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現在我還是這么認為的：父母對待童年的我們，就像那散放的豬，散養的鴨，只要不凍著，不餓著，晚上收工回來看看還在圈里、舍里也就放心了。

我沒有一絲抱怨父母的意念，那時生活的重擔壓得他們已經喘不過氣來，根本就沒有時間和精力來管教我們。并且每家父母大都這樣。

記得第一次出程家墩村子，是和一幫大小差不多的孩子去那個叫東埂大灣的那個地方，看露天的黑白電影《地道戰》。也不知道放的電影什么意思，只是覺得很好奇：一個像手電筒頭子一樣的東西，從里面射出的光映到一塊白布上，就能看到人走路說話，打仗，還有山，有水，就像在身邊一樣，手槍一扳就能打死人，大刀一舉就會有人跟在后面跑。

一場電影看要完了，記得最清楚的是那句“水是很寶貴的，從哪里來還回到哪里去”。電影快結束時，那個戴著眼鏡叫山木的日本鬼子舉刀切腹自盡前哇哇的鬼叫，把孝姑都嚇哭了。回來的路上，我們一直都笑她，還有人學著鬼子的樣子嚇她，當然她再也不怕了。

從那以后一直盼著電影隊再來，當然失望的時間是多數，玩著無聊便翻箱倒柜地找來薄板削成想象中大刀的樣子，削得薄的一邊便成刀刃，厚的一面成為刀背，刀把上系點紅頭繩，看起來有幾分像，只是分量特別輕。厚點的木板削成槍就有點難了，尤其是扳機那個地方，畫了幾次也修了幾次終于有點像樣了，無意中削到一根釘子把家里的菜刀弄了一個口子，找來釘錘敲打敲打，刀口仍有一點卷刃。為此挨了父親的一個暴栗子。父親不是心疼菜刀，是怕我的手指被菜刀剁了。

東南靠大河邊是生產隊的豆腐店，我們每天都早早地提著水桶排隊裝接那壓豆腐流出的黃水喂豬。家里如果來人了，花幾分錢買盤豆腐腦回去做小蔥拌豆腐，特好吃。西南方向有幾間牛欄，幾頭牛在夜里反芻出氣的聲音總有點嚇人，還有那難聞的騷臭味，沒人愿意接近。

從兩者中間弄巷走過便到稻場了。程墩隊的稻場很大，也是我們玩的場所。晚上的稻場空蕩蕩的，只有那清亮亮的月光照著這里，一切都清清楚楚的，白天曬的棉花、玉米都收進隊屋里了。看隊屋的人還沒來，孩子們倒來了不少，西邊的草堆就成為我們的《上甘嶺》了，先是有人帶頭爬上了草堆，人漸漸多的時候無意中便分成了兩派，程家墩的人多勢大，將高頭墩的人爬上去一個推下去一個，下去的人再倔犟地往上爬......往復中便有了刺殺：一時間，稻草滿天飛，刀槍聲（從嘴發出來的），聲聲不絕。還有人學著電影里的腔調：稻草是很寶貴的，從哪里來還回哪里去......就這樣硬是把一個大草堆給弄掉了一半，幸虧看隊屋的人來得及時，再玩下去，大人們辛苦幾個工時碼好的草堆會被我們拆光了。

斷斷續續的幾年中我們看了不少露天電影，大都是戰斗片---《地雷戰》《南征北戰》《渡江偵察記》幾十部，漸漸地從中悟出了一些道理，知道了新舊社會，分清了敵我。年齡大一點看電影就跑得遠一點了。有次聽說桐貴要放電影，我們幾個人晚飯也沒吃，跑去了，怎么也找不到放電影的地方，問人都說沒聽說有電影，還有人笑我們，電影是有的，片子還在樅陽沒送到。垂頭喪氣地逛回來晚上八點多了，肚子餓的“咕咕”叫，有人提議去弄點吃的，幾個人便跑到村西邊的自留地里，天黑也不知道是誰家的地，一個人掰了一只大秋玉米棒子，找到燒火糞堆里去燒。吃完跑到北埂渠邊，撩點水洗洗嘴巴，溜回家都九點多了。第二天放學回來聽到母親在門口高聲罵人，才曉得昨晚是偷了自家的玉米。

為了改良土壤，隊里都要燒火糞的，也是做為農家肥使用。燒過的火糞堆每天下午都要去將燒過的土和柴灰細細的摻和在一起越碎越好。我們有時候會從家里偷來花生，山芋之類的食物放在火糞里燒，那痕跡會兩樣的。過后便會聽到男人粗魯的罵聲，但他罵他的沒人會理他，因為每家的孩子都可能會這樣，每家都有這樣的孩子，況且也沒人刻意去管教孩子，所以罵人的聲音孤獨且短暫，在秋風中顯得蒼白。這時有放牛的娃兒經過，會把手伸進嘴里打出好大好脆的口哨聲驚飛溝邊的野鳥。

那時放的都是黑白片，看彩色片是跑到老洲中學那里，看的是《洪湖赤衛隊》。下紅旗閘江堤的時候，我走在最后面，嘴里還哼著“洪湖水浪打浪”感覺腳下像踩了什么軟軟的東西，看到前面幾個在追打最前面的才明白，走在最前面的先踩到牛糞了，他沒說，后面的接二連三都踩過去了，惹得鄉村小道上留下我們一串打鬧聲。

我們就在這散養似的生活中慢慢長大，從小學到初中，從電影到課本，學到了不少知識，豐富了自己的視野，也使自己逐漸變得成熟。直到走進社會這部大電影里，盡管角色卑微，或者都沒上鏡頭，但我們從不抱怨，我們仍舊熱愛著自己的父母鄉親，仍舊牽掛著自己并不美麗的村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