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生命政治（Biopolitics）是米歇爾·福柯20世紀70年代中期研究的一個課題，此概念首見于《性史》第一卷《求知意志》以及講座“必須保衛社會”中。然而，生命政治并非福柯首創，最早由瑞典政治學家克吉倫使用，他的國家理論認為國家也和人一樣擁有者生命形式。隨后，在18世紀中期，生命政治一詞成為國家治理的藝術，是一種維護人口生命安全和幸福的政治技術，因此，政治的主要任務是努力地探索合理有效的治理技術，使國家不斷獲得一種更好的狀態。

? ? ? 人口是生命政治的核心，國家治理所要面對的不再是客觀的、被動的事物，而是一群生物學 意義上是生命。由此，國家治理由整體轉向對國民生活的治理。然而，這意味著，生命需要被政治估算，人們在擁有各種力圖培育、鞏固、改善、保護生命的技術同時，為了消除威脅，也造成了各種監禁、隔離、驅逐和殺戮的實踐——換言之，一部分人的生命政治恰恰成為一部分人的死亡政治，這就是福柯在《必須保衛社會》演講中最初的界定：“使人死或讓人活的權利。”但是，在福柯這里，重要的不是消除威脅，而是保障自己種族的生命，因此法律和制度的目的就不再是懲罰或處死，而是如何讓個體活下來，即“讓人活”。

? ? ? ? 在《安全、領土和人口》中，福柯將生命政治分為三個階段，與之對應的是三種治理機制：古代機制同時包含允許和禁止，并以懲罰作為銜接；現代機制由監視和矯正的法律構成；安全機制不再針對每一個個體，而是預防以及對突發事件作出反應。在安全機制中，福柯以人的總體目標——人口為基點。這種新的技術就要求研究生命的整體過程：出生、死亡、生產、疾病等等，并由此引出公共衛生、衛生防疫、死亡率、出生率等相關性概念。在福柯看來，安全機制的特征是：（1）安全機制是一種放任型的治理，并不在乎每一個個體，而是通過一些調節性杠桿對總體的量發生作用。人口數據如果能圍繞在一定的平均值范圍內，就能實現穩定，當脫離平均常數時，應當予以補償；（2）安全機制考慮的不是對個體行為的約束和管制，它直接作用于整體本身，例如它關注整體人口安全，對于犯罪問題，它不會強調如何懲罰每一個犯罪者，而是強調讓每一個公民都成為守法公民。（3）安全機制在于通過政治的介入，對現狀問題、境況作出轉換，它更多的是提供外在條件，例如饑荒時，它更強調如何讓糧食的供給關系變得正常，而不是打擊囤積抬高價格的商人。

? ? ? ? 據此特征，我們很容易辨明，這類似于20世紀末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義政治，這是一種看似放任自由，但實際上從更高的層面完成了對社會治理的形態。然而，生命政治的“控制”，在福柯那里仍舊存在問題：生命政治只關心生命，它只區別生與死，而不處理生、更高層次的生的問題。因此，個人對于生命數量而言，不值一提，在生命政治視域中，蹲監獄與遵紀守法的個體無甚區別。因此，福柯隨后便轉向“自我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self）的探索，然而福柯對生命政治引起政治哲學界的種種回應。

? ? ? ? 阿甘本（Agamben）在福柯生命政治概念的消極意義上重構了“生命政治”。在《神圣人》（Homo Sacer）中，阿甘本認為自然生命已經被納入國家權力的諸種機制和算計之中，他從詞源學上發現，生命一詞在古希臘語中有兩層含義，一個是zoe，它表達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活著”，它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另一個是bios，他不單純是活著的事實，更重要是代表著一定善的生活方式。這兩個詞的關系構成了當今社會生命政治的實質。bios是可以被剝奪的，城邦可以通過一定手段流放公民，他有著“活著”的權利，但是一旦踏入城邦，則可以被任意殺死，他變成了一個純粹的神圣人（Homo sacer），或曰赤裸生命（naked life）。神圣的存在，同時也是被詛咒的存在。

? ? ? ? 但到了當代，阿甘本認為國家治理的對象不再是bios，而直接是zoe。如今，我們雖然生活在一定公民權利之下，這種權利受到法律保護，但正如卡爾·施密特所言，任何法律都不可能無界限，到了它的極限，便會失效。這種狀況就是例外狀態。阿甘本借此發揮，因為例外狀態的到來，正常狀態下的法律保護被懸置，我們喪失了bios成為單純的zoe，變成了生物學意義上的赤裸生命，并等待著不知名的主權者裁決。國家越是建構法律體系，卻越發體現出法律的無能，越顯現出“例外狀態”，我們也將永恒墮落為赤裸生命，福柯的預感似乎已經成為現實。

? ? ? ? 然而，意大利哲學家埃斯波西托（Esposito）卻較為樂觀地化解了阿甘本的bios轉化為zoe的困境。他認為，被剝奪bios的赤裸生命在例外狀態下，會進入另一種正常狀態，只要有主權者裁決，就會形成例外狀態下的一種新的規則，盡管它不穩定、甚至不合理。必須承認，奧斯維辛中并不是沒有規則的，每一個營員以集中營的規則行事，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的bios。因此，當代政治問題并非bios還原為zoe的問題，而毋寧說是免疫體（immunitas）與共同體（communitas）的關系問題。在埃斯波西托看來，共同體必然存在原初殘缺的特性，而任何共同體之中必然存在著免疫體。這就是說，當共同體或其 規則發生某種轉變時，總有有些人能夠進行免疫，并且得到某種“豁免”，并將自己與一般人區別開來。換言之，不論任何風險，總有些人能夠跳出它。這種免疫體的存在是因為整個社會本身就具有免疫機制，從而確保共同體的安全。

? ? ? 如此看來，從福柯發端、到了阿甘本的否定修正，最后到埃斯波西托的彌合，恰恰構成了一個豐滿的當代政治哲學圖景，他們的論述顯示出bios與zoe的內在張力，而二者之間實際上可以共同為政治所重視，他們完全可以在政治視域中毫無抵牾地結合在一起：我們既能夠追逐自己的生命權力，同時可以將之讓渡給國家作為統治治理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