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路獨行

接著談中國古代文獻都去哪兒了，說說文獻散佚第二和第三方面的原因

二、戰亂和兵燹的破壞。

中華民族的形成、壯大和發展的歷史，同時也伴隨著無數的戰亂和紛爭，戰爭的例子不勝枚舉，單從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更替次數和諸如“春秋戰國”、“三國兩晉南北朝”、“五胡十六國”、“五代十國”、“遼宋夏金對峙”這些名詞上便可以略知一二了。

歷代數不勝數的戰爭對古代歷史典籍的損毀是最嚴重的。隋代的牛弘和明代的胡應麟對古代典籍的散佚做了十分系統的總結，我們稱之為“十厄”。這“十厄”中除秦始皇“焚書坑儒”非戰亂外，其他九件事都與戰事有關。

所謂的“十厄”，首先是秦始皇焚書。

后經過漢武帝以后，獎勵獻書，訪求遺書，到劉向、劉歆校書，積書有三萬多卷，但是王莽末年，赤眉入關，“至孝成之世，……漢之典文，于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并從焚燼”，這是書的第二次厄運。

東漢提倡儒術，亦重史籍，到了“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兢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滕囊”（《文獻通考·經籍考》），這是書的第三次厄運。

魏晉又復整理書籍，編訂目錄，“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后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范當世。屬劉石亂華，京華覆滅，朝章闕典，從而失墜”，這是古籍的第四次厄運。

南朝文化建設，未嘗停頓，阮孝緒《七錄》，列書三萬余冊梁元帝蕭繹平侯景之后，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余卷，運到荊州，及北周攻破江陵，蕭繹將所有書籍焚燒于外城，此為第五厄。

隋文帝和隋煬帝都愛好書籍，西京嘉則殿、東都修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并精選三萬七千余卷，各寫五十副本，及遭宇文化及、王世充兵役，損失大半，造成了書的第六次厄運。

唐朝開元盛世，文化高度發展，等到后來的安史之亂，大量圖書“俄頃悉灰于安、史”，是為第七厄。

唐代文宗時有書十二庫，五萬多卷，昭宗被朱溫逼迫遷都洛陽，舊存書籍“蕩然無存”，成為第八厄。

北宋雕版印刷十分盛行，加以擴大進士科的名額，故編撰文典驟增，徽宗有書七萬多卷，及金人破汴京，太清樓、秘閣所置之三館書及天下州府圖，為之一空，造成史籍的第九次厄運。

南宋書籍將近六萬卷，元軍破臨安，“封書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告敕”，造成史籍的第十次厄運。

前已論及，此“十厄”之中，九厄是由戰火造成史籍的散佚和破壞。

三、統治階級加強思想文化統治的惡果。

自秦始皇開始，歷代的帝王大都重視加強中央的權力，至明清演化為高度的君主專制。

而集權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對思想文化的專制，他們認為只要思想文化實現了大一統，人民就易于管束了，這種“虛其心，實其腹”的“愚民政策”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后果，它不僅造成了后來大部分讀書人“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的文化恐怖，也使中國的歷史典籍受到了嚴重的破壞。

文化上的極端政策始于秦朝。秦始皇為了加強思想控制，采取了李斯的建議進行焚書，“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司馬遷也評論說“秦即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可見先燒去了一大批。本來還留有不少史官博士所存書籍，可惜后來項羽進入咸陽后，進行縱火焚燒，火三月不息，致使先秦書籍大多一掃而空。

其實，書籍的禁毀并不限于秦一個朝代，從秦到清歷朝統治者都是如此，只不過所用的形式不同而已。

最嚴重的當屬清朝的文字獄和修《四庫全書》的過程中對大量圖書進行的銷毀。文字獄綿延康雍乾三朝，自“明史案”肇始，一直延續了百年之久，焚毀宣揚“反清復明”思想和其他不利于其統治的書籍無數。

《四庫全書》雖對保存古代典籍功不可沒，但是整個編纂過程也是對圖書進行刪節、改纂和清洗的過程。據統計，自修書初至乾隆47年的8年間，共燒書24次，燒毀書籍538種、13862部以上，毀書與現存書的數量相埒，其余竄改內容根本無法統計。

無怪后人姚名達評論認為：“刪改之橫、制作之濫、播弄之毒、誘惑之巧、搜索之嚴、焚毀之繁多、誅戳之壁壘森嚴、鏟毀鑿仆之殆遍，摧殘文獻，皆振古所絕無。雖其工程之大，著錄之富，足與長城運河方駕，迄不能償其罪也?！笔菫橹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