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常人眼中總以枯燥乏味的死板形象出現，就拿我的學習經歷來說，一般歷史這類課程，都是安排在下午，尤其是夏天的下午，讓人昏昏欲睡，聽著聽著教室里便睡倒一片。這與“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的重要性全然不相關，多少歷史老師們，看到如此的景象，肯定要大呼“孺子不可教也”。

近幾日，心血來潮，初讀《史記》，更是穿插的讀了讀楊照先生的《史記的讀法》，受益匪淺，特寫下以下文字，一述心中所想所悟。

1.初心

歷史的這種枯燥乏味的形象，通常因其表述方式相關。正兒八經的歷史，那是十分嚴肅的，這和文學作品全然不同。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故事類，總是注重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通過沖突-行動等內容將故事塑造的更有可讀性。但是歷史就完全不是這樣，它注重的是真實性，而它往往記錄的是關于人類發展舉足若輕的一些“大事件”，怎樣從繁雜的內容中，提煉出精華，讓歷史既精煉又準確，還要突出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關系，讓歷史不只是冰冷死板的故事，不只是時間上的概念，而是給它賦予空間上的意義，這是對史學的一項重大考驗。

曾幾何時，當有些智者發覺，做好事的人不一定有好報，做壞事的人不一定會受到懲罰，而且這些做過壞事的人，他的虐行有時被深埋歷史的塵埃時，人們才突然發現，真實地記錄歷史是多么的可貴。我想這也是正義的一種表現，也是人類社會持續發展的基石。

2.成長

說到歷史或史學家，不得不談司馬家的兩個男人。他們家族世代為史官，為歷史事件的重現，以及今后該學科的發展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父親司馬談，整理撰成《論六家要旨》對先秦各學派的思想特點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評價，成為史學界研究先秦思想史、哲學史的珍貴文獻。其治學精神嚴謹，重視第一手史料的掌握。“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河，習道論于黃子”，這是他堅實史學基礎的來源。對于史學的執著更是近乎宗教信仰，這是推動他前行的動力。在其彌留之際依然不忘囑托兒子“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這為兒子司馬遷的今后發展樹立了良好榜樣。

司馬遷十歲便能誦習古文，后又效仿其父，年輕時就學游天下，這種學游是具有目的性的，不是走到哪看到哪。他先后探訪了汨羅屈原沉淵之處、大禹疏九江之地、齊魯文化孔子故里、楚漢相爭的戰場，為今后史書的書寫搜集了詳實的資料。

之后，司馬遷秉承父志，著述《史記》。《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其編史方法對此后的紀傳體史書影響很深，歷朝正史皆采用這種體裁撰寫。同時也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其重要意義，在于將橫跨三千多年的史實通過五十二萬余字來記錄出來，這其中貫穿著他對歷史的認識，就是始終堅持一種清楚的意識與判斷標準，將自己認為真正重要的東西寫進去。其次還在于對歷史事件的一種清晰判斷，這從他編排史料的順序上便可見一斑，作為個人，該運用怎樣的方式講話做事，作為群體，彼此怎樣互動和相連，這是他想要告訴我們的。

這種方法，是要教會我們，怎樣去理解和解釋歷史事件背后人的行為，從而從個人的角度拓展成全人類的經驗，真正體現出歷史以古鑒今的作用，形成當下對我們具有指導意義的寶貴經驗。他在《史記》中告訴我們，要學會區分哪些是個人意志不可控的事情，諸如渺小的個人深處生命或社會大勢之中，就算如何努力有時也無法改變結果。哪些是由于個人品性、學識、性格等方面的因素，造成某些結果的出現。這對我們怎樣客觀公平地去評價歷史人物，提供了比較科學的方法。

所畏的“究天人之際”，就是要正確的看待“天”和“人”，司馬遷所謂的天指的就是前面所說的人力不可變得因素，“人”就是個人的思考、選擇、行動，及最后怎樣去承擔這個責任與后果。

而“通古今之變”就是要找尋事件背后的普遍性，這不是一些片段的認識，而是聯系的、長遠的看待單一事件的來源、發生、變化等等。一來通過讀史學會明辨是非善惡，二來學會個人處理事情或實施抉擇的方式方法。這才是發展史學或學習歷史的重要意義所在。

3.“野心”

太史公的野心，是“成一家之言”。具體的說就是繼承孔子的雄心大志。這點從其自序中便可以看出，他在里面提到“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這其中，一方面他認為孔子是出于周公五百年之后，而自己生活的年代恰是孔子之后五百年，他要做和孔子一樣的事情。孔子發現當時天下存在的問題，即大夫、諸侯、天子沒有各盡其責：天子不行其責，作為“君權神授”者，這是一種天命所受之責，更像我們所理解的是一種“權利機構”，而按照自己個人喜惡來做，明顯是不負其責；而諸侯，僭越了，做了天子該做的事情，將天子架空，也是不負其責。孔子認為當時的社會秩序、禮樂崩壞，是造成一切問題的根源。所以著《春秋》來匡扶秩序，讓“達王事”變得井然有序，這里所說的王事更像是政治權利運行的秩序。

而司馬遷要做的就是通過記錄和探索歷史來建立或完善一套封建秩序。

在此他引用他的老師董仲舒的話“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來明志，可想而知這樣將面對怎樣的阻力和壓力。天子，作為道德的制高點，是不容置喙的，而他要做的是貶、是退、是討，滿負雄心壯志，但卻舉步維艱。《史記》正是要完成這一壯舉，訴說一種理想的政治模式，一種理想的人與人之間或人類社會的秩序，這其中飽含治國齊身平天下的大智慧，可是又有幾人能夠理解。

司馬遷用心良苦，我們唯有心懷敬意、舉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