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編·采薇》萌發后現代主義文學特征

論《故事新編》與中國現代歷史寫作的關系

作者：陶園琦

摘要：

《故事新編》在中國近現代歷史小說史上具有重要的創新意義。其特點主要包括虛實結合、古今相融以及史時合一。但《故事新編》式小說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采薇》在這種典型寫作模式中，以刪削與獨創的方式來游戲歷史和反諷當下，其古今雜陳、隨機拼貼的特點正體現了后現代寫作的萌芽。

關鍵詞：《故事新編》；后現代主義文學；中國現代歷史小說

《采薇》出自魯迅先生的小說集《故事新編》。它以《史記?伯夷列傳》、《周記》等歷史古籍為藍本并加以創造。魯迅在《故事新編?序言》中提到過歷史小說的寫法，其中便有“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而《采薇》正屬于此。《采薇》的故事梗概和主要情節均典出有據，但是在選取史料傳說的因由時，作者又創造性地將其改編，從而使其以“油滑”的形式，將現代生活中的細節穿插進去，又能以“隨手拈來式”的聯想將比喻極度引伸，從而達到“借一斑略知全豹” 。因此，《采薇》是對于歷史典故和傳說的再述和創造，在歷史典故和傳說構成了小說的背景和參照系時，也實現了對歷史的“隨意點染”，用戲謔的敘述口吻來打破正史的肅穆，從而創造出符合魯迅寫作目的及時代所需的新“故事”。

就以《采薇》獨特的取材來看，它的典型在于穿插了時事與生活，且并未像其它幾篇小說一樣涉及到歌頌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整篇小說看起來就像是魯迅先生的隨筆一揮。可見，這類穿插，既是魯迅在歷史小說的創作中善于運用移植聯想的結果，又是主體思維靈機的展現，從而能夠在古與今之間迅速巧妙地捕捉其聯系。雖然這會影響到對《采薇》文本的解讀乃至對小說主旨的理解。但這也正展現出了后現代主義歷史小說的隨意性。所以，本文將對此作出進一步的探究，以證明《故事新編》中萌發的后現代主義文學特征。

一、反傳統與解構式創作

后現代主義文學主張無限制的相對性、開放性與多樣性，甚至也試圖對傳統的神話、小說、詩歌等敘述形式本身進行解構。針對于魯迅先生的反傳統模式來說，《采薇》是以歷史為藍本，將伯夷、叔齊的事跡進行再創作，一方面是尊崇原來的史說，從正面肯定二人的節義之舉，他們堅守正義，恥食周粟，隱退首陽山，采薇而食，最終餓死于山中。而且這種看法影響非常大，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使伯夷、叔齊本體化身成為了堅守節義的象征，甚至在書中會出現“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以及“至今人皆嘖嘖稱之，千古猶有余馨”這樣的感慨，及至今日，就連中學教材中也不乏有對伯夷與叔齊的高潔之舉的贊美。但是另一方面，魯迅先生又將其與歷史上的反傳統聲音進行結合，并未將伯夷、叔齊二人塑造成大忠大義的完全式好人，而是與“天遣白鹿乳之。逕由數日，叔齊腹中私曰：‘得此鹿完噉之，豈不快哉!’于是鹿知其心，不復來下。伯夷兄弟，俱餓死也。”以及“臣(東方朔)聞賢者居世，與時推移，不凝滯于物……天子轂下，可以隱居，何自苦于首陽”這樣的質疑不謀而合，而且魯迅在《采薇》創作思路中的反傳統也并非是他本人的新創，而是經過歷史長期的思想積淀后，才造就了這種反傳統的創作模式與寫作思路。因為早在唐宋以前的“疑古”與“翻案文章”思潮中，對伯夷和叔齊的質疑就已經是屢見不鮮。及至清代，義士的形象更是徹底顛覆，比如清初時艾衲居士的小說集《豆棚閑話》，其中有《首陽山叔齊變節》一篇，該篇對于伯夷、叔齊二人進行了無情的嘲諷，甚至還有人作詩曰：“圣朝特旨試賢良，一對夷齊下首陽。家里安排新雀帽，胸中打點舊文章。當時深自愧周室，今日翻思吃皇糧。非是一朝思改節，西山薇蕨已吃光”。所以，魯迅先生的反傳統也并非字面意義上的推翻傳統，這只是他為了表現自己對當下的看法而采用的一種較為新鮮的敘述方式。但很多人卻認為魯迅的文章是充滿了對國民的嘲諷與斥責，同時又是極度地在鞭笞社會，以至于許多年來，那些不敢直視歷史的人們對魯迅的創作風格依舊不認同。可是從威廉·萊爾的著作An Architect of Stories and a Carpenter of Words 中卻發現，魯迅先生只是試圖通過小說的尖詞利語來喚醒“鐵屋子里的人”，即便要面臨“人醒了卻無路可走”的尷尬境地。

即使一切為了“立”而“破”的事物，往往是無意義的，但魯迅先生的無意之“立”卻萌芽了一種新的寫作方法，即對歷史小說的解構與再創作。所謂的解構主義就是對現代主義正統原則和標準批判地加以繼承，運用的是現代主義的語匯，但卻顛倒、重構各種語匯之間的關系，從邏輯上否定傳統原則，由此產生新的意義。用分解的觀念，強調打碎，疊加，重組，重視個體，反對總體統一，由此創造出一種不確定感。這正符合《采薇》中的人物設定，小說中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好人，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壞人，魯迅先生本只是想試圖讓人們了解到，真正的歷史不應該讓善惡的界限如此分明，而是讓后人與時人自己辨別，歷史如此，那么當時的中國社會也應該如此，人們要想文化解放就不應該盲目跟隨有目的的輿論導向，而是要每個人的靈魂蘇醒過來，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辨識能力，但是這卻讓從來都習慣于“明辨善惡”的中國讀者產生了懷疑與對小說內容乃至歷史的不確定感，從而使《采薇》達成了一種類似于解構主義的效果。這種“后結構主義”在當時明顯與中國以往的歷史小說創作有著很大的區別，雖然小說對人物的生存狀態有著較為細致的介紹，但是人物命運卻出現了與小說的解構式創作模式相類似的任意性與不確定性。這也就剛好與后現代主義文學的“激烈的反傳統傾向”這一特征相符合，同時這種創作方式，在內容和意圖上不乏有“零度寫作”的傾向，即揭露千百年來古典文學的虛偽性。

二、零度寫作與摒棄終極意義

魯迅先生創作《采薇》時所用到的諷刺工具，正是作者對現實的正視，因此他才會總是毫不留情地將生活中的丑惡事物加以描繪、反復揭露。而所謂的“零度寫作”，恰恰意在揭開古典寫作中處處標榜的“真實”和“自然”的神話，暴露古典寫作中“客觀”的虛偽性。在這一點上，魯迅先生“以深邃的眼力觀察現實，于是他隨時發現出那些被人們習以為常了的現象的虛偽性。”他不僅將深度的歷史情感平面化，也拒絕和排斥了歷史原先古板的內容，否定了中心和結構的存在，從一定程度上展現了小說的虛構本質，發掘出了敘事固有的價值。不光是在寫作內容上，“零度寫作”在語言運用上也有自己的特征。古典語言在意義和字詞之間虛構了一種透明的、確定的關系，通過字詞之間的“continuity and linearity”，恰如Roland Barthes 在Writing Degree Zero 中提到：“來隱喻現行法則的合理性，以及一種理性的生活態度的必要性，在此基礎上字詞在古典寫作中的地位”。然而在“零度寫作”中，字詞即是一切，它不再附著作家的情感和偏見，而是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它既充當客體也充當主體。這也就涉及到小說創作的意義和文本所表現出的人生態度，但在《采薇》中，卻很難發現一個從始至終都完全固定的“態度”，也就可以推斷出作者很大程度上摒棄了小說中的終極意義。

魯迅先生在《采薇》中并未將“人生在世，要弄明白做什么”這種話題突出表現，甚至連小說里面的主人公都不知道自己做一件事的最終意義。這種摒棄終極意義的創作形式正是一種自我消解和迷失，喪失了自我存在的依據，這也可以算作是魯迅先生對當時國民的另類形容方式，正因為這種終極意義的消解，小說才具有其獨特的“中立”色彩，也恰恰與先前所述的那種反傳統模式相符合，不刻意地強加“大忠大惡”的人物形象，而是展現每一個幾乎同等色彩、同等輕重的小說人物。在這種情況下，《采薇》便始終透出一種后現代主義歷史小說的任意性和不確定性，沒有了如同中國古代歷史小說用于封建教育的終極意義。但卻揭露了古代歷史小說寫作的欺騙性，即在摒棄小說終極意義的基礎上，彰顯了后現代主義文學所崇尚的“零度寫作”。

三、寫作的任意性和不確定性

“后現代主義文學以不確定性為其主要特征，同時加之以創作手法的多元性、語言實驗和話語游戲等其他特征。”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采薇》穿插了時事與生活，且并未涉及到歌頌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的內容，使整篇小說看起來就像是魯迅先生的隨筆一揮。這在一定程度上展現出來一種創作的任意性，但并不等同于隨意地胡編亂造，魯迅先生在創作時仍然是有自己的意圖的，他在1925年曾說過："I feel the so-called Republic of China has ceased to exist. I feel that, before the revolution, I was a slave, but shortly after the revolution, I have been cheated by slaves and have become their slave."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魯迅先生在創作的開端，無論他是否有“隨筆”的意圖，他也都會存在一種所謂的“情感意圖”，那就是以間接或直接的方式揭露國民“軟弱性”或時事。也就是說，這種任意性僅僅是在寫作狀態和創作手法上的，并非寫作意圖的任意性。這也就不得不提到后現代主義小說的創作以及閱讀往往都存在的一種“隨隨便便”的行為，它也常常會利用一些類似于拼貼的手法和排版上的技巧將這種持續的“隨意”打斷，從而展現出荒謬的色彩。維特根斯坦也曾用游戲比喻語言與“意象聯系”被切斷的“語言游戲論”。在伯夷和叔齊出走的過程中便出現了情節的轉折，比如遇上了“小窮奇”一幫人，這雖然并未讓二人損失太多東西，但足以起到了打破那種“悠哉游哉”的出走節奏，讓讀者在不經意間被帶入了一種“提心吊膽”的情緒之中。后現代主義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充滿了任意性和不確定性的情節，甚至有的作品對于情感也會進行加工，將其變成一種朦朧的感覺或是模糊、抽象的概念，并且常出現故事情節的懸念化，一波三折，將原本在情理之中的所謂的結局加以整改，讓故事進入到另一種既讓人覺得意外但又不脫離常理的結局中，以達成整部小說的任意性與不確定性。

綜合以上探究，并結合后現代主義文學的基本特點和寫作特色，不難發現，魯迅先生的《采薇》一文中，出現了十分接近后現代主義文學的特征，即“零度寫作”、“反傳統模式”以及“摒棄終極價值”，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其寫作模式的“隨意性”和故事情節的“不確定性”。由此可以說，《故事新編·采薇》已經萌發了后現代主義文學的特征，為中國現代歷史寫作提供了獨特的創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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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 Tales Retold·Cai Wei

incubate the features of post-modern writing

Abstract:

Old Tales Retold is a very innovative novel in modern China, as it features the combination of empty and reality, the integration of past and today and the unity of history and current affairs. However, novels similar to Old Tales Retold didn't achieve development until 1990s. Cai wei utilized this typical writing mode to satiriz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s through deletion and original creations, and its random collages or hybrid expressions of past and today demonstrated the incubation of post-modern writing.

Key Words: old tales retold; postmodern literature; chinese modern historical no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