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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革前民眾享有的自由
前面的介紹也許描繪了一個禁錮窒息的社會，這不完全是真的。國王政府的確是公眾事務的唯一管理者，但還不至于是每個個體的主人。在某些制度中還有一些自由留存了下來，不過這些制度已經為之后的專制做好了準備。這種自由比較奇特，今天（作者寫作時，后同）已經不太好理解了。
在向巴黎轉移權力，取代地方權威機構時，國王政府受到多方面阻礙，比如自己創立的制度，來自忍住沒有廢除的某些老制度，沿革下來的風俗習慣以及根深蒂固的濫用（rooted abuse）等。而這些事件培養了民眾個體的反抗精神。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當時的中央政府雖然和現在的特點相同目標一致，但權力遠不如后者。一則它大量出售公職，購買職位者如果辦事不力也不能替換，因此效率低下。二則它的利誘的本錢還不夠多，不能收買太多人心。第三，它還有點懵懂，不清楚自己的界限在哪兒。國王攬權時，這是個有利因素。然而發過來，對于保衛民眾自由，這也是有利因素。從舊檔案里能看出，國王政府雖然在大家都臣服的時候挺橫，但只要一遇到阻力的跡象，哪怕最溫和的批評也能讓它警覺，最小的反對聲也能讓它恐懼。這時它會叫停進度，遲疑，嘗試達成妥協，而且常常退卻，哪怕以放棄部分合法權威為代價。這種怯懦的自私在路易十五和十六治下最為明顯。
三個等級和主要機構享有的自由
貴族（第二等級）對國王政府是最瞧不起的。總體來說，他們對為大眾謀自由沒什么意見，但是自己可不愿意臣服于國王，不管代價多大。關于他們的文書檔案里雖然充斥著錯誤和偏見，但仍然能品出貴族統治的精神。作者認為，法國貴族階層的根除，而非將其置于法律制約之下，是一個永恒的遺憾。這個群體有管理公共事務的悠久傳統，掌握較多資源，接受相對良好的教育。作者大概認為本可以對他們加以繼續造就，所以就這么損失掉幾百年的積淀，未免可惜。當然，作者就是貴族出身。暫時存疑吧。
教士階層（第一等級）是這個國家獨立性最高的群體，舊制度下，他們沒有損失自己的自由。簡單來說，順從政治權威不在當時的教會對牧師們的教導中。作者接著論證到，（在法革期間）那種把天主教教會土地收回并用現金補償的做法其實只對教廷和實施這個做法的政權有一時的好處。教士們處在教廷制約下，在他們居住的土地上不能有家庭，因此最能激發他們對國家治亂興衰的責任感的，就是自己擁有的土地。沒收土地后，遇到政治麻煩時，他們想的是風險大小和怎么規避。他們的常態就是對政治不管我的事。
作者對當時的教士階層評價很高，除了少數敗類，他們受過啟蒙運動的熏陶，為國家著想，而且有信仰支持。作者自言開始研究舊制度的時候對教士帶著偏見，完成研究后，只有敬佩。在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時，從教士階層對國王提出的請求中能看出他們對專制的反對和對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支持，這是三個等級共同的目標。作者接著列舉了教士階層洋洋灑灑的多條請求，主題是削減國王權力和第三等級減負（包括減少自己等級的特權）。篇幅之長要求之多，可以想見為什么國王們快兩百年沒開這個找氣受的會了。進一步想，路易十六咬牙開這個會，也能想見他對國家財政泥潭的確沒別的辦法了。
中產階級通過購買職位，政府無法替換他們，從而獲得一定豁免權和相對于政府的獨立性。
司法系統和王權也是兩套系統，前面介紹過，國王不能替換或提升法官，從而一定程度上保住了司法體系的獨立性。遇到和行政有關的案件，國王能通過evocation的辦法從法官手里調到自己開的tribunal審理。不過他們不能阻止法庭接受投訴和表達自己的意見。有時候法庭也干涉政府行政，經常給事務處理帶來拖累，但偶爾也起到保衛自由不受侵害的作用。法庭為怎么做自由的人民提供了部分教育，這是舊制度下關于民眾自由唯一值得學的部分，包括所有決定必須經討論達成，而且能夠針對決定做上訴；對形式和程序的重視；以及公眾輿論的用處。
相比作者寫作時的政府，國王政府還不太懂鉗制喉舌的意義。所以法革前，一個人想要宣傳自己的想法，只要張開大嗓門說話就好。
城市議會（Parliaments)和貴族一樣，不聽國王話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不過為了自己的獨立和榮譽會勇敢地挺身而立。
對于不具有上述豁免權和獨立機制的底層民眾，他們不受這些保護，但他們憑借的是勇氣和一股不爽就不完全服從，甚至服從了也要反抗的精神。特別是對于那些在鄉村生活的人，反抗手段往往只有暴力。
18世紀的人對積極追求輕松生活這個概念還是陌生人。這種人畜無害且成癮性強的追求是順從（servitude)之母。加上一些美好的私德，比如愛家庭信仰堅定之類的，它能以很高成功率產出可敬的人以及怯懦的公民。好處壞處都有。相比輕松的生活，身份高的等級優先追求的是臉面（ornament）和榮譽，然后是舒適和錢財。中產階級的注意力也不在舒適上，而是首先集中于雅致高檔的快樂。錢財從不是生活的終點。
當時的人們的服從觀和現在的也許不一樣。他們服從國王的意愿，但是對于服從其他權威還沒有經驗。他們還沒學會怎么向合法性缺失或存疑，用威逼利誘來得逞的權威卑躬屈膝。對他們來說，服從最大的壞處就是接受種種限制。而現在，最大的壞處是促使人削弱反抗精神，產生順從之心。
總而言之，當時民眾所能享受的自由和法革后的不一樣，是一種非日常性的、時不時出現一下的自由，它鼓勵人們對反抗法律和壓迫。
舊制度下對鄉村居民的隔離
在18世紀，法國農民不再遭受封建專制貴族的威脅下，國王政府也極少用暴力對付他們。他們有土地和一定公民自由。但他們被社會其他階級回避，過著隔離的生活。首先是貴族從鄉村搬到城市。17世紀初亨利四世就抱怨過這一點。從人頭稅（capitation tax）記錄能看出貴族人口地理分布，因為人口稅是在居住地征收的。大貴族都住在巴黎，加上一些小貴族。只要有能力，沒有貴族愿意留在鄉村居住。如前所述，貴族在那兒處境尷尬。也有些地方是例外，貴族愿意和農民相處，而不愿意搬到宮廷服侍國王，并為此受申斥。這個地方叫Anjou，后來成為La Vendée（即旺代），在法革早期發生過由貴族領導、以保衛國王為目的的旺代戰爭。這種遷移趨勢不是由某個國王的影響導致的，而是制度運行的結果。在18世紀，國王努力停止這個趨勢，但收效甚微。除了貴族，擁有土地的富人也遷移到城市。從舊檔案中能看出，農村里極少有超過一代的富有農民。農戶有了點財產，就會把兒子送到城市，給他買個小官職。
簡而言之，中央化把鄉村地區的富庶和受過啟蒙熏陶的人群轉挪走了。唯一長期扎根鄉村的教養門戶是教區牧師（parish curate），然而等級差異和特權對他們和農民的緊密聯系是一個阻礙。
農民階層和能夠為他們提供幫助和指導的階層被隔離開。這個群體的某些成員獲得越多影響力和地位，就越會回避原先的群體“同胞”。農民階層好像被國家單拎出來，晾到了一邊。除了國王政府，沒有人關心鄉村事務。而當時的中央政府鞭長莫及，只能關心最要緊的事情，即與從農村獲取財富相關的事務。
收taille
前文提過，每個教區收taille稅的做法是挑中一個鄉村居民，交由他來代辦。這是個兇險的差事，鄰里不和就不用說了，甚至能弄得家破人亡。具體原因如下。
除了地處邊疆為數不多的一些還保留了三級議會商定稅額做法的pays d’états地區，其他各省下每個教區需要支付的taille總金額是每個財政年初始定下的。每一年都不一定一樣，沒有一定規律，主要看國王的意思。具體到農戶，誰也不知道明年交多少稅。教區總額定下來后，被挑中的倒霉稅吏自行決定哪家收多少并親自執行。一次任期兩年，稅吏本人及其財產需要為這項差事負責，如果有特殊原因不能承擔，需要找到一個愿意替他的人。任期內他的一半時間常常花在追著鄉親討稅錢上，心力交瘁是可想而知的。在每個村子里，都有幾個原本日子稍微好過的家庭因為這事陷入貧困。另一方面，驟來的權力和巨大的壓力也讓有些人失去惻隱，變得刻薄。在有些教區，稅吏從不單獨出現，而是帶領一眾執行人（bailiffs）。私仇公報的，也不是沒有。總體來看，收稅的職責讓農戶成了暴君兼犧牲品（martyr）。
在這種收稅體系的一個結果是人們被訓練得對別家財產很敏感。有點類似東德居民的相互監察。每家都把自己偽裝的盡可能得窮，并留意別家財產的跡象，以便報告稅吏。另一方面，如果一眼望去全是破敗不堪，長此以往，人們對穩步積累財富也失去了動力。總體來說，農村陷入習慣性貧窮（habitual poverty）。而這又進一步來自其他階層的偏見提供了素材。18世紀的統治者們認為要不是需求的鞭策，農民們是不會去勞作的。對他們來說，貧困好像是讓他們不變得懶惰的唯一手段。
兵役和其他強制義務（imposition）
兵役本來是上等階級的義務。和收稅一樣，國王不愿得罪貴族，所以用征民兵（militia）的方式要求第三等級輸血。對于這份艱苦危險，而且幾乎沒有升遷機會的職業，拒絕或者逃避兵役是當時很常見的事。豁免不是不可能，試看1769年（法革爆發前20年）的三個豁免案例：一個是貴族紳士仆人，一個是修道院看守人，還有是一個市鎮居民的唯一貼身男仆。別的就不用說了。總之，沒人能豁免兵役，除了那些日子好過的人。
其他義務的情況和兵役差不多，比如勞役（corvée），最初在試點推行，用于征發民夫修主干道后于1737年在全法國推廣。同時，勞役也逐漸被用于所有公共工程，比如修兵營，運送軍用物資，押運犯人去槳船服刑[1]等等。勞役之重，有時候甚至和taille形成競爭。一份1751年的文書里寫道“農民用在修路上的花費可能會讓他們交不起taille稅”。
隔離和負擔的后果
上述一系列濫用的后果是雖然比起身為農奴的祖先，法國農民握有耕種權和人身自由，但幾乎和前者一樣無知，甚至經常活得更差。不景氣的年份最能凸顯出封建土地制廢除后留下的空白和國王政府的力所不及。城市里有救濟機制還算有條出路，鄉村則相反，因此每逢艱難年景和季節，就大量出現乞討。1767年，Choiseul公爵開始著力解決乞討問題，從報告中看到，全法國抓了50000名流浪漢。身體好一點的發到槳船服役，其余收入各地新開的40家收容所。
在那個科學藝術蓬勃發展的時代，鄉村手工業沒有什么發展，在那個閃耀著智慧光芒的世界里還留在黑暗之內，文明之外。他們沒能學會利用自己的勤奮，甚至連本業，農業，都搞不好。比如，有個來考察的英國農業學者說，自己看到的是“十世紀的農場”。農民只有一件事可以擅長——打仗[2]，因為在軍隊里，他們可以得到跟其他階層的人交流的機會。
雖然制度造成隔離，但當時的思潮，雖然經過奇怪的變形和偽裝、通過可疑的渠道，仍然觸及了農民群體的心智[3]，即使沒有明顯的外在體現。事后知道從哪里找問題，自然看得一目了然，但站在當時的觀察者的視角，很多因素當時處在隱匿之中。上層人士向來不能輕松讀懂下級人的心理，對農民想法的了解自然是最少的。在法革初期，從上層和中產階級關于大眾溫順有愛心美德淳樸天真等特點的種種卓越研究成果里，能體會到這兩個群體彌漫著的安全感。這讓回顧這段往事的人不免吃驚，因為接下來就是瘋狂的九三年。
作者此前的討論可以歸到一個大主題，即舊制度中為大革命準備條件的那一部分的歷史成因，到此作一總結。因為之后要轉而談到離寫作時距離較近的歷史里的話題。作者的一段總結也是我的感想：路易十六，和崇禎溥儀等亡國皇帝一樣，情屈命不屈。他們處在挾裹巨大動量的歷史機器的關鍵位置，是系統的一部分。為前任積累下來的失誤承擔了責任，自己也做出了一些不明智的選擇，也受到偶然因素的影響。他們的下場里，的確有代人受過的部分，然而絕非全然無辜。跳出個人命運，從更大處著眼，作者是這么總結的。
除開少數例外，上文中我列出的所有缺點、錯誤、要命的偏見要么得以肇始，要么被沿用，要么被發揚光大，它們大都來自國王們為建立階層間的藩籬，以便鞏固對國家的絕對統治，而采取的種種措施。
原文：
With few exceptions, all the vices, all the errors, all the fatal prejudices which I have sketched, owed either their origin, or their continuance, or their development to the exertions made by most of our kings to create distinctions of classes in order to govern more absolutely.
First published on May 30,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