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 風? 立? 論? 一? 宗? 師～石濤
佛教不但是闡釋宇宙觀、人生觀、自然觀的教育，它也是客觀實際地剖析科學真理的智慧教育，它更是創造藝術的最高殿堂。佛教的建筑、壁畫、經文等，都透露著藝術地宏觀再現，以及展示著藝術地客觀實際，講述了微觀藝術的靈性極美，傳承著藝術本質真諦。同時，也創造了一代代藝術家。
尤其是明清時代，佛教再一次興盛，成就了藝術僧人的空間，給他們創造一個展示智慧地藝術世界。明末清初的朱耷、石濤、弘仁、髡殘被人們并稱為“清初四僧”。這四僧則是書畫界著名的四人，他們開創了各自的畫風特點，成為一代藝術宗匠祖師。
石濤（1642——1707），清代著名畫家、僧人，俗姓朱，名若極，小字阿長，落發為僧后，法名元濟、源濟、超濟，自號苦瓜和尚。廣西桂林人，原籍安徽鳳陽。在游歷南京時，得一長竿，取號枝下叟，別署阿長，鈍根，山乘客、濟山僧、石道人、一枝閣。他的別署很多，有大滌子、清湘遺人、靖江后人、清湘老人，晚號瞎尊者、零丁老人等。他是明宗室靖江王贊儀的十世孫，父親朱亨嘉，明亡后，他的父親自稱監國，被唐王朱聿鍵處死于福州。
幼年的石濤，在父親死后，由太監帶走，然后在廣西全州湘山寺出家，法名原濟，字石濤。曾拜名僧旅庵本月禪師為師。石濤生性喜歡漫游，曾多次游覽安徽宣城敬亭山、黃山及南京、揚州等地，晚年居住揚州。它曾兩次跪拜迎請康熙皇帝，并且與清王朝上層人物多有往來，而又懷有國破家亡之痛，內心充滿了矛盾。
石濤常常號稱出生于帝王貴胄之家，可是明朝滅亡之時，然而石濤只是一個三歲孩童，他的出家更多地也是一種政治姿態，他與朱耷的“癲狂孤寂”相反，又和漸江的“受性偏孤”不同，石濤的性格充滿了“動”的因素，雖身處佛門，而心卻向紅塵。康熙南巡時，石濤曾兩次接駕，山呼萬歲，而且主動進京結交達官顯貴，企望能出人頭地，可是那些權貴們只是把他當作一位會畫畫的僧人罷了，并未與他計較，致使他的希望破滅。他的一生是在自詡清高和不甘寂寞之間，存在著矛盾中度過的。又因他聰明絕倫，把這種內心矛盾巧妙地融合進了畫作之中，為此他的書畫縱橫排闥、閃轉騰挪，充滿了動感與張力，也說明他作畫異于常人，精妙而高明，作品特點呈現瑰奇之風。
也許他的身世之因，一生最愛吃苦瓜，也是歷史上吃苦瓜最有名的人，因此自號苦瓜和尚。石濤每餐必食苦瓜，更有甚者他把苦瓜放在案頭供奉禮拜。他對苦瓜如此情感，這與他的身世、經歷、心境有著密切關系。
石濤出家以后，顛沛流離，到處游歷，他到過廣西、江西、浙江、安徽、江蘇、陜西、河北等地，晚年時定居揚州。他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在揚州辭世，終年六十五歲。他一生內心充斥了矛盾和隱痛，希望能與達官貴胄交往出人頭地，最后在失望中回歸自己。最后以豐富的繪畫技藝，嫻熟筆墨之法，運用變幻莫測創作手法，而形成了恣肆灑脫的藝術風格。集實踐、革新、理論于一體，成為具有開創性的一代宗師。
石濤一生工詩文，善書畫。其畫擅山水、兼工竹蘭。山水畫不局限于師承畫派，取歷代畫家之長，以傳統筆墨技法加以變化革新，以筆觸闡釋理論，既注重師法之源，又吸收自然之性作靈感，從爾完善了自我藝術的表現形式。他的作品筆法流暢凝重，松柔秀拙，尤其擅長點苔，密密麻麻，整體涂染，豐富多彩；用墨濃淡干濕，或筆簡墨淡，或濃重滋潤，淋漓酣暢，變化極盡；構圖新奇，或全紙渲染，或局部特寫，突出景物，變化無窮。他的畫風新穎奇異、蒼勁恣肆、縱橫排奡、生意盎然。他的花鳥、蘭竹作品，亦不拘于成法，自抒胸意，筆墨爽利俊邁，清潤淋漓，極富個性。他的繪畫在當時名重于世。綜觀他的一生，所有繪畫作品，無論尋丈巨制，或冊頁小品，都充盈著鮮明的個性和時代氣息。由于他飽覽名山大川，“搜盡奇峰打草稿”的人生經歷，形成了他自己蒼郁恣肆的獨特藝術風格。石濤善用墨法，枯濕濃淡并用兼施，墨氣酣暢，淋漓峻峙，有著極強的空間感。他運筆靈活，或細筆勾勒，很少皴擦；或粗線勾聽，皴點并用，有時運筆酣暢流利，有時又多方拙之筆，方圓結合，秀拙相生。
石濤的作品，構思新奇靈異，無論是黃山云煙，或是江南水墨，還是懸崖峭壁，以及枯樹虬枝，或是寒鴉花鳥等，或平遠、深遠、高遠之景，都力求畫面新奇，意境出新。他極善采用“截取法”以特寫景色傳達深邃之意境。石濤又頗講畫風氣勢，筆恣情肆，淋漓灑脫，不揚小處瑕疵，具有郁勃豪放之氣勢，以奔情放意見勝，以致對后來中國繪畫的發展產生巨大影響。石濤身為明宗王室后裔，因生不逢時，非剃發為僧，才得以活命。隨著他命運的不停流轉，鑄就了他繪畫風格不斷變幻。從他傳世作品來看，石濤在中國繪畫史上，不僅是一位實踐革新的畫家，而且他又是創作題材廣泛的多產作者。石濤繪畫手法富于變化，又將獨特、和諧統一成為自己的畫風特色。在自然中以真實感受和不斷探索，對前人技法長處加以革新融會貫通。對繪畫創作強調“師法自己”，把繪畫創作與審美體系構成為“借筆墨以寫天地而陶泳乎我也”。
石濤是一位僧人，他是以禪門入畫道，畫風以一種超凡脫俗之意境，無論是山水、人物，或是花卉、走獸，都有著極高的藝術成就。當代著名畫家吳冠中認為“中國現代美術始于何時，我認為石濤是起點”。欣賞石濤作品，全是有感而作，是直接從自然視覺形象中得到創作啟示，他對自然形式美有著獨特的敏感。石濤的創作靈感直接來源于生活，表現的全是身處真山真水地自然空間里的親切感受。
石濤的生前身后之事，兩百多年來，實得后世對其追捧與爭議一直未曾停止。從眾多的言論來看，追捧、贊嘆石濤的聲音蓋過批判的厲聲。而這個世界里，從古至今，人無完人，在中國繪畫史上，石濤對現代美術發展的地位無可否認和替代。但站在嚴格的理法角度看，他的藝術弊病也應引起反思。當代畫家劉墨表示“石濤的畫很少依賴已形成的固定風格，他是憑自然的性之所至而變化”。國家一級美術家梅墨生解讀石濤的藝術說：“二十世紀的中國繪畫是繞不過石濤的”。著名美術史家徐建融認為石濤“晚年的一些作品，也許與賣畫應酬有關，粗疏草率，藝術水準明顯趨向低落”。可見每一位評論者，都客觀地對石濤的繪畫藝術作了批評。
石濤敢于超越傳統，高標獨樹是他的過人之處，也是他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石濤在生活表現形式上卻是更勝一籌。原本應該有著富貴生活，由于國破家亡，他一生過著曲折生活。為了活著，幼年出家為僧，進入佛門，云游四方，漂泊他鄉，足跡遍達半個中國。然而卻受到了大自然地長期熏陶，以及佛學思想和禪學領悟，他以超凡脫俗的意念，創造一個新的藝術世界，塑造了他繪畫地最高藝術境界，他的坎坷人生，和他走過地藝術道路，加上他的身世、佛學禪意等諸方面，作用著他的藝術觀和人生觀。他從顯赫的皇室淪落貧民，飽嘗人間艱辛，形成了他要出人頭地的思想。為此，由于他思想活躍，也造就了他不受傳統束縛，反對墨守成規，敢于破陳法新，在中國繪畫史上獨樹一幟，出類拔萃。石濤不僅有著高超畫藝，而且有著高深的美術理論，一部《畫語錄》，深刻反應和總結了他地藝術觀、人生觀和美術觀。
石濤人到中年，是他藝術生崖的一個轉變時期，也是他生活上最為得意的時期。尤其是康熙兩次南巡，兩次召見石濤，這是石濤一生中最感榮耀的大事。特別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于揚州平山堂再次召見石濤，并當眾叫出石濤的名字，石濤受寵若驚，倍感榮幸，特作《客廣陵平山道上接駕恭記》七律二首記之，詩云：“無夜從客夜出關，黎明努力上平山。去此罕逢仁圣主，近前一步是天顏。松風滴露馬行疾，花氣襲人鳥道樊。兩代蒙恩慈氏遠，人間天上悉知還。”“甲子長干新接駕，即今己巳路當先。圣聰勿睹呼名字，草野重檐萬歲前。自愧羚羊無掛角，那能音吼說真傳。神龍首尾光千焰，云擁祥云天際邊。”感情真切的詩句，既是對皇上的感恩戴德，又是對恭迎圣駕頗感得意躍然紙上。與此同時，石濤揮毫繪制一幅《海晏河清圖》，并題簽詩曰：“東巡萬國動歡聲，歌舞齊將玉輦迎。萬喜祥風高岱岳，更看佳氣擁蕪城。堯仁總向衢歌見，禹會遙從玉帛呈。一片簫韶真獻瑞，鳳臺重現鳳凰鳴。”這首詩中可以看出，石濤不僅為兩次迎駕面君倍感榮耀，而且為能以新朝屬臣為榮。
石濤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秋，到北京結交了不少上層權貴，并與輔國將軍博爾都結為摯友。在北京期間，石濤在廣泛交友活動中，不斷地向同時代的畫家學習，只要能為己所用的筆墨技法，石濤都虛心采擷，兼收并蓄。石濤北京之行，是他人生重要的轉折點，特別是在繪畫藝術上，得到了很大提高，但在他的內心需要上，并未能達到報效朝廷的心愿。
石濤在北京雖然結交了不少權貴王侯，但真正能體達察驗他的思想的人，可謂是屈指可數。石濤在北京只是受人之邀，吃喝趣談，求畫索書之外，卻沒有人幫他滿足心愿。最后他終于明白自己在京城所扮角色，在一絲苦笑中，凄楚哀婉地吟出：“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無趨小乘。五十孤行成孤往，一身禪病冷于冰。”在他的思想里是一種失望，以及所求心愿地破滅。
康熙三十一年（1692）秋，石濤離開北京南下，至是年冬天回到揚州。直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病故。在揚州，石濤一心投身藝術創作，并以賣畫為生。這最后的一段生命里，他的藝術風格，有中年較繁富、清逸轉向沉雄、樸實，藝術創作也進入最為純熟和旺盛時期，最終成為“畫風理論一宗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