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們判斷文藝作品質量高低，一個重要指標是它能否經得住時間的打磨，歷久彌新。比如名著，一版再版;名劇，一播再播;名曲，一唱再唱……然而綜藝節目，不管是舉著人文的大旗，還是宣揚核心價值觀，從來都是只見新人笑。
01
所謂新，一指時間跨度，一指內容形式。
時間跨度上，兩千多年前的《史記》，現在讀來還能讓人掩卷長嘆，知興替之所以然;兩百多年前的《月光奏鳴曲》，現在聽來還能讓人心曠神怡，三月不知肉味;四十多年前的《教父》，現在看來還能讓人啞然失色，反思自身行為得失。
但是讓我們回過頭去，看三十年前的春晚，一年前的《爸爸去哪兒》，甚至三個月前的《中國詩詞大會》，恐怕大部分人都提不起興趣，就算硬著頭皮點開，也基本靠快進看完全場。
綜藝節目單期的熱度很難超過一周。一是因為大多數節目都屬閱后即焚，勾不起回看的沖動;二是因為新的節目下周準時會來，內容上又相對獨立，不需要往季的鋪墊。
每檔綜藝節目的活力和壽命少有超過十年的。曾經火得好像永遠不會喊“咔”的《康熙來了》說停就停，前后不過6年;曾經一枝獨秀的《正大綜藝》幾經改版，名存實亡，旗下的《腦洞大開》、《博樂先生》等系列節目，早已不是當年的“世界真奇妙”;芒果臺的《快樂大本營》算是壽命夠長的了，20年不死，至今還有一定收視率，但也難復當年萬人空巷的一幕;至于一年一度的春晚，不過才34期，卻是麻袋換草袋——一袋不如一袋。
02
再看內容形式上，文章不懼模仿，同樣是魔幻現實主義，馬爾克思和莫言都能得到諾貝爾獎的青睞;音樂不懼翻唱，同一首《癢》，黃齡和吳莫愁能搔出不同的敏感點;甚至電視劇都不怕翻拍，同一個《天龍八部》，黃日華演得再好，胡軍也照樣霸氣側漏。
然而綜藝節目的同質競爭，就略顯尷尬，一般一山最多容二虎，比如《郎讀者》和《見信如面》，《奇葩說》和《吐槽大會》，《跑男》和《極限挑戰》等，這些算是有良心的模仿，互為補充，好比黃瓜和茄子，一個光滑一個粗糙，各取所需就好。
但大部分模仿是惡劣的，照抄形式，畫虎不成反類犬。《中國好聲音》剛火，就見無數的導師坐上了特制的寶座，背對選手，或推桿，或拍桌子，玩嗨了轉椅子的游戲;《非誠勿擾》剛紅，就見美女們站上了各種各樣的秀臺，各色男人輪翻上陣，選的不知道是金錢還是欲望。
這種模仿最是苦了觀眾，熬夜刷完各大電視、網絡平臺的節目，要用“血”亮的眼睛，才能辨出雌雄好壞。
03
這其實算得上綜藝節目的“悖論”:綜藝是“綜合電影、戲劇、歌唱、舞蹈等多種藝術形式所形成的藝術”，理論上講這樣一個集大成者，本應該產出更嚴肅、更經典、更具影響力的作品，然而現實卻大相徑庭，偶有《郎讀者》這樣的清流，只是介紹經典，自身并不產出經典，或者《奇葩說》這樣的好戲，又用浮夸的包裝，稀釋了節目的深度，一定程度上說，綜藝節目基本上淪為了純粹的娛樂節目。
對這種悖論，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擔心地說:“一切公眾話語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我倒不贊成這種擔心，娛樂本身和綜藝節目的娛樂化都沒有什么不好，對于普通大眾來說，娛樂至死也好過于裝逼至死、嚴肅至死，畢竟諸如人類文明、科技進步等宏大命題，從來都是少數人的事業，而且往往在文藝復興、思想解放的娛樂時代才能大發展。
我擔心的是，綜藝節目既然承載著將“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娛樂化的重任，卻奉行粗暴的“拿來主義”，一擁而上，在同質化的競爭中，陷入了收視率的“舒適區”，把“嗶嗶”聲當成賣點，把毒舌當成絕技，把“XX是我兒子”當成玩笑，從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化、情色化。
要避免使用這種庸俗化、情色化的手段提高收視率，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斷推出形式內容更加娛樂化的節目，觀眾既然是娛樂至死的，喜新厭舊的，節目也需常改常新。
至于節目的深度，意義，在不斷的更新中自然能逐步升級、進化。如此，在未來的某一天，才可能產出一款真正“綜合電影、戲劇、歌唱、舞蹈等多種藝術形式所形成的藝術”，簡言之，娛樂至死的時代，綜藝節目的發展，唯新不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