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傳 ?總結
蘇珊的一生是與眾不同的抗爭的一生。也許與她的漂泊有關。一個流離失所的人是允許絕對自由的，她不必被世俗所掩蓋，她可以只關心她自己。
蘇珊從小聰慧，熱愛閱讀，寫作對她而言是一種可以加入圣人的高尚的活動，是一種生存方式。
她是自由的，企圖粉碎現有的固著的一切，包括世俗關于女性、疾病、文化和社會的偏見。她也是幸運的，一個離群索居我行我素的人，要不成為英雄，要不被所有人忽視遺忘。
她是野心勃勃的，她追求生活的所有可能性，無論是地域，還是寫作，抑或是生活本身。不變對她來說是最大的恐慌。
誠如她所說，“每個人都可能成為異端，雖然大多數人不得不選擇中庸之道。”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樣，是一種蠱惑，也是一種危險。
蘇珊·桑塔格：站在文化的廢墟上感受、書寫（轉載）
無意中看到這篇文章，對全書總結的非常到位。所以直接摘抄全文了。
喬納森·科特對桑塔格的訪談沒有通常采訪人與被采訪人之間的“夾生感”。一個是職業性地擅長提問和引導，一個是已經自我實現“為對話設立的目標”，他們之間的對話多少有些像“背書”，但這無礙訪談本身記錄桑塔格思想火光的時效性和新鮮感。
科特頗有戲劇感地形容訪談的性質，是“主持人或記者揮舞的驚喜之劍”，“不是真理的傳聲筒，相反卻是一種武器，是訪談這種事固有的對抗性的標志”。在科特眼中，一向以思想的對抗性著稱的桑塔格，卻望外之喜地對“訪談這種事”迎頭趕上，她說她喜歡訪談的形式。努涅斯在桑塔格回憶錄《永遠的蘇珊》中揭露過桑塔格和很多作家的寫作習慣不同，她“根本無法忍受獨處”；桑塔格本人向科特證實了這一點：“我喜歡跟人說話，對話讓我不再離群索居，而且讓我有機會了解自己的想法。我不想去了解讀者，因為它是個抽象的概念；但我無疑想了解個體的想法，這就需要面對面的交談。”伍爾夫把自己當作一名“普通讀者”并且會為讀者對自己創作的接受焦慮不已；狄金森把自己離群索居隔絕起來，面向未來的讀者創作詩歌；與她們比較，桑塔格是如此的“入世”和“現實”，她身體力行的是知識分子的道德承擔以及文化批判的警醒敏感。
訪談長達12小時，最初，1/3的內容發表在1979年的《滾石》雜志上；全文則在30多年后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按照內容，訪談錄分為7個板塊：疾病的隱喻；好戰的唯美主義者和離群索居的道德家；論攝影；論風格；寫作與閱讀；愛與性；自畫像：作家眼中的自己。
伍爾夫曾說過：“有時候我想，天堂就是持續不斷、毫無倦意的閱讀”。桑塔格也曾說過：“首先我是一名讀者”。有關寫作與閱讀的關系，作家現身說法，吸人眼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寫作與閱讀”板塊中，16頁的文字確實“有料”。“你永遠背負著你的身體，還有所有這些感覺，你不用刻意去白日做夢：它們就在你的頭腦中，身體也在頭腦中。”科特的提要提示讀者，訪談問題的設計是以桑塔格日記《正如意識羈于肉身》為基調的。從第一個問題“《舊怨重提》中主人公性別被有意識地隱去了”切入，到開門見山：“當你寫作時，你感覺像個女人、男人，還是精神脫離了肉體”，再到“你認為身體的變化會帶來風格的變化嗎”，科特緊扣意識與身體、性別與寫作、身體與寫作之間的關系，令桑塔格娓娓道來她對寫作的感受和習慣。桑塔格的回答有著為嚴肅日記松綁的可愛坦率。她寫作時不吃東西，吃得很差或者干脆不吃飯，盡可能少睡覺；為了全情投身創作，會有一段時間的節欲或者禁欲。她“希望學會一種對身體傷害較小的寫作方式”，還會和科特開玩笑“換衣服”和寫作的關系，“你不覺得如果你光著身子裹在天鵝絨里會寫出不一樣的東西嗎”。談到閱讀，桑塔格和科特都同意有些小說需要擁有更多閱歷之后才能欣賞。桑塔格提醒科特，閱讀好像一直在給自己做新的菜肴，滿足感在于耗盡熱情。“學會不同的烹飪方法，然后隨心所欲地大快朵頤，但你總是可以重拾這份熱情，一個人永遠不應該對此蓋棺論定……”
為讀過的書和愛過的人癡迷。18頁的“愛與性”板塊既不是司湯達式的，也不是柏拉圖式的，而更像《源氏物語》的意味。桑塔格對愛與性的認識是“浪漫的”，但是，她不認為浪漫戀情是普羅旺斯的游吟詩人發明的，意思是，當她說“她在戀愛”，意味著她的整個生活都和某人一起。他們/她們同居，他們/她們是情人，他們/她們一起旅行，一起做事。可是，桑塔格沒有勇氣寫愛情，因為她感覺那好像在寫自己。她會默默地為一篇關于愛情的作品做筆記，把對最古老的激情的興奮掩藏起來；而有所保留地表示，她喜歡“親密關系”，沒錯，“猶太式的親密”。對于愛，桑塔格說過的最動人的話，幾乎像是生活在羅馬時代的希臘作家理想主義的口吻：“要平靜地去愛，毫不含糊地信任，毫無自嘲地去希望，勇敢地行動，以無窮的力量之源來承擔艱巨的任務，是不簡單的”。同時，她又保持著悲觀主義和實用主義交織的態度：人們想要戀愛就像坐過山車——即使知道會再一次心碎”；“愛情讓我著迷之處在于，它關系到所有的文化期待和被賦予的價值”。對于性，桑塔格認為她所有的關系都是肉欲的，包括“友誼之愛”。科特聊到作家保羅·古德曼喜歡那些對他的思想不感興趣的男孩，吸引古德曼的只是他們的肉體之美。桑塔格從女人的角度，提出了著名的“早餐問題”，就是跟某人共度了一夜，意識到這個人對自己只有性方面的吸引力，第二天早上要怎么做的問題。純粹的肉體關系對男人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女人“還想共進早餐”！桑塔格說，性有時是一種文化上認可的方式。對于“真心相愛的婚姻”，桑塔格相信，生活方式只是自己的解決方案，在個體身上非常適合而已，而且不是有意識的選擇，只是到了人生的某個時刻，一個人必須做出選擇。她選擇的是體驗各種不同的生活，不錯失做母親的非凡體驗，然后不再結婚，過自由作家的生活。
桑塔格喜歡為喜愛的作家“畫像”，也喜歡用心靈之眼去觀看不同作家的文化人格。那她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樣？科特小心翼翼接近作家本人的勾畫。他提到，70年代初，桑塔格應邀畫過自畫像，是“一顆六芒星”，上面寫了一句話“以天下為己任”。科特認為桑塔格實際上是在遵守“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的宗教禁忌，桑塔格表示同意，并且補充，她準備跟藝術家瑪麗·弗蘭克學習繪畫，“希望學會一種符號的、透視的繪畫形式”來畫一幅抽象的自畫像。因為不愿意表現自己，對自我問題的探索只是把自己“借給”一部作品。“出借你自己”，而自由馳騁的想象力則實現了“注意力在世界中”。讓科特震驚的是，桑塔格對抓緊完成對話的急迫，理由竟然是“我們應該抓緊時間，因為我可能會改變得太多”。“寫作實際上是在消除思想，一旦寫過什么東西，就不再需要思考它了。”桑塔格認為自己寫作的位置“在中間”，“更靠近起點而不是終點”。她相信，最高級的中立不是“我不想選邊站”的態度，而是同情她眼中的自己。她相信工作，相信自我創造，一直有一個夢想：“我幻想著粉碎現有的一切，用一個沒有人知道的筆名從頭再來。我會很喜歡那樣做，卸下現有作品的包袱，一切重新來過，那太棒了。”桑塔格特別喜歡用自己的形象作書的封面，但《疾病的隱喻》是個 “例外”。她挑選了“赫拉克勒斯大戰九頭蛇”的版畫。在她眼中，自己就像是赫拉克勒斯，獻身于自由之士為了“終結謊言、錯誤的意識和闡釋的體系”而做斗爭的“作家的任務”。
訪談錄的前四部分，可以作為進一步理解桑塔格作品，或者回過頭來證實認識的索引。“疾病的隱喻”和“論攝影”自然就是《疾病的隱喻》和《論攝影》的索引；而“論風格”談及的話題超過了《反對闡釋》中“論風格”一文討論的內容。科特從桑塔格罹患癌疾的經歷詢問她寫作《疾病的隱喻》的初衷，引導桑塔格說出患病經歷和作品的關聯。桑塔格主動談到了羞辱和負罪文化，談到了年輕/年老和男性/女性的二元對立，并且很哲學地表示，她認為，看到鏡中蒼老的自己，覺得14歲的人被困在衰老的軀體里，“這種受困的自我感覺是不可能克服的”，“這是一切二元論的起源——柏拉圖式的、笛卡爾式的，諸如此類”。對于攝影這一愛好，她認為，任何攝影家都寫不出《論攝影》這樣一本書，理由是談論攝影不是他們的興趣所在。科特與桑塔格討論攝影的性質時，談到了瑪雅人有一個表示智慧的詞，意為“小小的閃光”，也就是神秘主義者談到的“頓悟或靈感的閃光”。對此，桑塔格借用《圣經·新約》里的形象，補充了一個比方，入口是一道窄門，穿過那道門，靈光一閃，一切都不同了。桑塔格對疾病的看法，類似于18世紀法國梅斯邁尓的“現代唯靈論”；而她總是“盡其所能地承擔責任”，體現了她對《反對闡釋》主題的回歸——“不要說X的真正意義是Y”。對攝影作為一種“碎片的形式”和“空間形式的方法”的隱性的主題指涉的偏愛，則表露出桑塔格對意義契而不舍的拷問。“論風格”板塊，桑塔格面對科特直指問題“對隱喻的態度是怎樣的？”采用了私人的方式回答。她說，自第一次閱讀哲學書籍，隱喻便擊中了她。她對隱喻始終抱有不可知論。盡管一直思索，卻沒有特別關注關于隱喻的理論，而是更傾向于追隨作家的直覺。關于“風格”的對話則過渡到了對文化中男女性別問題的探討。桑塔格不同意科特提及的法國作家埃萊娜·西克蘇對女性寫作所做的“游泳的意象”的隱喻，用以闡發性別特質和寫作風格之間的同構性。桑塔格不相信存在所謂的“女性的寫作”和“男性的寫作”。她推崇漢娜·阿倫特那樣的范例。桑塔格相信，寫作與她是女人的事實有關，但這種關系不是絕對性的。看到別的女作家從“性別隔離”出發寫作，她會“感到遺憾”。蘇珊·桑塔格不是“并不在乎性別”，也不是玩“雙性同體”的時髦名稱，她嚴肅地從拓寬文化疆界、打破偏見和歧視的角度看待性別問題。寫作的風格“像個女人”，并不一定意味著帶孩子去旅行同時寫作的“傳統”。
桑塔格說，“我認為我們不僅要接納邊緣人和邊緣意識形態，而且要接納不尋常和異端。我就是個異端。當然，我還認為每個人都可能成為異端，雖然大多數人不得不選擇中庸之道。”青年時，桑塔格就參與了“異端學者”沃格林的講座。有關“異端”的問題具有現代意義，批駁異端的觀點扎根于對時間、歷史和世界的反叛，它們是對于一切現存的、正在起作用的事物的否定，因而具有革命的色彩和極端的傾向。桑塔格將自身的歷史植根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浪漫主義革命時期，同時讓搖滾樂實實在在改變了她的生活。她甚至告訴科特，搖滾樂之父比爾·哈利和查克·貝里讓她決定離婚、離開學術界開始新生活。她信仰里尓克的詩篇《古代阿波羅石像的殘軀》的最后一行：“你必須改變你的生活”。至于她喜歡聽朋克音樂的原因，她回答，“我并不認為這是法西斯主義的復活，只是在虛無主義的背景下一種強烈愿望的表達。我們的社會是建立在虛無主義基礎上的”。“我幻想著粉碎現有的一切”，桑塔格夢想站在本雅明的“文化廢墟”上感受、書寫“碎片的靈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