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的創新活力不夠，問題可能出在制度上。
說起國內高校的科研創新，很多人可能會會心一笑，覺得國內高校大部分科研論文都是湊數而已，治學的態度和學術氛圍都不好。但是最近，北大的薛兆豐教授在一次研討會上推測，這背后可能是制度上的原因。《經濟觀察報》整理了薛教授的這次演講，下面來給大家說說。
先說說美國高校的情況。薛教授說，他在斯坦福大學有一個發現，就是學校對教授們做科研還是做投資管得比較寬松，制度上沒有那么多硬約束。比如華裔物理學家張首晟在做講座的時候，學生問他是怎么分配做科研和做投資的時間的。他的反饋是，自己所有的時間都可以用來搞科研，也可以用來搞投資。也就是說，學校對這方面并沒有什么硬性限制。后來到麻省理工交流的時候，薛教授也發現，麻省理工雖然沒有斯坦福管的那么松，但是很多教授也是，既在學校做科研、帶學生、申請專利，同時又到創新企業里任兼職，搞商業，也申請專利。所以說，美國在激勵創新方面的制度還是比較有效的。
另外，薛教授說，美國相關的兩項法案也對高校的創新起到了作用。一項是1980年推出的拜杜法案，雖然規定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究成果歸聯邦政府所有，但也允許研究機構或學者獲得商業開發權，商業開發賺到了錢，他們也可以拿到；另一項叫史蒂文森-懷特勒創新法案，這項法案規定，當聯邦政府的錢投入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必須專門成立辦公室，負責實驗室研究成果的商業轉換。這樣一來，發明創造的產權得到了很好的界定，科技的商業轉化也就得到了激勵。
所以說，現象與制度安排其實是分不開的。歸根結底，就是兩個大問題，一是知識產權歸屬；二是商業利益分配。產權問題，就像同一塊石頭交給不同的人，結果可能相差很大，它可能還是石頭，也可能被雕琢成玉。利益分配也是這樣，分配方式不一樣，人們努力的方向也就不一樣，要按發表論文的篇數來獎勵，那大家就努力發表論文，若按商業轉化后的實際收益分成，那人們就會往應用方面下功夫。
我們經常說：既要把餅做大，也要把餅分勻。意思是，先做餅，再分餅，兩者相對獨立，前者不受后者影響。但薛教授說，事實是相反的，應該是：餅的分法決定了餅的大小，分餅分得科學了，餅才能做大。也就是人對未來的預期，決定他們當下的行為。就像當年的農村改革，就是從土地確權開始的。所有權還歸集體，但農民可以承包，收益可以分成，有了參與收益分配的權利，那種地的積極性就提高了。所以，薛教授說，有形的土地確權，釋放了巨大的能量，對于無形的知識產權也要確權，才能鼓勵創新的能量爆發。
但現在的情況是：在知識產權歸誰這個問題上還缺乏科學、明確的制度設計。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誰投入就歸誰。比如政府做了資助，大學提供了資源，領導發了工資還委派了任務，那在這些基礎上做出的發明創造，就歸投入者和委派者所有。另一種認為，誰能把想法應用得最好，讓它產生最大的效益，那這發明創造和知識產權就歸誰所有。薛教授說，這兩個觀點，前一個看起來好像很合理，但其實效果很差。后一個才更符合人的行為規律，像美國的拜杜法案遵循的就是這個原則——雖說專利是在政府資助下產生的，但專利攥在政府手里，發揮的價值很有限，不如就把商業開發權送給發明人，讓它產生溢出效應，造福社會。
以上就是薛兆豐在近期研討會上演講的主要內容，供您參考。
本文源自：《經濟觀察報》（薛兆豐：為創新確權——餅的分法決定餅的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