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 語
本書記錄了阿圖·葛文德醫生經由實習到正式參與臨床手術工作多年里的醫學觀察，分享了一位外科醫生成長的歷程。
在這漫長的路途中，他關于醫療最終極的不確定性問題的探究，讓我們看到醫生對待病人、對待生命的無限憐憫與對醫療行業發展的關注及理性思考。
醫生作為和我們一樣的普通人，卻在人類中間擔任救死扶傷的角色，這無疑是一個挑戰極限的任務——要用作為個體的醫生所能掌握的知識與技能的有限去對抗層出不窮因人而異的疾病的無常。
阿圖也曾有掙扎、困惑與對自我的懷疑，然而抱著“一切是為了病人好”的信念，他始終在這條道路上堅持前行，并最終成長為一名成熟的外科醫生，而他的修煉也仍在繼續。
作 者 簡 介
[美]阿圖·葛文德（Atul Gawande）
生于紐約布魯克林區一個醫生世家，畢業于哈弗醫學院，而曾在牛津大學攻讀著名的PPE專業（哲學、政治和經濟學）的經歷，對他在醫學人文思想和社會支持方面的看法產生了巨大影響。
他積極主動地普及醫學知識，對醫療體制進行思考與變革，曾任克林頓政府衛生醫療政策高級顧問，而他撰寫的探討醫療費用問題的文章《成本的難題》（The Cost Conundrum）更成為了觸動奧巴馬醫改的催化劑。
精 華 解 讀
以下內容為《醫生的修煉》一書精華解讀，供廣大書友們學習參考，歡迎分享，未經允許不可用作商業用途。
目 錄
一、 醫生的成長
1. 第一個手術
2. 醫生的成長VS病人的犧牲
3. 像機器一樣完美
4. 通向完美之路
5. 治療不當VS精益求精
6. 醫生成長的進階——身份認同與處境觀察
二、 醫生的探索
1. 13號、星期五、月圓夜效應
2. 疼痛的迷霧
3. 孕吐30周
4. 一說話就臉紅的女主播
5. 吃個不停的人
三、 醫生的思考
1. 要不要做尸體解剖呢？
2. 科學是揭示真相的唯一標桿嗎？
3. 醫療決定到底該由誰來做？
4. 面對不可思議的直覺，該如何決斷？
正 文
一位醫學院的學生是如何成長為可以獨立操刀掌控一臺手術的外科醫生的？
在行醫施藥的過程中醫生都會遇到一些什么難解之謎呢？他將如何進行探索并解開疑問？
而在面臨“治療每個前來求醫者的各項疾病”所需要的技能與個人所能掌握的技能之間巨大的落差，醫生又有哪些思考？
請跟隨本文的腳步，通過醫生的成長、醫生的探索以及醫生的思考三部分來探究阿圖醫生為我們梳理的、關于醫生的修煉。
一、 醫生的成長
1. 第一個手術
阿圖的第一個手術是為病人植入中心靜脈導管。該手術常用于建立輸液通道，為病人補充營養或輔助測量中心靜脈壓。
這個手術需要醫生先為病人在胸部做局部麻醉，然后找到通常位于鎖骨下方的一根直通心臟的大靜脈血管，扎下注射器后，回抽看是否能抽到呈暗紅色的靜脈血，如果成功則拔下注射器但保留針頭位置不動，將一根金屬線從針頭中穿過，讓它順著血液的流動自行滑進靜脈血管。
當心臟監護儀監測出它已到達心臟時，再將針頭拔出，并使用血管擴張器將靜脈上的孔擴大，然后拆封中心導管，將它順著金屬導管放進去，最后取出金屬線，用肝磷脂溶液清洗導管并將它縫在病人胸口。
阿圖的第一場手術就在資深的蘇醫生指導下開始了，雖然手術最終順利完成，但由于緊張和缺乏經驗，在操作過程中，他還是犯下不少疏失——手術開始前忘記要檢查病人身體數據、忘記在病人肩胛骨下墊毛巾、忘記準備用來沖洗導管的注射器、放置金屬線時另一端差點碰到沒消毒的床單……
這些問題都被蘇醫生及時糾正，并成為阿圖在實踐中摸索出的真知：它們提醒他下次可以做得更好，盡量減少這些可避免的過失。但是有一件事卻令他耿耿于懷，就是他無法找準大靜脈血管的位置——這一次是在扎錯兩次的情況下由蘇醫生代勞的。
而在手術過程中，蘇醫生一直以專業的態度耐心地指導阿圖并保障著病人的安全，她在事后鼓勵阿圖，告訴他下次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然而后來的幾次中心靜脈植入手術中，阿圖做好了完美的準備工作，將那些可避免的失誤都一一改過，但他仍然無法找準病人的靜脈位置，以至于他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都不想再去做這個手術，但總是事與愿違，一旦有需要，他還是需要去做。
然后有一天，奇跡出現了——一位體重超過140公斤的巨型病人需要裝中心靜脈導管，阿圖被指派去完成這項任務，這一次他順利地獨自完成了任務，在旁指導的蘇醫生也忍不住夸贊“做得漂亮！”并且在此后，他發現他都能夠不需猶豫、不需恐懼，可以很容易地按著手術流程為病人安裝中心靜脈導管了！
他事后仔細思索，他認為這是練習的成效。外科醫生們深信：技術可教，剛毅難學。所以要他們選擇是由一個不厭其煩、努力練習的博士還是一個天生手巧的天才雕刻家來做自己的徒弟，他們每一次都選了博士。
阿圖說：
“外科訓練其實就要不斷重復這樣的過程：開始時到處碰壁，然后一點一點地摸索，最終掌握了一些技巧。
……
我發覺自己既不是天才，也不是傻瓜，但是通過不斷地練習，我就可以做到。”
2. 醫生的成長VS病人的犧牲
上述的經歷也讓阿圖開始思考，究竟一個醫生是如何成長的？他回想起了自己到外科做實習醫生的第一天發生的一件事情：
有一個20來歲的年輕女孩子因為落座的時候餐椅突然自行散架而不慎踩到了椅腿上的螺釘，疼得齜牙咧嘴。
阿圖認真地觀察后認為螺釘已經深埋進她大腳趾的骨頭中，卻并沒有出血。那么接下來應該給她打破傷風針，然后取出螺釘即可，但是由于缺乏經驗，他打完針有些不知所措，為了確認是否要拔出螺釘他幾次尋找當天值班的倫格醫生請教，直到得到肯定的回答。
當他回到辦公室，告訴病人他將取出螺釘時，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她可能會質疑：“你？”但她只是說：“好的，醫生。”
最后阿圖取出螺釘，并為她清洗了傷口，提醒她要小心感染。病人告訴他雖然腳還有些疼，但已經可以走路了，走之前她還不斷向阿圖道謝。那天晚上，阿圖興高采烈地回家了。
他終于發現：外科手術像其他事情一樣，技巧和信心是從經驗中累積的。而他做泌尿科醫生的父親也告訴他，作為一名醫生，尤其是外科醫生，學習是一輩子的事情。
因為新技術和掌握新技術的人層出不窮，你必須不斷學習新東西，醫學技術不斷進步，外科醫生也必須不斷嘗試、學習。不能適應新技術也就意味著降低治愈病人的概率，使他們不能享受到現代醫學進步的好處。
但這也面臨一個問題：醫生與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在于，他們是用人在做練習。
這意味著，無論是醫生尚不熟練時，或是一項新技術尚不成熟時，醫生需要拿病人練手，這是出于對人類集體利益的考量，如果沒有新技術的成熟、沒有年輕醫生的成長，技術會永遠滯后，而醫術精湛的老醫生也一定會有退休的時候，這樣的犧牲是必要的。
但是具體到個人身上，有哪個人愿意說：“好啊，你可以在我身上練習。”
阿圖坦誠地告訴我們，就連醫生本人也會因為對醫療體系的了解而挑選更資深的醫生為前來就診的家人朋友進行診治。
所以很多年輕的住院醫生為了獲得手術機會不得不向病人撒一些模棱兩可的謊言，諸如“我只是助手，手術將由主治醫生操刀”、“手術出現問題的概率只有不到5%（而前提是由技術精熟的醫生來完成的話）”等等。
所有人都認為，如果可以消滅學習過程那該多好，但這不可能，學習的過程不僅存在，而且十分漫長。
阿圖也說，雖然不可避免，但這樣的挑選，如果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那么還是不要有選擇的機會比較好。
3. 像機器一樣完美
長久以來，西方醫學界不斷追求的一個目標就是近乎機器的完美。所以在1996年夏天有了一場醫學界的“深藍大戰”：
就職于瑞典蘭德大學附屬醫院、負責冠狀動脈特護病房的50歲的漢斯·沃林（Hans Ohlin）醫生與電腦展開了一場辨心臟病發作的心電圖的比賽。
實驗組織者拉爾斯·伊登布蘭特（Lars Edenbrandt）為了弄清是否由電腦辨認心電圖可以避免更多誤診，特地請來沃林參與實驗，要知道沃林可是瑞典頂級的心臟專科醫生。
伊登布蘭特共挑選出2,240份心電圖，而其中恰好一半是心臟病發作的。
最后沃林正確挑選出了620份，電腦的成績則是738份，以20%的優勢擊敗了專家。
為什么電腦能勝過人腦呢？社會學家羅賓·道斯（Robyn Dawes）認為，人是容易變的，人們很容易受到他人意見的影響，此外，看事情的角度、最近的經驗、注意力的分散以及信息的傳播方式都影響著我們的判斷。
并且人類不善于全面考慮各方面因素。而一個好的電腦程序可不一樣，它總是可以迅速自動而平等地關注每一個因素。
那么醫學的未來就是完美的機器將取代醫生的診斷嗎？
4. 通向完美之路
以一門簡單的外科手術——疝氣修補手術為例。在大多數醫院，治療疝氣是將凸起推回去再修補腹壁，也就花90分鐘左右，費用卻要4,000美元。且無論是在哪家醫院，10%~15%的疝氣手術會失敗，需要重新修補。
然而在肖爾代斯醫院——加拿大多倫多郊外的一間小診所，那里的一臺疝氣修補手術只需30~45分鐘，手術失敗需重新做的比率不到1%，費用也只是其他醫院的一半。
他們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在肖爾代斯醫院，有12名醫生專門做疝氣修補手術，其他的手術都不做，他們每年要做600~800例疝氣修補手術，比大多數醫生一輩子做得還要多。
他們成功的另一個因素是：他們分析了所有可能的變化，想好了一切補救措施。通過不斷地練習，很多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如果說瑞典心電圖研究的中心問題是機器是否可以取代醫生的話，那么肖爾代斯醫院的例子則說明，我們可以把醫生訓練得像機器一樣。
這種超級專門化不僅帶來了極高的手術成功率，也帶給人們更深的思考：醫生是否必須在接受完整的訓練后才能提供最好的醫療照顧？
可以預見的是，醫生以后將不得不讓電腦取代他們做一些診斷決策，但對醫療器械化的反對仍會持續一段時間，因為隨著科學技術越來越發達，而人性色彩卻顯得愈加薄弱。
現在的醫學關懷已經很缺乏人性的溫情，倘若繼續技術至上，人類會感到越來越孤獨。
阿圖認為憐憫與科技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它們也可以相輔相成，醫生有義務引導病人，要成為病人的向導和知己，醫療網絡系統可以診斷病癥，但我們仍需要醫生幫助病人恢復健康。
5. 治療不當VS精益求精
你也許會認為，治療不當的例子只集中在少數差醫生身上，但事實上，大多數外科醫生在行醫生涯中至少被起訴過一次。
即使可以打醫療官司也于事無補，事實上醫療過失的發生率不會因為醫療官司的存在而減少。
而有關醫療官司，如果把過失放大，將其視為不可饒恕的問題，那么醫生當然會拒絕公開承認和討論這個問題，這種扭曲的制度造成了醫生和病人間的敵對關系。
而有一個地方可以讓醫生們坦率地討論自己的過失，它被稱為“發病率與死亡病例討論會”。簡稱為M&M，幾乎所有的教學醫院每周都會開一次這樣的會議。
在這里他們可以關起門來認真檢討錯誤，裁定責任歸屬，同時進行反思，看看下一次怎樣才能做得更好。
其實發病率和死亡病例討論會的本質似乎有些矛盾：
一方面強化“錯誤不能被寬恕”這種觀念，另一方面會議每周舉行一次，又等于承認了錯誤是醫學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我們知道，醫生以普通人類之姿對抗強大而無垠的病魔是多么懸殊的力量對比，但是我們面對醫療過失與失敗率就真的束手無策了嗎？
美國的麻醉改良進程告訴我們，并非如此：
20世紀40年代，每2,500次手術中就有一個麻醉死亡的案例。
從60年代到80年代這20年間，麻醉致死率一直維持在萬分之一到萬分之二之間。
麻醉科醫生艾莉森·皮爾斯（Ellison Pierce）仍覺得這樣的死亡率過高，他開始收集麻醉致死的案例進行研究，并在當選為美國麻醉醫師協會副主席后積極動員協會集中反思麻醉致死的原因和改進方法。
他接受了麻醉機設計師杰弗里·庫珀（Jeffrey Cooper）的一些建議，也找來機器廠商商量。
為了引起注意，皮爾斯成立了一個基金會來贊助麻醉問題的研究，很快他的努力有了成效：
麻醉科醫生的工作時數減少了；廠商在設計機器時開始考慮操作者可能會犯的錯誤，麻醉機內也增加了控制閥，避免跑出兩種以上的麻醉氣體……
不到10年麻醉致死率已經降到二十萬分之一，是以前的1/20。
而美國的麻醉改良不僅于此。斯坦福大學的麻醉教授戴維·伽巴（David Gaba）把重點放在麻醉科醫生的身上。
他領導的一個團隊設計出了一種麻醉危險模擬系統，這其中包含了一個真人大小、由電腦操控的近乎仿真的假人，可以模擬麻醉手術過程中的人體變化，他甚至還能自動制造一些緊急情況。
毫無疑問，麻醉科引領了其他醫學領域去分析和改變醫療系統的弊端。
而阿圖也在一次膽囊切除手術中，由于多看了一眼而沒有切斷病人的膽總管，使病人不至于承受膽汁回流造成肝臟永久性損傷的危害。
他從這次手術中學到的一點就是錯誤很容易發生。但是他也表示：
盡管統計學家說，總有一天我會不小心切到病人的膽總管，但我還是相信，每一次為病人做膽囊切除手術的時候，如果我小心謹慎、明察秋毫，還是可以化險為夷的。這不是自負，而是作為一個好醫生必須有的信念。
看來，對于醫療過失的矛盾該如何去看待，阿圖已經有了自己的注意了，他在本段最后說道：
不管設想得如何周到，醫生還是難免會犯下各種錯誤。要求我們做到完美實在不合情理。然而，我們自己千萬不能放棄對完美的追求。
6. 醫生成長的進階——身份認同與處境觀察
當關于知識與技能的思索伴隨著他的實踐逐漸形成自己的看法與將要堅持的方向時，阿圖在醫院當住院醫生的時間也到了第六個年頭。
他開始有機會前往芝加哥參與每年一次的全美外科醫師學會的年會，年會通常為期一周左右，在年會上，每天會有多場臨床研討會（醫生探討臨床手術經驗）、看片會（主辦方展播外科手術紀錄片）與外科論壇（研究人員探討他們的研究工作），此外重頭戲是有無數醫療器械廠商會在會場布展，向醫生們推銷自己的產品。
參加年會對阿圖來說，最大的收獲是讓他明白了這樣的年會對于一個外科醫生來說的意義：
醫生屬于一個孤立的世界，一個不斷流血、不斷實驗、不斷切開人體的世界。病人一個接一個來，手術一臺接一臺做。到頭來，你仍是孤零零的一個人。
好不容易成功完成胃癌手術，而這種喜悅卻不知道該跟誰分享。病人術后因并發癥死亡，又有誰了解你的感受？你一個人面對家屬的指控、謾罵，一個人為了醫療賠償跟保險公司據理力爭。
然而在這兒，你會發現同伴，他們與你探討自己遇見的各種病例、趣事、與你相似的遭際，一切的一切，都讓你覺得不再那么孤獨。
而對于醫生身份與處境的觀察，無疑令阿圖又進一步成長了。
這次，觸發他思考的是這樣一個問題：一個好醫生是怎么變壞的？
書中有這樣一個案例：
現年56歲的骨科醫生哈里森，曾經是一位非常受人敬仰的大夫，他的骨科手術很厲害，很少會有失誤，其他醫生的朋友或家人需要做骨科手術都會請哈里森幫忙，十幾年來哈里森是他們醫院最忙的醫生，但后來，他開始變得粗心大意，不負責任，不但沒把病人醫好，甚至有時還使得病人受到更嚴重的傷害。
同事都對此十分震驚，這種糟糕的情形拖了幾年后，他終于被開除了。
阿圖找到哈里森，企圖了解他的變化原因，也很擔憂他未來的出路。
哈里森告訴他，曾經自己是最好的醫生，并有著“有求必應”的名聲，他開始變得越來越忙。同時，他剛成為主治醫生時，年收入是20萬美元。
后來名氣大了，病人和手術越來越多，他賺的錢也越來越多，他發現如果他再努力一點，一年就可以賺30萬美元，再拼命一點，年收入甚至能達到40萬美元。
據同事說，他對“業績之王”的稱號非常在意。在這十幾年里，他每周都得工作80~90小時，有時甚至達到100小時。
因此如果手術時間拖延了、急診冒出新病人或者在手術時出現無法預測的問題他都必須馬上解決，以免打亂自己的計劃。
據阿圖的了解，像哈里森這樣的問題醫生不在少數，而一般情況下，醫學界對問題醫生的處置有一套公開明確的方法，就是由他的同事聯合起來驅逐他，不要讓他繼續危害病人，同時收集證據并向主管部門舉報，吊銷問題醫生的行醫執照。
然而現實中很少有人這么做，同事們往往由于不忍心、采取私下勸告等原因，會耽誤好幾年，直到問題醫生對病人的傷害令他們忍無可忍，或者問題醫生發生重大過失而被曝光。這對于病人和問題醫生來說，無疑是兩敗俱傷。
后來，阿圖在1998年參與的一次醫學會議上遇到了肯特·內夫（Kent Neff）關于拯救問題醫生的報告，于是與他取得聯系，并參觀了他的工作成果。
內夫的工作主要是接收所有的問題醫生，為他們做身體檢查，并做其他的一些測試題，與他們溝通，要求他們一次一次說出自己的經歷，并與其他三名醫生一起做出最終的評估。
他們會將最終的報告送到問題醫生所在的醫院，提出一些正式的意見，說明問題何在，是否能繼續工作以及是否需要治療、接受什么樣的治療等。
內夫這個評估計劃的好處在于，萬一出現問題，問題醫生知道去哪里求助，同事也不必扮演法官的角色，內夫和他的同事已經拯救了好幾百位醫生的職業生涯，這同時也意味著幾千病人將免受醫療事故之害。
二、 醫生的探索
在這一階段，阿圖對醫生的工作已經有了深切的感悟和成熟的認識，他從執著對于本職工作的世界觀的樹立到較能輕松地展開工作，并開始觀察記錄日常生活中一些有趣的探索發現，比如下面這些事情：
1. 13號、星期五、月圓夜效應
在西方，一年之中不論哪個月的13號，如果逢著正好是星期五，那么這一天會特別倒霉的說法一直廣為流傳，這樣的說法有很多人都信。
阿圖認為從事外科醫生這樣科學類的工作的人，應該是崇尚理性的，卻發現他的同事們竟然也相信這個傳說。
那天他們聚在一起商量下個月急診間夜班的排班，當發現大家都有意識地避開了13號星期五這一天時，阿圖勇敢地在這一天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同事提醒他：“做好準備吧，這一天你會很忙的。”阿圖不以為意。
后來他留意到那天是個月圓夜，月亮也一直被認為與人類的情緒周期會有關系，他突然有一瞬間產生了那天會不會真的有不好的事情發生的感覺。
他想，只要有證據，這些謠言就可以不攻自破，于是他前往圖書館查找資料。
然后發現的確有一篇研究人員以倫敦一個社區為研究對象，比較13號星期五和6號星期五這兩天因車禍而住院的人數。
結果盡管13號星期五路上的車比6號的要少，然而在13號星期五這天因車禍受傷的人卻比6號星期五那天多了52%，作者的結論是：13號星期五這天不吉利，所以人們最好還是待在家里，減少外出。
然而，待在家里就不會出現意外嗎？作者并沒有講，阿圖告訴自己，這樣的研究只有1個，而且只是針對一個社區做的研究，并沒有太大說服力。
而后他又檢索到上百篇關于月亮與人類行為的文章，有一篇長達5年的研究，追蹤了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一家醫院里食物中毒或企圖自殺的病例，研究結果證明女人在滿月之時服藥自殺的比例要比在新月的時候少25%。
然后他發現有其他類似的研究居然也得出了類似的觀點。然而繼續查找，看研究人員調查其他一些事件與月亮周期性的關系，阿圖特別關注了一下是否月圓時看急診的人會變少，結果沒有人發現月亮和這些事件有明確的關聯。
于是他松了一口氣，心滿意足地離開了圖書館。然而真的到了阿圖值晚班的那個13號星期五，他卻果然如同事所言，一整晚忙個不停，一個接著一個病人被送到急診科來。
2. 疼痛的迷霧
每一種疼痛都有故事。
這里，阿圖碰到一名叫昆蘭的建筑師，他曾不小心從工地的腳手架上摔下來，在這次摔傷中，他的背部并無明顯損傷。
可是到了秋天時，他的背痛突然開始發作，并且在往后的日子里愈演愈烈，甚至影響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他最后求助于疼痛科醫生。
后來他的故事也被阿圖發現了，阿圖看過昆蘭的CT掃描片子、檢驗報告、X光片和超聲波等一大堆檢查結果，但是從這些資料中都無法看出他為何背痛。通常情況下，醫生遇到這樣的病人，都不相信他們真的有病，結論往往是：這是他們臆想出來的毛病。
接下來的日子里，阿圖親自去拜訪了昆蘭和他的主治醫生凱斯，并在凱斯的啟發下查找了各種資料，找到了關于疼痛的最新研究結論，就是我們的大腦，不僅會對身體受到的物理傷害進行反應，它也可以主動制造疼痛。
類似昆蘭這樣，找不出原因的疼痛病人還有許多，在他們的大腦中，掌管局部疼痛的區域更容易被刺激到，一旦他們在大腦中受到刺激，就會產生疼痛的感覺。
3. 孕吐30周
惡心是個什么東西呢？不少女性忘了當年生產時如何痛得死去活來，但對害喜那種惡心的感覺卻記憶猶新，一想到就怕，甚至怕到不敢再生孩子。
惡心就是如此特別的感覺。
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安娜，是一個懷了雙胞胎寶寶的孕婦。安娜的孕吐特別厲害，以至于影響到進食，體重急劇下降。
雖然科學研究表明惡心嘔吐是保護身體免受毒素傷害的本能機制，而孕婦的孕吐也是出于避免在懷孕早期，體內胚胎特別脆弱的時候進食會傷害到胚胎的食物而出現的進化本能。
但安娜這種劇烈的嘔吐癥狀明顯已經超出了合理的范圍，所以她意識到必須要做些什么。
她做了幾乎一切的嘗試：醫生開的減輕惡心嘔吐的藥、親朋好友搜羅的各種偏方，她甚至去看精神科醫生，但她的情況并沒有好轉，她被診斷為妊娠劇吐癥。
出現這種癥狀的孕婦，有些實在受不了的會選擇人工流產，而安娜完全不考慮這個做法。
首先，她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其次每天護士都會推一部小小的超聲波機到她床邊，她能聽到在她子宮里兩顆小小的心臟撲通撲通跳著。這就夠了，她對戰勝痛苦充滿了信心。
阿圖在后續的研究學習中發現了關于減輕療法的研究，該研究最大的貢獻可以說是將疾病的癥狀與病人所承受的痛苦區別開來。
他認為，對某些病人而言，只要了解他們痛苦的來源，以不同的角度看待痛苦，或者只是接受偶們無法征服自然的事實，就能控制痛苦。盡管藥物沒有作用，醫生還是可以幫助病人。
安娜說，她最喜歡的醫生就是在看病過程中，她能感受到他們的同情的那些人，畢竟她的情況的確超出了所有人的理解范圍。
然而安娜堅持相信肚子里的寶寶是上天賜予她珍貴的禮物，這樣一直堅定地想著，隨著懷孕時間的一周周過去，那種惡心的感覺慢慢不再那么嚴重了，到了第33周，安娜的雙胞胎提早一個月出生了，兩個寶寶都很健康。
生產后不久，安娜又吐了一次，但，那是最后一次了。第二天早晨她喝了一大杯柳橙汁，晚上，她吃了一個大漢堡，還有藍莓乳酪和薯條，她說：“噢，太好吃了！”
4. 一說話就臉紅的女主播
艾莉莎從小就有個主播夢，但她努力成為一名午夜新聞主播兩年后卻十分崩潰。因為她從小就容易臉紅，成為主播后仍然如此，只要有一些小事，她就會臉紅。
而因為會臉紅，她又變得更羞怯，這使得她無法進一步發展事業，跳過午夜新聞主播的跳板。原本制片人也十分看好她的，這令艾莉莎十分痛苦，她甚至做好了辭職的打算。
就在這時，艾莉莎在網絡上發現有一家瑞典醫院可以利用外科手術幫助患者解決臉紅的問題，這種手術就是將胸腔內的某些神經切斷，這樣一來臉紅的信號就不會從脊髓傳到腦部。
艾莉莎最終在父親的陪同下完成了這次手術，自此以后她似乎脫胎換骨，在鏡頭前也變得從容、大方，不久之后艾莉莎就跳槽到了另一家電視臺，在黃金時段播報新聞，成為當家女主播。
但她仍十分在意別人的眼光。有一天，她和一個朋友吃飯，向對方坦白了手術的事情，他聽到后十分震驚，指責艾莉莎這是虛榮的表現，并說：“做你們這一行的人為了往上爬，真是不擇手段。”
艾莉莎感覺既憤怒又羞愧，自此以后她越來越擔心會有人發現她做過手術，這件事甚至令她心神不寧，無法專心工作。最后她辭職了。
在辭職后的一年里，她甚至不愿與任何人來往，幾乎要被沮喪淹沒了。然而事情還是出現了轉機。盡管艾莉莎心里有一萬個不愿意，她還是向朋友和以前的同事坦白了手術的事，令她感到驚訝的是，幾乎每一個人都支持她的決定。
在2000年9月，她甚至創立了一個非盈利社團組織——紅色面具社團——宣傳有關臉紅的信息資訊，并為臉紅者提供一個交流的平臺。說出心中的秘密后，她終于擺脫了困境，繼續前行。
5. 吃個不停的人
阿圖參與過一場神奇的手術，就是為了幫助食欲過旺的威廉而實施的減肥終極手段——胃繞道手術。
威廉身高1.7米，體重卻足有194公斤，他的情況十分糟糕，胖得幾乎無法行動，健康狀況也越來越差，已經不能正常生活了。于是他接受了胃繞道手術。
這個手術主要就是將病人的胃囊先縮小，然后將縮小后的胃直接與小腸的后段連接好，繞過十二指腸，這樣一來，胃里面的東西就不容易被吸收了。
手術后阿圖一直不定期去看望威廉，并自行查看、研究著關于減肥這一課題的資料。他發現控制對食物的欲望，才是減肥成功的關鍵。
——在人類悲慘的減肥史中，有一類人不用費很大力氣就可以控制自己的體重，那就是兒童。
依據4響隨機研究，一群6~12歲、極度肥胖的兒童接受了一項關于控制飲食的簡單行為訓練，持續一年。
10年后再度對他們進行調查時，研究人員發現他們很少有過度肥胖的問題，顯然，兒童的食欲可塑性很大，而成人的則較難控制。
醫院恢復室的護士米莉與威廉的經歷都告訴他，手術的確幫助他們從生理上不再吃那么多，但是暗示自己不可以再多吃的心理因素也是成功減肥的關鍵。
三、 醫生的思考
在這一階段，關于如何成為一個更好的醫生，如何精進，在幾件常見的事情上，產生了思考，并得出了自己的結論。
1. 要不要做尸體解剖呢？
觀察過的一臺解剖手術令阿圖對于開口請求家屬允許做尸解感覺心情沉重，于是阿圖又去查找了關于尸解的歷史。
他了解到，醫生被允許做尸解也是經過了一番斗爭才爭取到的，尸體解剖可以使醫生避免前人所犯的錯誤，如果沒有尸解，醫生可能永遠不知道自己的診斷是錯誤的。
當時有大量死亡案例都找不出死亡原因，尸解使得真相大白，讓死者家屬得到一個明確的說法，了解自己家人的死因——這可能是最讓人心服口服的解釋了。
除此之外，醫生在醫院做尸解時，往往十分小心謹慎，使死者保有尊嚴，因此輿論也不再妄加評論。久而久之，不向死者家屬要求尸體解剖的醫生反而倒會引人懷疑其專業素質。
而現在為什么醫生反而更多地放棄做尸解了呢？
阿圖認為，可能21世紀醫學技術發展成熟，如今，我們有電腦斷層掃描、超聲波、核子醫學、分子檢驗等先進武器在手，當病人離世時，我們往往已經知道確切死因了，所以解剖多此一舉，直到一個病人改變了他的想法。
病人在最后搶救無效死亡時，死因被斷定為肺栓塞。
阿圖檢查病人的病歷后發現，在前一天特護病房的一位醫生因病人凝血速率比正常要慢一些給病人用了維生素K，而維生素K常見的副作用就是形成血栓，阿圖和主任醫生十分憤怒，找到那位醫生與他理論，并斥責他害死一條人命。
可是隨后對病人的尸解讓阿圖發現，病人的真正死因是動脈瘤破裂大出血猝死的。
他當即向那位使用了維生素K的醫生道歉，并反省為何一直沒有發現病人的動脈瘤，而盡管X光早就照出這個瘤了，但是并沒有人發現。
而這件事也令他明白，病人身上許多看似確定的東西，也都存在不確定性，他認為：
我們本來胸有成竹，后來卻發現自己錯了，這樣的經驗教訓也得好好汲取。
2. 科學是揭示真相的唯一標桿嗎？
這次引起阿圖思考的是一樁懸案：1949-1968年間，一個來自費城的女人瑪莎接連生了10個孩子，但每一個都夭折了，1個胎死腹中，1個先天不足，在醫院剛出生就死了，而另外8個本來好端端躺在嬰兒床里，也死了。
盡管在這8個孩子的尸體解剖單上寫著“死因不明”，但我們仍然希望醫生可以找出合理的解釋。
30年后，費城地區檢察官琳恩·亞伯拉罕控告現年70歲的瑪莎在30年前用枕頭將自己的親生孩子悶死。
這位檢察官所說的話令阿圖大吃一驚——她憑什么一口咬定那8個嬰兒是被謀殺的，而非死于嬰兒猝死綜合征？
阿圖請教了法醫和研究兒童受虐案件的專家，他們告訴他，無論是尸解還是什么新的檢驗方法，都無法有效區分自然的嬰兒猝死綜合癥和人為制造的嬰兒窒息死亡，那么檢察官是根據什么起訴瑪莎有罪的？
事實是，當年的醫生并沒有找到嬰兒被謀殺的證據，但是一個家庭的8名嬰兒先后猝死，身體上沒有任何外傷的痕跡，但每個嬰兒死亡的現場都只有他們母親一個人在場，所以她還是有很大的嫌疑。
結果警方以醫學上的“證據”對瑪莎進行審訊，她終于承認自己悶死了4個孩子，至于其他4個怎么死的，她說不記得了。最終法官判定她8項謀殺罪名成立。
最后，最讓人信服的證據，并非來自科學，而是當事人親口告訴我們的真相。
3. 醫療決定到底該由誰來做？
在阿圖的行醫過程中，他遇到一個做了錯誤決定，使得自己的愿望與得到結局相違背的病人，他由此開始思考醫療決定究竟應該由病人還是醫生來做才更合適？
他查閱資料發現，在20世紀80年代前期，醫療決定的決策權還是掌握在醫生手里的，后來杰伊·凱茨（Jay Katz）在他的出版書籍《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沉默世界》中列舉大量案例表明，病人可以自己決定要做什么，而且這也應該由病人自己決定。
后來醫學院也認同的凱茨的觀點，就目前醫學的正規說法是：他們怎么決定，你就怎么做。無論怎樣，身體的所有權屬于病人自己。
然而阿圖認為事情并不像上面說的那么簡單，因為通常病人也會做出錯誤的決定，那么醫生看著病人做出錯誤的決定能不管不顧，就奉命行事嗎？
最終他得出結論：并非如此。
他認為好醫生不會眼睜睜看著病人做出錯誤或傷害自己的決定而不聞不問，尤其在病人的決定和愿望相悖的時候。
并且很多時候，病人其實并非想要從醫生手里得到這樣的自主權——這是許多醫療理論專家錯誤地把病人的自主權當做醫學規范而忽略的情況。
阿圖認為事實是，比起從醫生手里得到自主權，病人更希望看到他們的能力，感受到他們親切的態度，親切感通常包括尊重病人的自主權，保證他們自己做重大決定的權利。
另一方面，在病人不想做決定的時候，身為好醫生，要為他們承擔做決定這個重任，或是引導病人選擇正確的方向。
4. 面對不可思議的直覺，該如何決斷？
這一次的思考來自于阿圖親歷的一個特別又驚心動魄的案例。
在阿圖在急診室的值班生涯中，曾遇到一個被診斷為嚴重感染蜂窩組織炎的女孩，她叫愛麗絲，那年才23歲。
蜂窩組織炎屬于一種單純的皮膚感染，不會損害皮膚以下的其他部分，但是阿圖看到愛麗絲后，直覺心頭一震，想起自己不久前親歷的一場手術，病患得的是一種極為罕見卻令人聞風喪膽的感染性疾病——壞死性筋膜炎。
患者最終由于未及時將所有感染部分清理干凈而導致腎臟、肺臟、肝臟和心臟逐漸衰竭，不治身亡。
而當時愛麗絲的癥狀從外觀來看，完全就是蜂窩組織炎，很難讓人聯系到壞死性筋膜炎。
可是阿圖沒有輕易放過腦內的這個想法，他請來的同事，值班的外科醫生史丹尼，一起分析。
最終他們決定給愛麗絲做切片檢查，而如果確診，她的情況是十分危急的，為了保住性命可能要面臨截肢。
這令愛麗絲一家如遭雷擊，本來女兒只是腿部紅腫，卻被通知可能會死，即使保住性命，她可能也不得不截肢，這看起來實在令人無法接受。
隨后經過切片檢查，愛麗絲確診為壞死性筋膜炎，父親絕望地將選擇怎么做的權力交到醫生手里。
最終主刀的史丹尼在截肢與冒著風險做清創手術之間選擇了后者，因為愛麗絲還那么年輕、健康，也許只要切除感染部位，再做保守治療，就能治愈。
結果，在4天里，醫生一共為愛麗絲做了4次清創手術，終于保住了她的命，還有她的腿和腳也是。
1年后，阿圖再次看到愛麗絲，她又恢復了活力。現在她已經可以跑步了，并開始正常工作了。
阿圖也發出感慨：
醫生相信自己的能力，知道怎么做才是對病人最好。對相同的問題，醫生處理的方式卻存在巨大的差異，這與個人習慣相關。
每天，在未知情況下做決定的我們，仍然堅信自己的做法是對的。
不管我們有多少次判斷失誤，每一個人都可能遇到像愛麗絲那樣的病人——一個我們只能用直覺治療的病人。
結 語
書里的故事，終止于愛麗絲最終克服了心里的恐懼，又能跳入海中，盡情地游泳。這或許就是身為醫生的阿圖眼里，最美好的畫面。
醫生是一份很特別的工作，時常要跨越生死兩線，目睹過最深的絕望，也有喜極而泣的欣喜以及平靜祥和的離去，這令他們也最接近人類對生命的無垠探索與追問。
生而為人，一切的不確定都掩蓋在最本源的生死之下，如今的我們早已不與遠古的祖先同。
穿起衣裳直立行走，泯然于人世，在逐漸習慣的社會生活里，往往有太多事都建筑在最質樸的生命之上，以至于不到體檢、病痛時，不再想起這些無解的議題。
而醫生們，日日夜夜站在生命之河的兩端思索，探究變幻莫測的人生，解開一個又一個的謎題，這的確是一群偉大的人，一項值得崇敬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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