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子昂復歸風骨的倡議和初唐四杰創作實踐的推動下，唐初的詩歌風格開始由南朝的綺靡纖麗和初唐綺錯婉媚的“上官體”悄然轉變，轉向剛健與渾厚。杜審言、李嶠、沈佺期、宋之問等人完成對律詩體式的定型，再加上這一時期唐朝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空前強盛，中國古代詩歌迎來了藝術上的巔峰時期——盛唐。

在初唐和盛唐轉變的過程中，有兩位詩人起到了重要的過渡作用，在此標而出之——張說與張九齡。他們就是政治宰輔，又是一代文宗，他們的創作自然更容易受到世人的關注與模仿。張說（667——730），字道濟，一字說之，封燕國公。他的文章與蘇頲并稱為“燕許大手筆”。胡震亨謂其詩歌“律體變沈、宋典整前則，開高、岑清矯后規”（《唐音癸簽》卷五），指出了他詩歌上的重要作用。代表作有《巡邊在河北作》、《蜀道后期》等。張九齡（678——740），字子壽，韶州曲江人。其詩清淡雋永，重視抒發性情，代表作《感遇》十二首，上承陳子昂的《感遇》，下啟李白的《古風》。胡應麟謂：“張子壽首創清淡之派，盛唐繼起，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韋應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風神者也。”（《詩藪·內編》卷二）指出了張九齡對于后進詩人之影響。

唐詩經過近百年的變革與發展，再加上以詩賦取士，為下層有才學的寒士打開了上進的通道以及二張作為宰輔所形成的文人集團對宮廷詩人的顛覆、對詩歌的大力推動，至玄宗朝涌現出一批“既閑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逮”的優秀詩人，他們共同開辟了一個氣象恢宏的詩歌的黃金時代。

聲律與風骨的兼備，標志著“盛唐氣象”的形成。這個名詞是指盛唐時期詩歌的總體風貌特征。宋代嚴羽的《滄浪詩話》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詩，指出盛唐詩的特征是“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以后明清詩論家承嚴羽之說，常把雄壯、渾厚二者（有時合稱雄渾）作為盛唐詩歌的風貌特征，并稱之為盛唐氣象。袁行霈先生認為所謂“盛唐氣象”，著眼于盛唐詩歌給人的總體印象，詩歌的時代風格、時代精神：博大、雄渾、深遠、超逸；充沛的活力、創造的愉悅、嶄新的體驗；以及通過意象的運用、意境的呈現，性情和聲色的結合，而形成的新的美感——這一切合起來就成為盛唐詩歌與其它時期的詩歌相區別的特色。并舉盛唐詩人王灣《次北固山下》一例說明，當時的宰相張說稱贊不已，將頸聯抄在官署的墻上，作為詩歌的楷模。（殷璠《河岳英靈集》）這詩的中間兩聯正好可以用來形容那個時代：“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那三個形容詞：平、闊、正，還有那高懸的風帆，從殘夜中生成的海日，進入到舊年里的江春，都讓人感受到盛唐時代的氣息以及盛唐詩歌的風貌。再看以下這些盛唐詩人的歌唱：“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孟浩然《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王之渙《登鸛雀樓》）“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李白《廬山謠》）“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杜甫《望岳》）“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高適《別董大》）在這些詩句里洋溢著一股涵天蓋地的雄渾之氣，千載之下仍能令懦者勇、弱者壯。盛唐詩人并不是沒有憂愁，李白就經常把愁字掛在嘴邊，諸如“愁疾”、“愁顏”、“愁心”、“愁發”、“愁腸”，不一而足。但我們只要將李白和中唐的孟郊、李賀，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比一比，就可以感到李白愁得來有力、愁得來氣派。正如他的名句：“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顯示的是強者之愁，在愁中有一股浩然奇氣。杜甫也寫愁，那是一片憂國憂民的偉大之愁、健康之愁：“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這一時期的詩歌呈現出如下幾個特點：

一是詩人眾多，名家云集，詩歌取得了極高的藝術價值，全社會創作、欣賞詩歌的熱情高漲。這一時期詩歌作者上至帝王公卿，下至販夫走卒都參與進來，呈現出一種全民參與創作詩歌和欣賞詩歌的熱潮，“其人則帝王、將相、朝士、布衣、童子、婦人、緇流、羽客，靡弗預矣。”（《詩藪·外編》卷三）這是自《詩經》之后所不曾有過的盛況。欣賞方面，正是唐詩創作隊伍的多樣化，促進了詩歌的世俗化和通俗化，從而使得欣賞的門檻降低，擁有了空前廣泛的讀者群體。如岑參的詩“每一絕筆，則人人傳寫，雖閭里士庶，戎夷蠻貊，莫不諷誦吟習焉。”可見他的詩當時流傳之廣，不徒雅俗共賞，還為各族人民所喜愛。名家如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崔顥、李頎、王之渙等等，在文學史上留下了璀璨的一筆。就是諸多小眾詩人，也為唐詩增色不少，孤木不成林，獨月難輝映，正是眾多的各色詩人一起，才雜眾色而為一體，集群芳而成花苑。

二是詩歌風格的多樣繁富。鮮明獨特的創作風格是創作成熟的標志，盛唐“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高棅《唐詩品匯》總序）可以說不但至唐詩體皆備，就是詩歌風格也是自盛唐就以皆備，后人再難出盛唐范疇之外。

三是詩歌體裁方面，古今體都有長足的發展。初唐之時，多注重五古七律，前者如陳子昂，后者如沈宋。盛唐時，各體都有名家名篇留世。五古有李白《古風》，七言古體詩有李白《將進酒》、《蜀道難》、《夢游天姥吟留別》等，其次有高適沿用樂府舊題的《燕歌行》；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等。杜甫即事命篇的新樂府“三吏”、“三別”更是享譽詩壇。律詩方面王維孟浩然的五律，李頎王維崔顥的七律，王維裴迪的五絕，李白王昌齡王之渙等人的七絕均是眾多詩人之中的佼佼者。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杜甫，對于近體詩的創作在對仗、倒裝、平仄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創新嘗試，為后來者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可能。

四是題材包羅萬象，流派紛呈。社會生活、自然風光無一不囊括于其中，此處不一一列舉。流派具體而言有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山水田園派，還包括儲光羲、常建等人；有高適。岑參為代表的邊塞詩派，還包括王翰、李頎、王昌齡等人。反映時事方面，則有寫了“三吏”、“三別”，詩歌被稱為詩史的杜甫。

五是盛唐詩人的風采千百年來讓士人為之傾倒，唐詩更是詩歌發展的頂峰，自然而然成為后人模擬效法的最高典范，對后世的影響深遠。詩人之中首推李杜，李白對后世的巨大影響，首先是他詩歌中所表現的人格力量和個性魅力。他那“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非凡自信，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的獨立人格，那“戲萬乘若僚友，視同列如草芥”的凜然風骨，那與自然合為冥一的瀟灑風神，曾經吸引過無數士人。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那種個體人格意識受到正統思想壓抑的文化傳統中，李白狂放不受約束的純真的個性風采，無疑有著巨大的魅力。他詩歌的豪放飄逸的風格、變化莫測的想象、清水芙蓉的美，對后來的詩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蘇軾、陸游等大家，都曾受到他的影響。

中唐以后，白居易、元稹繼承了杜甫緣事而發、寫生民疾苦的一面，且受到杜甫五言排律夾敘夾議的影響；韓愈、孟郊、李賀則受到杜甫的奇崛、散文化和煉字的影響；煉字在晚唐更發展成苦吟一派；李商隱的七律得力于杜甫七律的組織嚴密而跳躍性極大的技法。他們都學杜甫的一枝一節，而開拓出新的詩派。宋代有江西詩派，尊杜甫為宗。宋以后，杜甫的地位更高，他在詩史上的影響，歷千年而不衰。

杜甫的更為重要的影響，是在思想情操方面。他的系念國家安危，同情生民疾苦，為歷代士人所崇仰，在士人人格的形式上，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北宋愛國將領李綱在《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中說杜詩“平時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之后，誦其詩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于人心，然后知其語之妙也。”南宋愛國將領文天祥兵敗被俘，有《集杜詩》二百首，《序》說：“凡我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明人有“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說法，姑且不論明人當時這種提法是否值得商榷，他們看到了盛唐詩歌迥然超出其他時代詩歌遠矣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