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時期，讓我能夠在十月份的每個節假日里靜下心來讀書，重溫遲子建的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記得十月中旬寫過一篇文章《讀書：情境與視角》發布在簡書上，那算是一次選點突破。重讀完此書之后，時隔近一月，經過時間的過濾與沉淀，對這部作品的理解、認知與思考逐漸構成一個系統，可以從總體上作一次全面的盤點，也算是對自己有一個交待吧。
遲子建，1964年出生，作家，黑龍江省作協主席。著有《偽滿洲國》《額爾古納河右岸》《白雪烏鴉》等長篇小說，《逝川》《霧月牛欄》《清水洗塵》等小說集，《傷懷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散文隨筆集。曾榮獲“魯迅文學獎”、“冰心散文獎”、“茅盾文學獎”等文學大獎。
遲子建懷著素有的真摯澄澈的心，進入鄂溫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溫情的抒情方式詩意地講述了一個少數民族的頑強堅守和文化變遷。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與鄂溫克族人的坦誠對話，在對話中她表達了對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堅持信仰、愛憎分明等等被現代性所遮蔽的人類理想精神的彰揚。遲子建的文風沉靜婉約，語言精妙。小說具有詩史般的品格和文化人類學的思想厚度，是一部風格鮮明、意境深遠、思想性和藝術性俱佳的上乘之作。
——2008年第七屆茅盾文學獎授獎辭
《額爾古納河右岸》是遲子建所著的長篇小說，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小說以一位年屆九旬的鄂溫克族最后一位酋長女人的自述口吻，講述了一個弱小民族頑強的抗爭和優美的愛情。小說語言精妙，以簡約之美寫活了一群鮮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溫克人。
在中俄邊界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居住著一支數百年前自貝加爾湖畔遷徙而至，與馴鹿相依為命的鄂溫克人。他們信奉薩滿，逐馴鹿喜食物而搬遷、游獵，在享受大自然恩賜的同時也艱辛備嘗，人口式微。他們在嚴寒、猛獸、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鐵蹄、“文革”的陰云乃至種種現代文明的擠壓下求生存。他們有大愛，有大痛，有在命運面前的殊死抗爭，也有眼睜睜看著整個民族日漸衰落的萬般無奈。然而，一代又一代的愛恨情仇，一代又一代的獨特民風，一代又一代的生死傳奇，顯示了弱小民族頑強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
當媒體報道了敖魯古雅的鄂溫克人下山定居的事情，許多人蜂擁到內蒙古的根河市，想見證人類文明進程中這個所謂偉大的時刻，遲子建的心中卻彌漫著一股揮之不去的憂郁和蒼涼感。在這時，她看到一份報紙上有一篇文章記敘鄂溫克畫家柳芭的命運，寫她如何帶著才華走出森林，最終又滿心疲憊地辭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看完這篇文章后，靈感來了，遲子建決定動筆寫作這個民族的歷史。
2004年8月，遲子建到根河市通過追蹤馴鹿的足跡找到了山上的獵民點，找到了筆下女酋長的原型，探望了柳芭的媽媽，傾聽他們內心的苦楚和哀愁，聽他們歌唱。遲子建用了整整3個月的時間集中閱讀鄂溫克歷史和風俗的研究資料，作了幾萬字的筆記。2005年，遲子建開始在故鄉創作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
《額爾古納河右岸》充盈著豐厚的生態意蘊：對大自然的熱愛與敬畏，對生靈的關愛與體貼，對人的自然天性的禮贊與頌揚，對人類所面臨的生態困境的憂慮與不安，對宇宙生態平衡秩序和諧的祈盼與暢想。
遲子建是一位將根深植于“自然”的“詩人”。東北邊陲的自然風物賦予了她審美的靈性感知和思考深度，而富有神奇宗教色彩的薩滿文化的濡染則使她的《額爾古納河右岸》遍布著“萬物有靈論”的浪漫氣息。故鄉的自然風景成了她創作《額爾古納河右岸》的支點和焦點。但是，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中的“自然”實踐著一種拒絕方式，即文學創作中將自然對象化為“背景”和“死滅的圖案”的方式的拒絕，這種拒絕恰恰為自然構建起了可以與人平等對話的平臺，從而恢復自然的靈性主體地位。這實際上是生態批評學中提倡的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一種文學表征。因而在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中，自然萬物被賦予了靈性，擁有了和人一樣的生命尊嚴，它們甚至“比人物更有感情和光彩”?！额~爾古納河右岸》的“清晨”中就這樣敘述：“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歲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們給看老了?！边@是遲子建與自然的平等的友善。馴鹿在《額爾古納河右岸》絕對是能與人類平等對話的靈物，遲子建筆下的列娜因為病重，尼都薩滿用灰色馴鹿的孩子交換了列娜的“烏麥”，這只灰色馴鹿在失去孩子的同時也失去了哺乳的能力，直到列娜的意外死去才重新有了奶和活力;達西的老鷹，在與主人的朝夕相處中培養的感情足以讓它愿意為主人失去生命;父親的獵犬“伊蘭”在父親去世的時候“似乎也很想跟著父親走，用爪子在林地上刨來刨去，好像在為自己挖墓穴……”可以說，這些富有靈性的自然生命意象與人的和諧共處，為遲子建的藝術世界的構筑，為安放陷入“人類中心主義”困境的人類家園點亮了一盞尋回靈魂的明燈。
遲子建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以信奉“萬物有靈論”構建起了人與自然對話的平臺，自然有靈性地與人類同悲喜的動人景象比比皆是。在遲子建的小說世界里，自然萬物都是一個個自由自在的獨立個體，被神性的光輝籠罩著，擁有著生命的尊嚴。她以“萬物有靈論”觀照大自然，以生命的眼光看待萬物，進而實現對宇宙生命的整體關注，哪怕再微小的生命的內涵和尊嚴也能在她富有詩意的敘述中被凸顯。
《額爾古納河右岸》以第一人稱的方式來講故事，且敘述主體又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從而形成了一種藝術個性更為鮮明的敘事視角。敘述者“我”是一個置身整個故事中的老人，是“這個民族最后一個酋長的女人”，見證并親歷了額爾古納河右岸的鄂溫克族人近百年的游牧生活及其最終命運。這樣一個特殊的身份定位，決定了“我”的敘事視角的多重性：既是歷史的參與者和見證者，又是回憶的主體和故事的講述者。其敘事的展開也帶有一種自然狀態的自我交流的特征?！拔业墓适抡f給誰聽呢……那么就讓雨和火來聽我的故事吧”。這種透露著淡淡憂傷的平緩語氣的第一人稱敘事，無形中拉近了與讀者的距離，并產生了親和力。不管是說故事的人，還是聽故事的人，都不自覺進入了一個奇妙的幻境，讀者的情緒會自然而然地隨著情節的推進而起伏。同時，整個故事都是一個九旬老人追憶性的自言自語，這種敘事視角在其說或不說以及說給誰聽等方面都帶有一種隨意性，同時也強化了讀者在聽或不聽以及認同與否方面的某種自主性。
《額爾古納河右岸》在藝術表現方面呈現出一種鮮明的魔幻色彩，其魔幻色彩又都與小說獨特的敘事內容密切相關。這種魔幻色彩則著重體現在虔誠、悲憫的民族和部落信仰上。鄂溫克族虔誠地相信萬物皆是神，對生靈尤其是樹木和馴鹿“瑪魯王”懷著崇高的敬畏；每個部落又都會誕生一個有著超常能力的薩滿，通過薩滿跳神可以驅趕病魔，而這種治病方式的代價卻是一命換一命，因此，小說中的尼浩為了救治別人而失去了自己的三個孩子。作者以這種魔幻的方法敘事，更多地表現出的是人性美好而善良的一面，體現了其部族人與人之間的巨大的包容性。薩滿們以神賦予自己獨有的超能力來保護著族人們，而自己卻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作者在為其唱頌歌的同時，也顯示了女性作家自身獨有的細膩情感和悲憫情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