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重聲明：文章系原創首發，文責自負。?
文/有殷天乙湯孫師虎父
按照筆者前文中所整理的魯國自“昭公之難”發生（昭二十五、前517）直到哀公二十七年《傳》文停止記載期間六卿格局的變化規律，也可以大致推知魯上、下兩軍軍行的調整情況。根據前文的分析，筆者判斷魯國自從昭公五年（前537）“舍中軍”以來，軍行采用的都是“乙模式”，也即以排名奇數的卿擔任兩軍主將，而由偶數卿擔任其佐，當然四卿之后的宗伯、行人也只能作為次要隨軍將領而存在：
如果我們考慮宗伯、行人也參與兩軍指揮，那么：
這里筆者將宗伯、行人設置成上、下兩軍大夫，當然并不是指這兩個職務就不是卿位了，而是考慮到一個現實的狀況，即自從昭公流亡、叔孫昭子病逝之后，在前517年末起季氏就應該已經大司徒的身份兼任大宗伯，以承擔起代魯侯主祭的職責。不過由于季孫本人并無精力真的去履行大宗伯的日常使命，因此不得不以其副手子服氏小宗伯來負責大宗伯應該行使的本職工作。進而我們可以推知，上軍之中輔助司徒、司馬分擔指揮工作的本應該是大宗伯，此處也只好由大夫級別的小宗伯來作為上軍大夫執行。
同理，由于大行人很有可能同時隨同昭公出走，因此當季孫完全掌權后，首先接任這一職務的就是孟氏同族、曾經擔任季氏宰的陽貨，盡管從傳統上講他仍然是魯國的諸卿之一，但是天然的附庸身份極大地貶低了這個職務的地位，只得以下軍大夫的名義充當子叔氏和孟氏聯合指揮下軍的部下：
在這個配置中，季、孟、子叔三家及其分支占據了絕對優勢，而屬于“桓族”出身的叔孫盡管由于輩分和年齡的優勢成為次卿和司馬，但從此喪失了對軍事的主導權，成為季、孟的附庸。
由于子叔氏的輩分和年齡此時相較孟孫仍然暫時占優，因此在“昭公之難”期間的大部分時間里，叔詣仍然名義上擔任下軍主將，但是在孟懿子成年后，孟氏就永久性地開始占據“三有司”之末的司空一職并擔任下軍將，而子叔氏則淡出了魯國政壇的最核心圈子：
對比同一時期的軍行變化：
這一相對穩定的格局幾乎相當于規定了魯國上、下兩軍分別由季孫、孟孫統帥，叔孫作為司馬只是象征性地成為軍事主官，而“三桓”的附庸家族則輔佐前者分擔指揮工作。
當然魯定公、哀公年間的兩軍將、佐配置又發生了進一步的異化。由于季氏地位的固化，導致上軍的日常指揮職責不得不逐漸下放，兩軍的實際指揮權開始以各種方式改由“三有司”之外的卿以及家臣分擔，使得對“軍行”在這一階段的描述變得更加微妙和復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