而原取中的三十六人中反有十人落選。這次因落第進士徐士廉千原主持會試的翰林院學士李昉“用情取舍”而鬧得沸沸揚揚的“科舉案”，竟成為科舉殿試的發端，原來實行的兩級考試——各州舉行的“取解試”和禮部在東京貢院舉行的“省試”，跟著也變成了三級考試。1902年，北京的貢院在八國聯軍燒殺搶掠中被焚，那年的順天鄉試不得不移到河南貢院舉行。接著是1903年的全國會試，各省舉子會聚開封。誰知考官忙亂中掛錯了號燈，致使考場秩序大亂，參加會試的舉子們大嘩，迫使清廷取消了沿襲千年的考前點名制，改由舉子憑卷入場。僅僅過去一年，清王朝便在革命形勢的沖擊下和新派人物的壓力面前宣布全國所有鄉試、會試一律停止。河南貢院那場亂哄哄的考試成為中國科舉的最后一幕。
2002年5月，時勇在他編著的《與世紀同行：河南大學九十年》一書中這樣寫道：“1912年，隨著清王朝的統治和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帝制的結束，舊的教育制度也走到了它生命的盡頭。在爭取自由進步的思潮鼓舞下，有感于曾經輝煌過的河南如今落伍，事半功倍的解救之法即是直接學習歐美。于是，河南教育界的有識之士李時燦等紛紛建議省政府設立專門學校，為向歐美派遣留學生做準備。1912年4月，經河南省臨時議會議定，創建‘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從此拉開了河南大學的序幕。1912年8月，時任河南教育司科長的林伯襄正式就任預校的校長。1912年9月，預校第一次招生后開學。因校址比鄰鐵塔，人稱預校學生為‘鐵塔牌’。”
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的校址就在原來的河南貢院。貢院這地方，往前數到公元955前，曾是后周王朝的國子監，乃當時中國唯一的高等學府。北宋定都開封后，這里仍為國子監。歷元、明、清三代，開封為省城七百余年，此地又為中原的文化教育中心。河南貢院建于清雍正九年（1731年），有齋舍考棚九千間，為河南省秀才鄉試場所，三年一大比，每次應試者都在兩千人以上。但就這樣的規模仍不夠用，每逢考試，還要”編蘆架木為棚“才能容納眾多應考士子。道光九年（1892年），貢院再一次擴大，房舍增加到一萬多間。所以人們有理由相信，這塊毗鄰開寶寺鐵塔的寶地，其文脈實際上已經延續了千余年。
當年像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這樣的，全國只有三所，另外兩所是北京的清華學校和上海的南洋中學。1921年，河南省教育界吁請省議會，通過了創辦中州大學的議案，但是由于經費問題沒有落實而半途中輟。1922年，馮玉祥任河南督軍，盡管他在破除封建迷信上有些過于嚴厲，但對辦學還是很熱心的。他把軍閥趙倜的全部財產查抄歸公，從中拔出一部分款項作為開辦中州大學的基本金，使得中州大學終于在1923年3月正式開學。1927年，中州大學又有河南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河南省立農業專門學校并入，學校改名為河南省立中山大學，兩年后又改名為河南大學。在如火如荼的抗戰歲月里，河南大學輾轉搬遷數地，老師們在茅草屋中傳道授業，學生們在桐油燈下刻苦攻讀，即使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師生們仍矢志不渝。1942年，河南大學由省立升為國立，隆重的命名和掛牌儀式就在當時學校的流亡地欒川縣潭頭鎮舉行，學生們自發組織各種劇團連續公演數天狂歡慶賀。1944年，經國民政府教育部綜合評估，河南大學以教學成績優異被評為全國國立大學第六名，為中國抗戰時期高等教育史寫下了悲壯而又自豪的一頁。1945年12月，經歷了八年流亡之苦的河南大學師生重新回到鐵塔下熟悉的校園。新中國成立后，河南大學又經歷幾次重大的調整，先后易名河南師范學院、開封師范學院、河南師范大學，直到1984年重新恢復河南大學校名。
20世紀50年代初，曾在徐蚌會戰中擔任國民黨徐州”剿總“司令的劉峙——其五十多萬大軍被解放軍殲滅后便讓蔣介石給解除了軍職，閑居印尼期間寫了一本《我的回憶》，在書中講到他自1930年擔任河南省主席，主政河南九年，撥出專項教育經費，修建了河南大學的大禮堂和開封龍亭后面的華北體育場等事情，而河南大學大禮堂在當時被認為是全國一流的建筑。劉峙是蔣介石的心腹將領，素有北伐軍中的”福將“、中原大戰中的”常勝將軍“之稱，雖說徐蚌會戰中幾乎全軍覆沒，成了解放戰爭中的”敗將“，但他在教育方面的功績還是應該肯定的。
觸摸著由前輩后學們共同譜寫的河南大學校史，心頭的感受是沉甸甸的。在近一個世紀的歷程中，這些曾經在中國歷史上熠熠生輝的名字，組成了河大的精髓——著名專家學者如范文瀾、馮友蘭、董作賓、馮景蘭、羅章龍、郭紹虞、羅廷光、蕭一山、徐旭生、汪敬熙、楊亮功、余家菊、樊映川、高亨、毛禮銳、姜亮夫、嵇文甫、任訪秋等在此任教，校友中如石璋如、侯鏡如、張伯聲、袁寶華、王國權、趙毅敏、樊粹庭、尹達、鄧拓、白壽彝、楊廷寶、趙九章、高濟宇、王鳴岐、李俊甫、姚雪垠、周而復、吳強、馬可等，都是蜚聲中外的專家學者或社會活動家……代代名師，輩輩英才，從河南大學走出的成名成家者不計其數。更有群星璀璨、桃李滿園、數十萬學子遍布海內外，以各自的奮斗和努力為人類文明、社會進步作出卓越貢獻。河南大學正是因為擁有眾多名師和優秀學子而贏得了社會尊敬。百年求索，河南大學得益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的浸潤，造就與熔鑄了深厚廣遠的”河大精神“——前瞻開放的辦學精神，堅持真理、追求進步的精神，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精神，海納百川、廣攬名師的精神。正是靠著這種精神，河大經年而不衰，歷久而彌新。
當年的河大人有的已經作古，有的已垂垂老矣，興衰榮辱悲歡離合已成過眼云煙。但是，沉淀歲月風雨的河南大學依然枝繁葉茂，昂揚于天地之間。那由一代代學子以其豐博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莊嚴無畏的獨立思想、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和蹈厲奮進的勇銳精神所構成的一種特殊魅力，那選取《禮記·大學》之中刻于校門之上而寄意高遠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校訓，已經成為這里脈脈相系的傳統。河大一直有著開放的胸襟，古老的校園一直涌動著新思想、新思潮、新文化、新文明的氣息，這種涌動在那個清朝的末季很快成為一種強大的力量，沖破了封閉、落后、沉悶、保守的世俗樊籬和封建牢籠。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在象征封建科舉制度的貢院舊址上誕生就是最有說服力的昭示。
2004年5月，香港中文大學陳小章教授蒞臨河大講學，對河大的發展喟有加，其間寫下《再造中國大學》一文。文中道：”她那古香古色的校園、融中西風格為一體的典雅建筑叫我欣喜若狂、流連忘返；而她的坎坷歷程和變遷卻叫我黯然神傷、感慨萬分。就是這樣一所大學，叫我神往、激動，讓經歷過無數次演講的我第一次站在講臺上語塞。這樣一所讓我如此動情的學校，就是河南大學。“的確，河大不僅有科學和民主，也用歷史和文化，將近百年積淀下來的河大精神或許更厚重于河大本身。就像陳小章所講：”在河大，最讓我感動的是透過厚重的歷史洋溢出來的河大人奮發圖強的精神。在我的演講之后，面對提問不絕、求知若渴的新一代河大人，我看到了河大振興的未來。“
畢竟，河大將近百年的歷史還是年輕的。或許到第二個百年在腳下延伸的時候，人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河大的精神、河大的傳統，將會書寫出更加不平凡的百年精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