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在爭和讓之外，合作這個第三選擇越來越成為處理矛盾的最好方式。因為，今天財富創造的最主要方式，已經不是通過占有什么資源，而是通過合作來實現。
只要你愿意，并且能夠跳出眼前的得失、資源和利益給你劃好的圈，去看未來的增量，你就能夠通過合作來為自己創造更多價值。
以下四個思維模型，幫你真正解決矛盾：
1.生意人思維：高估他人，正確地評估他人價值
2.銀行家思維：放大格局，著眼長遠的利益
3.實干者思維：把觀念上的沖突變成行動的方法
4.建筑師思維：劃定邊界，明示越過邊界的成本
更好地認識自己、理解他人，就能找到處理矛盾、達到雙贏的第三選擇。
書中內容從病癥、病人和醫生三個角度帶你了解醫學中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也來看看醫生們是如何從不確定性里尋求確定性的。
第一部分
我們首先來看看病癥的不確定性。對于這一點你可能會覺得奇怪，現在醫學發展得那么高端，人們通過基因檢測就能預測一個人會不會得某種癌癥，可以做心肝肺等器官的移植，還可以先摧毀然后重建人的整個造血系統，難道還有什么病是不確定的嗎？很不幸，事實還真是這樣。
西方醫學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漫長歷史上，通常是和巫術、迷信、拍腦袋的突發奇想聯系在一起的，對疾病的認識非常有限。二十世紀以后，醫學雖然有了井噴式的發展，但依然算不上完美，很多醫學理論還都含混不清，很多疾病發生的原因和機制也不清楚，現代醫學中還存在著大量的不解之謎。比如細胞癌變的誘因都是什么？為什么會有孩子患自閉癥？漸凍癥又是什么原因導致的？這些都還沒有清晰的答案。
葛文德給我們舉了一個很常見的病癥，但是這個例子足以顛覆我們通常對疾病和人體的認識。這個例子就是慢性疼痛。大多數醫生和我們普通人一樣，都習慣于一種非常簡單直接的對疼痛的理解，那就是身體受到損傷，然后這種損傷產生的刺激信號通過神經傳遞到大腦，人就會產生疼痛的感覺。所以當有人覺得疼的時候，醫生會給他做各種各樣的檢查，看看到底是身上哪個地方出了問題。比如葛文德就遇到過一個叫昆蘭的病人。昆蘭摔傷過一次，后來摔傷好了，但是卻落下了經常背疼的毛病。昆蘭的背疼還特別厲害，一疼起來他就吃不下飯，睡不著覺，不敢外出，有時候甚至疼得完全不能動彈，連大便都控制不了。醫生給昆蘭做了他們能想到的各種檢查，X光、CT、超聲，但是沒有發現感染、骨折、腫瘤或者脊椎錯位之類的任何病癥。
其實在美國，像昆蘭這樣長期被莫名其妙的疼痛折磨的人還有很多。那么對于像昆蘭這樣的病人，醫學要怎么解釋呢？作者說，問題很可能出在人們對疼痛的那種傳統理解上。疼痛很可能并不都是身體上實際的損傷引起的，它還可能跟人的性格、心情、職業、社會環境等沒法解釋的原因有關系，甚至有時候，疼痛就好像完全是大腦憑空想象出來的。比如那些截了肢的病人，就經常會覺得自己那已經不存在了的肢體在疼。這就類似于在說，大腦有時候會以為自己受到了刺激。最后證明，昆蘭的情況就是這種“疼痛系統的錯亂”。為了對付這種疼痛，科學家研發出了可以抑制神經系統興奮性的藥物，昆蘭就是在服用了半年這種藥物之后，病情才得到了明顯的緩解。
醫學上不能解釋的病癥絕不是個例，而是非常普遍的。比如，有人會忽然無緣無故地頭疼，又忽然無緣無故地好了；有人得癌癥被醫生判了“死刑”，放棄治療以后卻神奇地自己康復了。2011年有一項針對620名德國患者的研究發現，醫學上無法解釋的癥狀，足足占了所有已報告癥狀的2/3。
2/3，這是一個讓人震驚的數字，這個數字也讓病人和醫生都很沮喪。大量的病人覺得他們的訴求沒得到認真的對待，醫生把自己實實在在的痛苦診斷為“神經官能癥”，也就是神經異常引起的癥狀，這不是變著法的罵自己是“精神病”嗎？而醫生們，他們有時候會因為自己對病人的癥狀無能為力感到失落，有時候，他們也會真的認為這些病人是在“無病呻吟”，為這些病人浪費了自己的時間感到煩躁。這雖然聽起來讓人沮喪，甚至絕望，但卻是醫生面對的真實處境。
這就是我們解讀的第一點?，F代醫學的巨大進步，經常會讓人們產生一種醫學無所不能的錯覺，進而對醫學產生很多不切實際的期望。但其實，目前醫學上不能解釋的病癥非常普遍，我們對疾病、人體的認識都還遠遠談不上完善。我們當然都希望去了醫院，醫生只需要憑借經驗，就可以準確地判斷我們得了什么病，但醫學面臨的現狀是，即便醫生給我們做了很多檢查，也可能無法準確判斷我們到底得了什么病。
第二部分
說完了病癥的不確定性，接下來，我們再來說說疾病的載體，也就是病人的不確定性。
我們知道，人體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大到一個器官小到一個細胞，每個部分都可能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力量。同一種病長在不同人的身上，它的癥狀、嚴重程度和治療效果，都可以有天壤之別；同一種藥用在不同的人身上，也經常會出現截然不同的反應和副作用。接下來，我們就講一個常見的病長在不常見的人身上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個叫安娜的準媽媽。我們都知道，孕吐，也就是懷孕時的嘔吐，經常發生在懷孕前三個月的時候，三個月以后孕吐基本就會慢慢消失。但是這位安娜，她從懷孕第八周就開始吐，在整個懷孕期間，她不是在吐，就是在床上閉眼休息。而且安娜吐得還不是一般的厲害，她隨時隨地都想吐，吃什么吐什么，基本只能靠輸液維持營養。醫生們給安娜做了各種檢查，她也嘗試了各種藥物，甚至各種偏方，還看過精神科的醫生，都沒有一點用。但是安娜一生完孩子，她就再也不吐了。
人體就是這么神奇的一個復雜系統，經常讓人手足無措。因此治療方案的選擇，也經常會變成一件兩難的事情。那在選擇的時候應該聽誰的呢？在西方醫學史上的絕大部分時間里，醫學界流行的都是一種“完全由醫生說了算”的醫患關系，病人根本沒有進行醫療決策的權利。20世紀70年代以后，社會上開始興起了為病人爭取醫療自主權的運動，從那以后，病人們才開始有了替自己做決定的權利。而病人決策對醫療過程的影響，也是從那時候才開始出現的。
病人現在可以做的決定太多了，去哪家醫院，看哪個醫生，做不做哪種檢查，接不接受某種手術，要不要繼續搶救，病人似乎都可以說了算。而這其中病人做出的每一個重大選擇，都有可能讓后續的整個醫療過程大相徑庭，最終影響醫療結果。這看起來是對病人的巨大尊重，但是醫生們真的應該讓病人在這些大事面前自己做出選擇嗎？葛文德覺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葛文德說了他曾經經歷的故事。有一個癌癥晚期的病人，他有兩個選擇，手術或不手術。手術頂多就是改善一下他癱瘓的癥狀，但手術的風險非常高，比如術后恢復的過程會很痛苦，他還很可能因此丟掉性命；而不手術的話，盡管可能會徹底癱瘓，但他還是能相對舒服地過完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時光。醫生覺得不應該冒險，但病人堅持選擇手術，他說，“這是我唯一的機會。”結果，手術雖然很成功，但是由于嚴重的并發癥，病人在手術之后十幾天就痛苦地死去了。
在這個故事中，醫生似乎不該讓病人自己做選擇。這是病人和病人家屬的決定權，給醫療帶來的不確定性。平心而論，當我們是病人或者病人家屬時，會真的希望醫生不動聲色地提供幾種可能，然后讓我們自己選嗎？在專業的醫生都拿不準哪個方案更好的時候，作為醫學門外漢的病人和病人家屬，又怎么知道選哪個好？讓病人自己做決定，就是對病人最好的尊重和負責嗎？葛文德自己就是一個外科醫生，但即便是他，在自己的女兒住院、需要決定是不是給女兒用呼吸機的時候，仍然覺得心慌意亂、難以抉擇，他更愿意把決定權交給女兒的主治醫生，因為他無法承擔自己的錯誤決定帶來的后果。葛文德說，作為孩子的父母，病人的家屬，錯誤的決定很可能會把自己推入萬劫不復，終生悔恨的深淵。
人們在生病時或者看到和自己親近的人生病時，通常都會心煩意亂，沒有多少心情和能力進行理性地思考和判斷，這是人之常情。而醫生在這個時候通常會更加冷靜、更加理性，能夠做出更好的判斷。這當然不是說，我們應該回到之前那種“一切由醫生說了算”的決策模式，也不是說，醫生不需要尊重病人的知情權和選擇權。但事實很可能是，病人最需要的，并不是簡單的自主權，而是看到醫生的能力和善意，醫生要在病人無法做出正確決定時，勇敢地承擔起“做決定”這個沉重的責任，也要引導病人做出正確的選擇。
這就是我們要解讀的第二點，病人在醫療過程中制造的不確定性。這和人體的復雜性密切相關，也和醫療決策的復雜性關系密切。對人來講，擁有選擇權意味著擁有了某種自由，但是自由也經常是沉重的負擔，意味著我們需要為自己選擇的后果負責。在醫療決策中，醫生應該在尊重病人選擇權的同時，對病人給予恰當的引導，要勇敢地幫助病人承擔起選擇帶來的重擔。
第三部分
在說完了疾病本身和病人的不確定性之后，我們再來說說醫生給治療過程帶來的不確定性，同時看看，我們有什么辦法減少這種不確定性。這一點也是這本書里最精彩的方面。
一般來說，醫生給人的印象都很靠譜，在外界的眼里，醫生理性、客觀、不容置疑。我們也希望醫生可以像機器一樣精確，希望他們診治病人的思路和結果都像印刷體的文字一樣，清晰、準確、標準化，而絕不會像手寫的文字那樣潦草、隨心所欲或出現錯別字。但是葛文德在這本書里，毫不避諱地談到了自己在做住院醫生時的很多失敗經歷，比如反復嘗試給一個病人插靜脈導管，把另一個病人的喉嚨切得血肉模糊，還有幾個醫生因為確定不了下一步的治療方案，只能眼睜睜看著病人死去。
葛文德也開誠布公地討論了醫療過程中各種讓人目瞪口呆的無效治療和錯誤。比如調查表明，有1/4接受子宮切除的病人，1/3植入心臟起搏器的病人，手術后并沒有明顯好轉；再比如，尸體解剖表明，誤診導致的死亡，占所有死亡人數的40%，而且這個比例從1938年以來，就一直沒什么實質性的改善。還有，光是在美國，每年死于醫療過失的人數就超過了四萬。犯錯的個例就更多了，比如有醫生把手術器械落在了病人的腹腔里，有醫生給病人截肢時切錯了左右腿……
這些觸目驚心的事實都是怎么造成的呢？這就是醫生給醫療過程帶來的不確定性。主要會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醫生的技術水平存在不足和差異；第二，醫生也是人，也會因為各種原因犯下錯誤。
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個方面，醫生的技術水平確實存在不足和差異。我們去醫院看病的時候，“專家號”之所以那么搶手，就是因為我們都想選擇那些比較有名、經驗比較豐富的醫生。而對絕大多數醫生來說，他們成長為優秀醫生的唯一途徑，就是認真地、持續不斷地反復練習。
醫學是一門典型的、需要通過大量練習和不斷積累才能有所進步的學問。比如一個經過五到十一年學習、剛從學校畢業出來的住院醫生，就算他已經拿到了執業醫師執照，也只能從最基礎的工作做起，寫病歷、換藥、拆線，在上級醫師的指導和監督下給病人做骨髓穿刺，在手術臺上歪歪扭扭地給病人縫合傷口。他會四處碰壁，再一點一點地摸索，然后才能變得越來越熟練，逐漸獨當一面。而且其實不光是住院醫生，那些主治醫生、主任醫生也都要一直學習，他們必須不斷地學習新技術，不斷地練習把這些新技術用到病人身上，才能讓病人不斷地享受到現代醫學進步帶來的好處。
然而這就有了一個矛盾，你是希望一個新手醫生給你做手術，還是一個老練的醫生做手術？答案不言而喻。但是如果新手醫生得不到鍛煉，他該怎么才能成為一個獨當一面的醫生？新手醫生在學習的過程里，不可避免地會給病人帶來傷害。以骨髓穿刺為例，那些熟練的醫生通常很輕松就能完成，可對第一次進行這個操作的醫生來說，就算他高度重視，提前在心里把整個過程排練了很多遍，但到真正動手的時候，他還是很可能穿不到骨髓，會把病人扎得齜牙咧嘴。
無論是社會輿論還是法律規定，都不贊同醫生把病人當小白鼠來練手，他們認為，病人有權利得到最好的醫療照顧。其實醫生也一樣，他們也想不經歷那個漫長的學習過程，也巴不得套上白大褂就自動變成醫術精湛的專家。但這是不可能的。長期以來，醫院一直都在“給病人提供最好的照顧”和“給醫生增加練習機會”之間徘徊，他們既不能只顧培養醫生不顧病人的利益，也不能不給新人提供練手的機會。雖然所有的人都希望享受最好的醫療服務，沒有人愿意去承受醫學進步必須付出的代價，但這就是醫生和病人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那么，有什么辦法降低醫生的技術差異帶來的影響呢？人工智能在醫學領域的應用很可能是我們的希望。人工智能可以大大提高臨床診療的準確性。比如在一場對兩千多份心電圖的判讀比賽中，電腦就以20%的優勢打敗了心臟病學界的頂級專家。另外，機器人的應用也可以大大提高手術操作的精準度，人工智能醫學影像輔助診斷系統，已經達到了三甲醫院影像科醫生的平均水平。
醫生給醫療過程帶來的第二種不確定性，就是醫療過失真真切切地存在，而且醫療過失并不只發生在個別不負責任的醫生身上，而是幾乎在所有醫生的身上，都會出現。最簡單的原因就是，醫生也是人，是人就會犯錯。醫療系統的正常運作依賴人類大腦的完美表現，但是人的大腦有時候會開小差、犯錯誤。比如有的醫生會因為記憶力開小差弄錯藥的劑量，有的藥劑師會因為看花眼給病人拿錯藥，還有的醫生會在自己精神恍惚的一瞬間切斷病人的神經。醫生本身就是一個壓力巨大的職業，尤其是外科醫生，經常需要他們在極短的時間內面對復雜的情況做出判斷，這樣的判斷也就非常容易出錯。他們可能會因為信息太多而考慮不周，可能會因為近期見到的其他病例做出相似的判斷，甚至也可能受到感情、直覺或本能的影響。
那怎么能盡量減少醫療過失呢？通常人們的第一反應大概是，犯錯誤的“庸醫”必須要為自己的錯誤負責。我們應該把他們告上法庭、讓媒體曝光他們、讓醫院解雇他們，甚至讓他們賠得傾家蕩產。但是這些對抗性的手段真的是減少醫療過失的有效途徑嗎？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醫療過失的發生率并不會因為醫療官司的存在而減少。這是因為，如果一個人犯錯并不是出于故意，那懲罰針對的就只能是這個錯誤的結果，而不是錯誤出現的原因。而如果錯誤發生的原因仍然存在，那么相同的錯誤就肯定還會發生。
更嚴重的是，醫療官司還會帶來更深層的問題。就是如果人們總是把醫療過失看作不可饒恕的罪過，那么醫生和病人之間的敵對關系只會越來越激烈。醫生肯定會更加小心地不讓病人抓住把柄，更加不肯承認自己的任何錯誤，而且還會盡量避免替病人承擔醫療決策的風險。而這樣一來，最終受到傷害的還是病人。
這當然不是說，我們不該對那些明顯玩忽職守的醫生表達憤怒，不該讓他們受到懲罰。而是說，我們應該更多考慮建設性的措施，考慮怎么讓醫生從錯誤中吸取教訓，避免相同的問題再次出現。在美國，幾乎所有的教學醫院都會每周召開一次“發病率與死亡病例討論會”，在這種討論會上，醫生們會關起門來，開誠布公地檢討錯誤，看看下一次怎樣才能做得更好。醫生們認為，不管你多努力地去避免一個錯誤，從概率上來說，這種錯誤還是有發生的可能性。醫生們能做的，只有自己提高警惕性，足夠的小心謹慎，盡力把犯錯的概率降到最低。
除了從主觀上找原因以外，醫院和其他醫療機構，還對醫療過程中很多可控的細節進行了改進，幫助醫生減少犯錯的可能性。比如為了降低麻醉過程中的醫療過失，美國醫學會采用了一些很簡單但是非常有效的措施。像是減少麻醉科住院醫生的工作時間、改進氧氣的控制開關、標準化機器的刻度盤、利用麻醉風險模擬系統訓練麻醉師等等。事實證明，這種看似細小的改進措施非常有效，在短短10年內，美國的麻醉致死率就降到了之前的1/20。
再比如，葛文德本人曾經倡導的“全球手術清單”，就是讓醫護人員把手術中最關鍵的步驟列在清單上。這項非常簡單易行的舉措，把手術感染的死亡率降低了將近50%。關于這一點的內容，你可以收聽《清單革命》這本書。
這就是我為你解讀的第三點，醫生會給醫療過程帶來的不確定性。葛文德這本書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將醫生作為普通人的那一面淋漓盡致地展現在了我們面前。書里最讓我感動的細節，并不是他在講醫生如何治病救人的時候，而是講述為什么每年會有近萬名外科醫生放下手上的工作，去參加“外科醫師學會”的年會。在年會上，他們當然可以學到新的技術，看到新的器械，了解醫學研究的新進展，但是在葛文德看來，這場年會最重要的意義在于給外科醫生們提供了一種歸屬感。
葛文德這樣描述外科醫生的境遇：“醫生屬于一個孤立的世界……病人一個一個地來，手術一臺又一臺地做，到頭來，你還是孤零零的一個人。好不容易成功做完了一臺手術，喜悅卻不知道該跟誰分享。病人術后因為并發癥死亡，又有誰了解你的感受……但是每一年，我們都不遠千里來到這個地方。在這兒，你會發現同伴”。葛文德這寥寥幾筆，寫盡了醫生的孤獨和對認同的渴望。讀到這里我不禁感慨，平時我們眼里那些理性到近乎冷酷的醫生，原來也和我們身邊那些需要扶持的普通人一樣，需要從別人的理解和支持中獲得力量。
總結一下《醫生的修煉》這本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