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領袖告訴我們，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事實上，一個人要始終做到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對一國之君來說，就更是不可能的事了。以我泱泱中華之廣袤，人口浩繁，事無巨細，國君即便真的是上天之子，也一定會累得吐血。于是乎，另一大痞子集團日漸成事，他們在帝王面前是奴仆，裝孫子，見到老百姓，馬上吆五喝六，一副主子模樣，是為權臣。
在我國封建王朝的歷史上，第一大權臣當屬商鞅。此人原系魏國一小痞，卻在秦國混得風生水起，一部電視劇《大秦帝國》更是將他捧上了天。商鞅最引人注目的功績大概就是推動了秦國變法，使其躋身強國之列。秦自商鞅后強大是確鑿的，但這卻非商鞅之功。
秦孝公繼位后，秦國國力衰微，幾乎到了大廈將傾的地步，孝公為此面向各諸侯國廣納賢才，并開出了優厚的條件。一時間響應者眾，各路豪杰紛紛前往秦國應征，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墨家弟子。墨家弟子為秦國帶來的不是夸夸其談的理論學說，而是踏實肯干的標準化流程。在諸子百家紛紛前往各國游說君主，求取功名的春秋亂世，墨家一派卻在潛心研究自然科學知識，中國最早的邏輯學，幾何學，光學，靜力學等全部出自墨家之手。在群雄并起的亂世之中，作為弱小的一方，秦國非常符合墨家“兼愛”“非攻”的扶助條件，所以墨家弟子紛紛入秦，大力推動秦國的農業，軍事裝備標準化生產，為秦國的國力壯大立下了赫赫功勞。秦國之后的歷史也證明，發達的農業生產，先進的軍事裝備，才是秦的核心競爭力。
商鞅同學原是衛國貴族，祖上姓姬，衛國滅亡后，為活命丟棄祖姓，改而姓衛。流落到魏國以后，在魏相公叔座門下打了數年醬油，一事無成，卻練就了一身油嘴滑舌的痞子習氣。公叔座一命嗚呼后，商鞅淪為無業游民，茫茫然不知所終。
至于《史記》中記載公叔座臨終前向魏王舉薦商鞅這一出，細想來或有不實。原因有二，一者，商鞅跟隨公叔座多年，既知有才，為何遲遲未獲提拔？二者，公叔座在魏國為相多年，屹立不倒，必然深諳國君脾氣秉性，怎會提出根本不可能被采納的建議？退一步說，即便國君不能讓商鞅做宰相，給個其他軍政要職卻是可能的。但事實上，商鞅連個雞毛也沒撈到，為何？顯然，這是秦人為顯商鞅之能的杜撰之舉。
在魏國碰壁后，商鞅聽聞秦國正在大舉招募公務員，但這小子卻不愿意走正當渠道，而是私通秦孝公身邊的太監景監，名不正言不順地謀得左庶長一職。左庶長掌握著秦國的軍政大權，實乃肥缺。商鞅得此美差，引來各種不服。于是，這小子開始了翻天覆地的折騰。第一招，營造宮殿，豢養君主，設立郡縣，中央集權，哄得秦孝公樂不可支。第二招，廢除“井田”，奪其俸祿，將一干貴族折磨得精疲力竭。第三招，實行連坐，鼓勵百姓互相檢舉，讓那些對政府不滿的家伙徹底閉嘴。這三記組合拳徹底將秦國上下徹底打蒙，誰也無暇顧及這個小痞子了。
完成進入權力中樞的第一步后，商鞅緊接著以收復失地為誘餌，唆使國君發動對魏戰爭。而他自己則以戰爭之名，完成了從左庶長到大良造的華麗轉變。左庶長只能代表個人權力，雖可過問軍政大事，但仍需事事聽命國君，處處受制于王族勢力。大良造是一個組織機構首領，相當于現代國家體系中的政府首腦,具有任命官吏，全面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力，完全不受王族制約，甚至可以牽制國君，這也就是為何趙高敢于當著秦二世的面，在廟堂之上指鹿為馬的原因。
至此，商鞅不僅幫助國君完成了中央集權，也順理成章了實現了個人權力的最大化。
魏國聽聞秦軍殺到，派遣大獎公子昂率兵迎敵。兩軍擺開架勢后，痞子商鞅自知不是對手，以故交之名寫信給公子昂，忽悠對方前來商談結盟事宜。公子昂欣然前往，結果中了商鞅的奸計，被其所擒。魏兵因無主帥，大敗而歸，這就是商鞅同學為秦國干的唯一一件實事。這等齷齪招數，不是痞子，怕是干不出來。
商鞅在秦國上馬統兵，下馬治民，甲胄護衛，前呼后擁，盡享榮華。然而，好景不長，秦孝公辭世后，太子即位。積怨頗深的商鞅自知大事不妙，匆匆逃命，但封國里的百姓因畏懼連坐酷法，沒有人敢收留。商鞅終為秦國兵馬所擒，車裂而終。在此之前，趙良曾勸他見好就收，言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可惜的是，痞子商鞅一句也沒有聽進去。
商鞅雖壞事干盡，卻頗得后人贊譽，原因他施行法家，絕不徇私。商鞅兩度處置公子虔的事情，一度被傳為美談，但在今天看來，實在是有待商榷。
公子虔雖然是貴族，但卻并不是一個罪大惡極之人。變法之初，在秦軍中威望極高的公子虔主動交出兵權，擁戴商鞅接替自己繼任左庶長之職。可以說，公子虔是商鞅的堅定支持者，他們前世無冤，今世無仇，商鞅對這樣的人施以割鼻子這樣的侮辱性刑罰，讓人實在難以理解。
那么，商鞅為何要抓住公子虔不放呢？真的是為了推行法家思想嗎？當然不是。分析當時的情況，我們不難揣測一二。
公子虔在秦國領兵多年，軍中將領多為其故舊，在一眾貴族中，他是唯一可以對秦孝公產生威脅的人，商鞅處置公子虔難脫向秦孝公獻媚的嫌疑。此外，商鞅推行的政令遭到秦國上下一片質疑，處置公子虔，名為給新法正名，實則是鞏固商鞅的個人權力，堵住悠悠之口，可謂一箭多雕。可憐的公子虔就這樣，不明所以地成了痞子商鞅前進道路上的炮灰。
我們必須明白，春秋法家與與現代法治沒有半毛錢關系，商鞅的法家與孔子的儒家并無二致，他們都是服務帝王個人的馭民之術，在這樣的背景下，諸子百家雖然各有主張，但有一點卻出奇地一致，那就是希望老百姓愚蠢一點，即所謂愚民易統。而現代法治的核心是民主建言，民主決策，民主監督，民主推行，是保障公民社會的規范性契約。所以，商鞅不是什么法治的鼻祖，而是打著法律幌子的小痞。
繼商鞅之后，漢之張良，雖素有美名，但卻實在是中國古代史里的第二大痞。以張良的地位，雖難當權臣之名，但他對漢朝的實際影響力卻超過了任何一個臣子。
張良本為韓國貴族，早年散盡家財，以刺殺秦始皇，光復韓國為人生理想。但真正到了秦始皇的車隊前，卻丟下大力士，自己一個人抱頭鼠竄。
秦二世繼位后，天下大亂，張良趁機擁立韓王成籌建韓國，韓王成本無真才實學，一應事務全部仰仗張良，悲哀的是張良并沒有光復故國的打算，韓王只是他虛晃一槍的權宜之計。《史記●留侯世家》載，張良多次向劉邦獻計解圍，但他卻從未替韓王真正做過什么，即便韓王為人所殺，張良依然不為所動。
張良在劉邦成事以后退隱的美談，這得感謝司馬遷同志。司馬遷乃西漢史官，對張良這樣的開國元勛難免有溢美之詞。
《史記》載“后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即劉邦死后八年，張良去世，謚號文成侯，他的兒子不疑接替了他的爵位。這也就是說，晚年的歸隱不過是他實現子承父業的一種手段而已。但聰明一世的張良怎么也沒有想到，自己去世僅僅五年時間，他的兒子就被以“不敬”之名剝奪了爵位。
關于張良早年在橋上遇見黃石老人，并獲贈天書的傳聞，細想來也更像是杜撰來的。所以，就連對其頗有溢美的司馬遷也質疑道“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至于后邊這句“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則更像是司馬遷為自己的書能傳之后世的開脫之詞。說到底，司馬遷在自己的內心深處對當朝元勛這段奇遇是持保留態度的。
如果真是這樣，張良引用天書向劉邦獻計的行為，怎么看都像是欺世盜名的痞子行徑。
中國古代史上第三個痞子生于大唐盛世，名叫房玄齡。房玄齡同志的公開職務是當朝宰相，但他還有其他身份，他的女兒嫁入皇家，他的兒子娶了李世民的女兒高陽公主。從高陽公主嫁入房家后與和尚辯機私通一事窺測，“房李聯姻”難脫政治婚姻之嫌。這恐怕才是房玄齡在初唐時期政治常青的根本原因吧？
縱觀房玄齡同志的一生，早年為功名而忙碌，在亂世中為謀生而投奔李家集團。天下初定，又直接參與了調唆主子逼父殺兄，承襲大統的罪惡勾當。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個人榮譽，因為只有主子上位，自己才有可能顯貴。房玄齡的一生都在夾著尾巴做人，卻在臨終前“斗膽”向皇帝進言，要求停止征討高麗的戰爭。原因其實也很簡單，他想要自己的兒子富貴長遠。因為，就在房玄齡上表之后，他的兒子立刻就獲得了封賞。
誰都知道，房玄齡同志有個脾氣火爆的虎妻，在普通百姓三房四妾的時代里，房玄齡卻連皇上賞賜的美女都不敢帶回家。究其原因并結合房玄齡同志的一生分析，怕也是他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維護光輝形象所作出的犧牲吧。
在中國長達兩千年的封建歷史中，如上者不勝枚舉，三國之諸葛亮，宋之王安石、李綱，明之張居正皆為痞子之流。因篇幅所限，筆者不再一一贅述。這些人雖留有美名，但諸君試想，在政治斗爭殘酷的封建獨裁官場政治中，他們為何權傾朝野，屹立多年而不倒？
我華夏民族從來都是一個具備貴族血統的國家，但在漫漫的封建王朝更迭中，堪稱貴族的實在沒有幾個。因為真正具有貴族血統的英雄或為國赴死，或舍棄個人榮辱，匆匆湮沒，如戰國之荊軻、屈原，漢之李陵，宋之岳飛，明之袁崇煥。
但在痞子的邏輯中，他們不識時務，冥頑不化，故而橫遭厄運。此風傳到民間，終成欺世盜名，見風使舵之痞子習氣，個人功利凌駕一切，朋友被出賣，愛情被玷污，親情被踐踏。從這個意義上說，權臣的痞子習氣比君王危害更甚。君王藏于宮墻之內，其行為舉止難以為人們所察覺，但權臣招搖過市，流毒民間，是為大患也。但在痞子成精的王朝游戲中，精心雕琢過的歷史把權臣們一個個地變成了賢士能臣。
痞子行為變得理所當然，標榜史冊，垂范萬世。而貴族被逐漸遺忘，歸于塵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