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很多讀書人的追求，是立德立功立言，立德立功這里不談，立言卻不是我們所理解的留下一些詩詞、文章，立言很大程度上只是指“治經史”，中國古代有很多官居宰相地位的人，卻常常以不能修史為人生遺憾，可以說修史在讀書人心目中地位是很高的，與之相反，小說則不為士人所重，甚至以此為恥，宋元以降，尤其在明清，中國小說蔚為大觀，但留給我們現在讀者的一個大難題，就是很多作者我們搞不清，別的不說，比如赫赫有名的四大名著，就沒有一部是有確切無疑作者的，這和小說的地位低下是不能分開的。
然而，歷史和小說的寫法卻有很多相同點。宋朝鄭樵說史書的紀傳體是“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系人，儒學之士皆能為之”，語詞之間有瞧不起的意味，其實紀傳體就是寫事寫人，和小說的作法有相通處。說到這里肯定有很多人不同意，作史和作小說怎能類比，歷史是寫實的，小說是虛構的，但是這個反駁忽略了寫實和虛構的界限，在我看來寫實和虛構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
《史記》是被當作歷史書來看待的，但是里面所記錄的，按常理來推斷，則未必“真實”呀，拋開神魔小說一類的筆法不說——如劉邦母親“遂產高祖”的記錄——即便一些歷史人物的對話，屏退左右的密謀，非當事人不能知，司馬遷何以知之？比如前人所謂項羽垓下作歌，“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馬逃亡，身迷大澤，何暇作歌詩？即有作，誰聞之？誰記之？”《戰國策》《國語》中策士的長篇大論，侃侃而談，我疑心頗多書寫者的揣測之辭。而這些都被當作史來看待。
其實，史書所謂的真實，只在于大的框架，比如劉邦韓信打敗了項羽，這一點只要作史便無可翻案，但具體的對話、場景的發生，在“真實”的標尺下，則要打上一個問號的。什么是真實，什么是虛構？所以，歷史和小說的界限又在哪里？
這么說來，歷史的真實分量是大打折扣的，小說家也對此也頗為得意，法國作家大仲馬曾言，“歷史是什么，不過是我掛小說的釘子。”我上面碼了這么多，還沒有進入今天的主題，那就是福萊特的世紀三部曲《巨人的隕落》《世界的凜冬》《永恒的邊緣》，這三部小說，已由讀客引進，目前出版了前兩部。很遺憾，因為時間和書籍厚度的原因，我沒有通讀，但就一些章節來看，雖說是小說，卻有大量的“歷史的真實”。
我很喜歡作者福萊特對歷史的真實和小說的虛構所作的原則：“要么某一場景真實發生過，或者有可能發生，要么某些話真正說過，或者有可能說。如果我發現某種原因讓某種場景不可能真正發生，或者不可能說出某些話——例如某個人物當時處在另一個國家，我便將其略去。”依這樣的原則寫作，寬容地講，是否也可以把這三部小說定義為“歷史”？
在王小波看來，“一種推理，一種關于事實的陳述，假如不是因為它本身的錯誤，或者是相反的證據，就是對的。”我想司馬遷在作《史記》時，福萊特在作世紀三部曲時，多少都有這種思想在頭腦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