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在中國城的一家臺灣餐館打工，工作時間從早晨八點到晚上九點。日薪制，一天一百刀。除去上午和下午各半小時的休息時間，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

平均下來時薪八刀，現金支付，不上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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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工那天是元旦，我到的時候店里已經坐的滿滿當當。各式各樣的客人在狹長而擁擠的小餐館里推杯換盞，門口還有等候的人排起長隊，店里店外人聲鼎沸，熱鬧非凡。

可“熱鬧是他們的，與我無關。”

經理J簡單介紹店里的情況后，給了我一條橘色的圍裙，將我安排去收拾桌子。

我怯生生的走到靠角落的一個桌子面前，一個臺灣的服務生將摞好的餐盤往我面前一推，說到：

“好了，你把這個端去廚房吧。”然后便匆匆給客人點餐去了。

我低頭，看見托盤里重重疊疊放了五六個大碗和四五個小碟，幾雙筷子橫七豎八的插在吃剩的面條和被面湯浸泡著的紙巾之間。

在此之前，我在一家壽司店賣壽司，時薪9刀，在掙得72刀后因為不會切壽司而被辭退。又先后在兩家面館試工，面館老板在分別讓我打掃了一上午衛生和削完一箱子茄子后不約而同的銷聲匿跡。

為此我情緒低沉了半個月，直到這家餐館讓我試工。

就好像每一條咸魚都急于翻身一樣，我打算麻利的處理掉這堆碗碟，以此證明自己。然而托盤剛一離開桌面，那高高壘起的小碗就作勢要倒，嚇得我趕緊放下。如此反復五六次后，經理的聲音越過人群從遠處傳了過來：

“Summer你不要著急哦，分幾次拿就好。”

手忙腳亂將托盤送給洗碗大哥后，兩個被茶垢染成褐色的白杯子從上菜窗口飛了出來。

“誒，新來那個，這兩杯茉莉花茶送到54號。”

我伸手去端，開水透過杯子燙的我手指一抖。而我那羞澀的讀書人氣質竟然在這時候出乎意料地顯露了出來。我怎么也不好意思開口說太燙，只是硬著頭皮用食指和拇指捏住杯口忍著疼痛硬生生將兩杯茶端到了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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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我知道從廚房飛出茉莉花茶的人叫阿米，三十來歲，是個精瘦的福建女人。或許是在后廚工作，阿米不多的頭發總是緊貼著頭皮顯出油膩的模樣。她臉頰左側靠近鼻翼的地方長著顆綠豆大小的黑痦子，說話的時候痦子隨之一上一下，讓我總是很難集中注意力同她聊天。

阿米在后廚打雜，主要負責給大廚師傅報單、上菜，也做一些切菜、摘蔥、剝大蒜的準備工作。她似乎牙不太好，嘴里總是咬著根牙簽，閑暇時候那牙簽便熟練的穿梭于牙齒和手指之間。

一次客人抱怨豆花太涼叫我端去加熱時，阿米正在剔牙。

“阿米，客人說豆花涼了，你熱一下。”

大概是被我破壞了興致，她不滿的將牙簽往佐料臺上一扔，拇指在旁的抹布上順手一抹后伸進了豆花里。

“哪里涼了嘛？”阿米嘟囔一聲后轉身打開了微波爐門……

想必是是打雜的工作比起服務員更加無聊枯燥，阿米在長年累月的工作中發展出了耍弄服務員的愛好。扔出兩杯開水，或者將加熱的滾燙的粥放在臺面上叫服務員去端，再看著不知情的我們被燙的一聲大叫，構成了她平凡生活里極大的樂趣。

在離開店里很久之后有一次我回去吃早餐，在上菜的窗口看見了阿米發福的臉。她依舊手腳麻利。碼菜、對單，然后用和當年一樣大的嗓門喊服務員上菜。待菜被端走，她便低頭劃掉一行。或許是因為廚房重裝，原本的墻面換成了玻璃，使阿米沒法再躲在墻后剔牙，與之相伴的牙簽不見了蹤影。上菜間隙，阿米歪斜著身子靠在工作臺邊看著外面，我看不出她的表情，卻想起高爾基在《童年》里寫的那句話：“在無窮無盡的工作日里，憂傷就是節日，鬧火災就是逗樂”。

那一刻，我好像忽然理解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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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之后餐館的工作十分簡單。只要記得菜品和價格，點單、收錢和上菜都很容易。收桌的技巧也不難掌握。

唯一的挑戰大概是體能。按照規定，除了休息外，其余12個小時服務員都得站著，即使店里一個客人也沒有也是如此。然而老板娘仍不滿意，認為我們站姿太過隨意，表情不夠熱情，而目光也太過渙散。不過我們不以為意，畢竟工資只有最低薪酬的一半，所以理直氣壯的將服務打了五折。

國內來的客人，平時習慣了上帝般的待遇，一下子遇到打了五折的服務，通常難以接受。

雖說他們常有抱怨，但真正與我發生沖突的卻只有一次。

那日正值中午，店里進來一對三十來歲的夫婦，帶了兩個小孩。男人平頭，身材魁梧，穿著灰色運動裝，女的黑色長卷發，打扮靚麗時髦。

和國內直接進店坐下不同，澳洲多數餐館需要在門口等待服務生帶位。我拿著餐具和菜單迎上去，這對夫婦卻忽略我徑直走進店里選了一處位子坐下。我走過去，指指餐桌上那塊reserve（預定）的銀色金屬牌子道：“不好意思，這個桌子預留了，請你們坐到這邊。”說著將餐具擺到了后邊一排的餐桌上。

男人斜眼看我，大概是沒有等到預期中服務員的滿臉堆笑和連聲致歉，不滿的嘟囔著換了位子。

幾分鐘后我再次從他們桌前經過時，男人叫住了我。我回頭，見他脖頸向上一梗，大聲質問道：

“誒，你這桌子上怎么有水沒擦啊？”

“不好意思。”我聽出他語氣里的挑釁，沒停下腳步，匆匆扔下一句道歉便上菜去了。

待我將菜上完拿著抹布再走回桌前準備將水擦干凈時，男子突然重重將菜單往桌上一摔，大聲喝道：

“有水你還讓我坐這兒？！”

巨大的聲響引得店里客人紛紛側目。

見我沒說話，他又一拍桌子加大音量道：

“問你呢？桌上有水還讓我們坐這兒？！什么意思？”

“Shit”我小聲咒罵，然后轉身要走。他卻因為沒有聽清我在說什么而更加氣急敗壞，‘噌’的站起來沖到我面前。我不得不停下腳步。然后一只帶著怒氣的手從我額頭右前方落下來，男人的食指在距離我鼻尖不到1cm的地方劇烈地顫抖著。

“你說啥？你再說一遍！你個王八x！……”咒罵像夏天里的冰雹一樣噼里啪啦的砸下來。

在我的人生中，從未有人以這樣污濁的詞語罵過我；而我也未曾預料到，在我的人生中，竟然會有一次被人以這樣污濁的詞語在大庭廣眾下辱罵。

我不知作何回應，只是拿著抹布愣在原地。

不知為何，我的目光越過了男子顫抖的食指，落在他身后不遠處他的孩子身上。小男孩從嬰兒座椅上轉過身來好奇地看著我們，他右手拿著勺子伸向嘴邊，他的嘴卻沒有張開。男孩身邊的母親沒有回頭，自顧自吃著飯，就好像一切與她無關。

“先生，你要是再這樣我就叫保安了！”回過神的時候經理已經站在我身前張開雙臂將我護住。

聽到要叫保安，原本氣焰囂張的男人氣勢瞬間縮小了一半，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地轉身走回桌前坐下了。

這時我方才意識到自己已經渾身發抖，手腳冰涼。恍惚著端起托盤向另一桌客人走去，低頭上菜的瞬間，聽見客人輕輕說了一句：

“hope you are ok.（希望你沒事。）”

憋了很久的眼淚終于掉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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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將我護在身后的經理叫J，是個喜歡戴白色珍珠發卡的圓臉姑娘。她比我大幾歲，笑起來的時候鼻子輕輕一皺，眼睛彎彎的，很像韓劇里的女主角。

我對J很有好感，不僅是因為那一次她護住了我，更多是因為她雖然是經理，卻從不對員工發火，也不會像老板娘那樣對我們要求嚴苛，每次出了事情也總是與我們站在一起。

有一回店里來了個吃豆花的客人，十分挑剔。認為我將豆花端過去的時候大拇指沾到了碗口，不衛生，堅持要我換一碗。我換了一碗，她卻又皺著眉頭說碗口仍然有污漬，要再換一碗。目睹全程的J在我又一次端著豆花從她面前經過時一把將碗奪過去，大步走到上菜窗口，伸手薅出那塊屬于阿米的毛巾沿著碗口賣力地擦了一圈，然后遞給我道：

“拿去端給她吧！干凈了！”

我大吃一驚，然而并未拒絕。

雖然J對客人并不算耐心，但工作卻十分賣力。因為工作時間過12個小時，店里普通員工一周一般只工作三到四天，體力好些的也不過五天。J卻只在周二下午休息，除此之外每日最早到店，最晚下班。我曾好奇為什么她愿意為這份工作犧牲如此之多，直到一次聊天時她無意中提到老板娘會幫她做雇主擔保。

在澳洲，雇主擔保是一種常見的移民方式，但因為審查嚴格，程序復雜，所以許多小公司都不愿意招這個麻煩，即使是大公司，也需要員工有過人的能力才有一線可能。聽店里的其他服務員說，J已經在這家餐館干了很多年。從洗碗工開始，店里每一個工作她都做過。后來老板娘欣賞她能干，讓她留下來當了經理，將店里的管理工作交給她全權負責。

當時的我很佩服J,能讓一個連最低工資也不肯付的小餐館為她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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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餐館兩年后的一天下午，我和曾經一起工作過的一個姑娘在微信上聊了起來。

“你還記得J嗎？”她忽然問我

“記得呀，怎么了？”

“她不在xxx（店名）了。”姑娘回復很快

“為什么？老板娘不是要幫她做雇主擔保嗎？”我問

“沒有做”“老板娘從來沒確定說過”“都是她一廂情愿的相信吧”“后來來了個老板娘認識的阿姨，把她逼走了”“具體細節我也不知道”……

姑娘的消息從手機那頭一條條傳過來，我不知如何回復，卻想到了一個故事。

驢的主人為了讓驢一直跑,就用桿子吊著一個胡蘿卜放到驢的面前，再把桿子綁到車上。驢發現了那個胡蘿卜,就想去吃它，于是向前走了一步。誰知道那個胡蘿卜向前移動了一步，驢子又快速的向前移動幾部,卻發現那只胡蘿卜一直在向前移動,于是驢就跑了起來。它跑啊跑啊，那個胡蘿卜好像就在眼前,但是卻始終是吃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