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指鄭板橋、汪士慎、李鱓、黃慎、金農、高翔、李方鷹、羅聘等八人。
揚州八怪是中國清代中期活動于揚州地區一批風格相近的書畫家的總稱，或稱揚州畫派。在中國畫史上說法不一，較為公認指：金農、鄭燮、黃慎、李鱓、李方膺、汪士慎、羅聘、高翔等人。
“揚州八怪”之說，由來已久。但8人的名字，其說互有出入。據李玉棻《甌缽羅室書畫過目考》中的“八怪”為羅聘、李方膺、李鱓、金農、黃慎、鄭燮（又名鄭板橋）、高翔和汪士慎。此外，各書列名“八怪”的，尚有高鳳翰、華嵒、閔貞、邊壽民等，說法很不統一，今人取“八”之數，多從李玉棻說。揚州八怪，職業而已，不能說是正面人物還是反面人物，有時含貶義。
從康熙末年崛起，到嘉慶四年“八怪”中最年輕的畫家羅聘去世，前后近百年。他們繪畫作品為數之多，流傳之廣，無可計量。僅據今人所編《揚州八怪現存畫目》記載，為國內外200多個博物館、美術館及研究單位收藏的就有8000余幅。他們作為中國畫史上的杰出群體，已經聞名世界，把徐渭的潑墨手法發揮到頂峰。
揚州八怪之八位畫家，生前即聲名遠播。李鱓、李方膺、高鳳翰、李勉，先后分別為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召見，或試畫，或授職。乾隆八年，弘歷見到鄭板橋所作《櫻筍圖》，即吟誦了“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橢圓璽。乾隆十三年，弘歷南巡時，封鄭燮為“書畫史”。羅聘嘗三游都下，“一時王公卿尹，西園下士，東閣延賓，王符在門，倒屣恐晚；孟公驚座，覿面可知。”
揚州八怪大膽創新之風，不斷為后世畫家所傳承，有時含貶義。近現代名畫家如王小梅、吳讓之、趙之謙、吳昌碩、任伯年、任渭長、王夢白、王雪濤、唐云、王一亭、陳師曾、齊白石、徐悲鴻、黃賓虹、潘天壽等，都各自在某些方面受“揚州八怪”的作品影響而自立門戶。他們中多數人對“揚州八怪”的作品作了高度評價。徐悲鴻曾在鄭燮的一幅《蘭竹》畫上題云：“板橋先生為中國近三百年最卓絕的人物之一。其思想奇，文奇，書畫尤奇。觀其詩文及書畫，不但想見高致，而其寓仁悲于奇妙，尤為古今天才之難得者。”
在揚州當地還流傳這一種說法：“揚州八怪”是指揚州地區的“丑八怪”。由于揚州八怪的藝術風格不被當時所謂的正統畫派所認同，而且他們追求的就是自然，就是真實、現實，他們就把一些生活化，平民化的都搬到他們的書畫作品之中，甚至把社會的陰暗面揭露出來。這種行為使得統治者的利益受損，說他們都是畫壇上不入流的“丑八怪”，揚州八怪因此而得名。文藝理論家最后把“揚州八怪”歸納為8人。在揚州當地有紀念館，就立著他們的雕像。職業而已，不能說是正面人物還是反面人物。
“揚州八怪”究竟指哪些畫家，說法不盡一致。有人說是八個，有人說不止八個；有人說這八個，有人說另外八個。據各種著述記載，計有十五人之多。因清末李玉棻《甌缽羅室書畫過目考》是記載“八怪”較早而又最全的，所以一般人還是以李玉棻所提出的八人為準。即：汪士慎、鄭燮、高翔、金農、李鱓、黃慎、李方膺、羅聘。至于有人提到的其它畫家，如阮元、華巖、閔貞、高鳳翰、李勉、陳撰、邊壽民、楊法等，因畫風接近，也可并入。因“八”字可看作數詞，也可看做約數。職業而已，不能說是正面人物還是反面人物。
鄭燮（怪在傳奇）
鄭燮(1693--1765)，字克柔，號板橋，江蘇興化人，應科舉為康熙秀才，雍正十年舉人，乾隆元年進士。官山東范縣、濰縣知縣，有政聲以歲饑為民請賑，忤大吏，遂乞病歸。作官前后，均居揚州，以書畫營生。擅畫蘭、竹、石、松、菊等，而畫蘭竹五十余年，成就最為突出。取法于徐渭、石濤、八大山人，而自成家法，體貌疏朗，風格勁峭。工書法，用漢八分雜入楷行草，自稱六分半書。并將書法用筆融于繪畫之中。主張繼承傳統十分學七要拋三，不泥古法，重視藝術的獨創性和風格的多樣化，所謂未畫之先，不立一格，既畫之后，不留一格，對今天仍有借鑒意義。詩文真摯風趣,為人民大眾所喜誦。亦能治印。有《鄭板橋全集》、《板橋先生印冊》等。
他的代表作是《竹石圖》。板橋畫竹有“胸無成竹”的理論，他畫竹并無師承，多得于紙窗粉壁日光月影，直接取法自然。針對蘇東坡“胸有成竹”的說法，板橋強調的是胸中“莫知其然而然”的竹，要“胸中無竹”。這兩個理論看似矛盾，實質卻相通，同時強調構思與熟練技巧的高度結合，但板橋的方法要“如雷霆霹靂，草木怒生”。板橋這幅《竹石圖》，竹子畫得艱瘦挺拔，節節屹立而上，直沖云天，他的葉子，每一張葉子都有著不同的表情，墨色水靈，濃淡有致，逼真地表現竹的質感。在構圖上，板橋將竹、石的位置關系和題詩文字處理得十分協調。竹的纖細清颯的美更襯托了石的另一番風情。這種叢生植物成為板橋理想的幻影。板橋的竹子，連“揚州八怪”之一金農都感嘆說，相較兩人的畫品，自己畫的竹子終不如板橋有林下風度啊。
有“凡吾畫蘭、畫竹、畫石，用以慰天下之勞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板橋的書法，自稱為“六分半書”，他以蘭草畫法入筆，極其瀟灑自然，參以篆、隸、草、楷的字形，窮極變化。這幅“兩歇楊林東渡頭”行書，體現了鄭板橋書法藝術獨特的形式美，“桃花岸”三字提頓之間尤為明媚動人。鄭板橋別具一格的新書體，開創了書法歷史的先河。
高翔（怪在淡泊）
高翔（1688--1753），字鳳崗，號西唐，又號樨堂，江蘇揚州府甘泉縣人，清代畫家，“揚州八怪”之一。終身布衣。善畫山水花卉。其山水取法弘仁和石濤，所畫園林小景，多從寫生中來，秀雅蒼潤，自成格局。畫梅“皆疏枝瘦朵，全以韻勝。”亦善于寫真，金農、汪士慎詩集開首印的小像，即系高翔手筆，線描簡練，神態逼真。精刻印，學程邃。亦善詩，有《西唐詩鈔》。
晚年時由于右手殘廢，常以左手作畫。與石濤、金農、汪士慎為友。清朝的李斗在《揚州畫舫錄》中有過這樣的記載：“石濤死，西唐每歲春掃其墓，至死弗輟”。意思是說，石濤死后，高翔每年春天都去掃墓，直到死都沒有斷過。從這里也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友誼很深。高翔除擅長畫山水花卉外，也精于寫真和刻印。
金農（怪在才）
金農(1687—1764)，字壽門，號冬心，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久居揚州。平生未做官，曾被薦舉博學鴻詞科，入京未試而返。他博學多才，五十歲后始作畫，終生貧困。他長于花鳥、山水、人物，尤擅墨梅。他的畫造型奇古、拙樸，布局考究，構思別出新意，作品有《墨梅圖》、《月華圖》等。他獨創一種隸書體，自謂“漆書”，另有意趣，又謂金農體或冬心體，筆畫橫粗豎細，撇飄逸而捺厚重，字體多呈長方形，頭重腳輕，甚為好看。
精篆刻、鑒定，善畫竹、梅、鞍馬、佛像、人物、山水。尤精墨梅。所作梅花，枝多花繁，生機勃發，還參以古拙的金石筆意，風格古雅拙樸，作品有《墨梅圖》、《月華圖》等。又長于題詠，“每畫畢，必有題記，一觸之感”。也擅長書法，取法于《天發神懺碑》、《國山碑》、《谷朗碑》。寫隸書古樸，楷書自創一格，號稱"漆書"，另有意趣，又謂金農體或冬心體，筆畫橫粗豎細，撇飄逸而捺厚重，字體多呈長方形，頭重腳輕，甚為好看。篆刻得秦漢法。詩文有《冬心先生集》，《冬心先生雜著》，其書畫題跋被輯成有冬心畫竹、畫梅、畫馬、自寫真、雜畫題記等。
李鱓（怪在命）
李鱓（1686--1762），字宗揚，號復堂，又號懊道人，江蘇興化人。康熙五十年中舉，五十三年以繪畫召為內廷供奉，因不愿受正統派畫風束縛而被排擠出來。乾隆三年以檢選出任山東滕縣知縣，以忤大吏罷歸。在兩革科名一貶官之后，至揚州賣畫為生。與鄭燮關系最為密切，故鄭有賣畫揚州，與李同老之說。他早年曾從同鄉魏凌蒼學畫山水，繼承黃公望一路，供奉內廷時曾隨蔣廷學畫，畫法工致；后又向指頭畫大師高其佩求教，進而崇尚寫意。在揚州又從石濤筆法中得到啟發，遂以破筆潑墨作畫，風格為之大變，形成自己任意揮灑，水墨融成奇趣的獨特風格，喜于畫上作長文題跋，字跡參差錯落，使畫面十分豐富，其作品對晚清花鳥畫有較大的影響。
黃慎（怪在悟性）
黃慎(1687-1770后)，字恭懋，躬懋，一字恭壽，菊壯，號癭瓢，東海布衣等，福建寧化人。擅長人物寫意，間作花鳥、山水，筆姿荒率，設色大膽。為“揚州八怪”中全才畫家之一。
青年時，學習勤奮，因家境因難，便奇居蕭寺，“書為畫，夜無所得蠟，從佛殿光明燈讀書其下”。善畫人物，早年師法上官周，多作工筆，后從唐代書法家懷素真跡中受到啟迪，以狂草筆法入畫，變為粗筆寫意。
黃慎的寫意人物，創造出將草書入畫的獨特風格。懷素草書到了黃慎那里，變為"破毫禿穎"，化聯綿不斷為時斷時續，筆意更加跳蕩粗狂，風格更加豪宕奇肆。以這樣的狂草筆法入畫，行筆“揮灑迅疾如風，”氣象雄偉，點畫如風卷落葉。黃慎的人物畫，多取神仙故事，對歷史人物和現實生活中樵夫漁翁、流民乞丐等平民生活的描繪，給清代人物畫帶來了新氣息。黃慎的人物冊頁《賞花仕女圖》刻畫一美麗女子對花的沉迷。而《西山招鶴圖》則取材于蘇軾《放鶴亭記》，畫面右側立一白鶴，老叟似在仰望空中飛翔之鶴，童子手挽花籃，卻自顧嘻嘻而樂。“生平夢夢揚州路，來往空空白鶴歸”（黃慎《題林逋馴鶴圖》），黃慎兩次寓居揚州，先后17年，十里揚州，成為他一生的依戀。他的人物畫最具特色,有《絲綸圖》、《群乞圖》、《漁父圖》等。他的詩被同鄉人雷宏收集起來，編為《蛟湖詩抄》。
李方膺（怪在倔）
李方膺(1695～1755)，中國清代詩畫家，字虬仲，號晴江，別號秋池，抑園，白衣山人等，通州（今江蘇南通）人。寓居金陵借園，自號借園主人。為“揚州八怪”之一。出身官宦之家，曾任樂安縣令、蘭山縣令、潛山縣令、代理滁州知州等職，為官時"有惠政，人德之"，后因遭誣告被罷官，去官后寓南京借園，自號借園主人，常往來揚州賣畫。與李鱓、金農、鄭燮等往來，工詩文書畫，擅梅、蘭、竹、菊、松、魚等，注重師法傳統和師法造化，能自成一格，其畫筆法蒼勁老厚，剪裁簡潔，不拘形似，活潑生動。被列為揚州八怪之一。有《風竹圖》、《游魚圖》、《墨梅圖》等傳世。著《梅花樓詩鈔》。善畫松、竹、蘭、菊、梅、雜花及蟲魚，也能人物、山水，尤精畫梅。作品縱橫豪放、墨氣淋漓，粗頭亂服，不拘繩墨，意在青藤、白陽、竹憨之間。畫梅以瘦硬見稱，老干新枝，欹側蟠曲。用間印有“梅花手段”，著名的題畫梅詩有“不逢摧折不離奇”之句。還喜歡畫狂風中的松竹。工書。能詩，后人輯有《梅花樓詩草》，僅二十六首，多數散見于畫上。
汪士慎（怪在人）
汪士慎（1686--1759），字近人，號巢林，別號溪東外史、晚春老人等，原籍安徽歙縣，居揚州以賣畫為生。工花卉，隨意點筆，清妙多姿。尤擅畫梅，常到揚州城外梅花嶺賞梅、寫梅。所作梅花，以密蕊繁枝見稱，清淡秀雅，金農說；畫梅之妙，在廣陵得二友焉，汪巢林畫繁枝，高西唐畫疏枝。（《畫梅題記》）但從他存世畫梅作品看，并非全是繁枝，也常畫疏枝。不論繁簡，都有空裹疏香，風雪山林之趣。五十四歲時左眼病盲，仍能畫梅，工妙騰于示瞽時,刻印曰：左盲生、尚留一目著梅花。六十七歲時雙目俱瞽，但仍能揮寫狂草大字，署款心觀，所謂盲于目，不盲于心。善詩，著有《巢林詩集》。
羅聘（怪在使命）
羅聘（1733-1799），字遁夫，號兩峰，又號衣云、別號花之寺僧、金牛山人、洲漁父、師蓮老人。清代著名畫家，為“揚州八怪”之一。祖籍安徽歙縣，后寓居揚州，曾住在彩衣街彌陀巷內，自稱住處謂“朱草詩林”。為金農入室弟子，未做官，好游歷。畫人物、佛像、山水、花果、梅、蘭、竹等，無所不工。筆調奇創，超逸不群，別具一格。他又善畫《鬼趣圖》，描寫形形色色的丑惡鬼態，無不極盡其妙，藉以諷刺當時社會的丑態。兼能詩，著有《香葉草堂集》。亦善刻印，著有《廣印人傳》。金農死後，他搜羅遺稿，出資刻版，使金農的著作得以傳于後世。其妻方婉儀，字白蓮，亦擅畫梅蘭竹石，并工于詩。子允紹、允纘，均善畫梅，人稱“羅家梅派”。其代表作有：《物外風標圖》（冊頁）、《兩峰蓑笠圖》、《丹桂秋高圖》、《成陰障日圖》、《谷清吟圖》、《畫竹有聲圖》等。
揚州自隋唐以來，即以經濟繁榮而著稱，雖經歷代兵禍破壞，但由于地處要沖，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戰亂之后，總是很快又恢復繁榮。進入清代，雖慘遭十日屠城破壞，但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發展，又呈繁榮景象，成為我國東南沿海一大都會和全國的重要貿易中心。富商大賈，四方云集，尤其以鹽業興盛，富甲東南。經濟的繁榮，也促進文化藝術事業的興盛。各地文人名流，匯集揚州。在當地官員倡導下，經常舉辦詩文酒會。詩文創作，載譽全國。有些鹽商，堪稱豪富，本身亦附庸風雅，對四方名士來揚州者，多延攬接待。揚州因而吸引了全國各地的許多名士，其中有不少詩人、作家、藝術家。所以，當時的揚州，不僅是東南的經濟中心，也是文化藝術的中心。
富商大賈為了滿足自己奢侈生活的需要，對物質和精神上的產品也就大量地需求，如精美的工藝品、珍寶珠玉、鮮衣美食，在書畫方面更是著力搜求。流風所及，中產之家乃至平民中稍富有者，亦求書畫懸之室中，以示風雅，民諺有“家中無字畫，不是舊人家”之說。對字畫的大量需求，吸引和產生了大量的畫家。據《揚州畫舫錄》記載，本地畫家及各地來揚州的畫家稍具名氣者就有一百數十人之多，其中不少是當時的名家，“揚州八怪”也就是其中的聲名顯著者。以“揚州八怪”為代表的揚州畫派的作品，無論是取材立意，還是構圖用筆，都有鮮明的個性。這種藝術風格的形成，與當時畫壇上的創新潮流和人們審美趣味的變化有著密切的聯系。中國繪畫至明末清初受到保守思想的籠囿，以臨摹抄照為主流，畫壇缺乏生氣。這一萎靡之風激起有識之士和英才畫家的不滿，在揚州便出現了力主創新的大畫家石濤。石濤提出“筆墨當隨時代”、“無法而法”的口號，宛如空谷足音，震動畫壇。石濤的理論和實踐“開揚州一派”，稍后，終于孕育出了“揚州八怪”等一批具有創新精神的畫家群體。
坎坷波折的身世
“揚州八怪”究竟“怪”在哪里，說法也不一。有人認為他們為人怪，從實際看，并不如此。八怪本身，經歷坎坷，他們有著不平之氣，有無限激憤，對貧民階層深表同情。他們憑著知識分子的敏銳洞察力和善良的同情心，對丑惡的事物和人，加以抨擊，或著于詩文，或表諸書畫。這類事在中國歷史上雖不少見，但也不是多見，人們以“怪”來看待，也就很自然的了。但他們的日常行為，都沒有超出當時禮教的范圍，并沒有晉代文人那樣放縱--裝癡作怪、哭笑無常。他們和官員名士交流，參加詩文酒會，表現都是一些正常人的人。所以，從他們生活行為中來認定他們的“怪”是沒有道理的。現在只有到他們的作品中，來加以研究。
獨辟蹊徑的立意
“八怪”（金農、汪士慎、黃慎、李鱓、鄭燮、李方膺、高翔、羅聘）不愿走別人已開創的道路，而是要另辟蹊徑。他們要創造出“掀天揭地之文，震驚雷雨之字，呵神罵鬼之談，無古無今之畫”，來自立門戶，就是要不同于古人，不追隨時俗，風格獨創。他們的作品有違人們欣賞習慣，人們覺得新奇，也就感到有些“怪”了。正如鄭燮自己所說：“下筆別自成一家，長于詩文。”在生活上大都歷經坎坷，最后走上了以賣畫為生的道路。他們雖然賣畫，卻是以畫寄情，在書畫藝術上有更高的追求，不愿流入一般畫工的行列。他們的學識、經歷、藝術修養、深厚功力和立意創新的藝術追求，已不同于一般畫工，達到了立意新、構圖新、技法新的境界。
不落窠臼的技法
中國繪畫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其中文人畫自唐宋興盛起來，逐步豐富發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留下大量的作品，這是中國繪畫的驕傲。明清以來，中國各地出現了眾多的畫派，各具特色，爭雄于畫壇。影響最大的莫過于以“四王”為首的虞山、婁東畫派，而在揚州，則形成了以金農、鄭燮為首的“揚州八怪”畫風。這些畫家都繼承和發揚了我國的繪畫傳統，但他們對于繼承傳統和創作方法有著不同的見解。虞山、婁東等畫派，講求臨摹學習古人，以遵守古法為原則，以力振古法為己任，并以“正宗”自命。他們的創作方法，如“正宗”畫家王琿所說，作畫要“以元人筆直墨，運宋人丘壑，而澤以唐人氣韻，乃為大成”。他們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趨，作品多為仿古代名家之作(當然在仿古中也有創造)，形成一種僵化的局面，束縛了畫家的手腳。
揮灑自如的筆鋒
“揚州八怪”諸家也尊重傳統，但他們與“正宗”不同。他們繼承了石濤、徐渭、朱耷等人的創作方法，“師其意不在跡象間”，不死守臨摹古法。如鄭板橋推崇石濤，他向石濤學習，也“撇一半，學一半未嘗全學”。石濤對“揚州八怪”藝術風格的形成有重要影響。他提出“師造化”、“用我法”，反對“泥古不化”，要求畫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創作素材，強調作品要有強烈的個性。他認為“古人須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人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腸。我自發我之肺腑，揭我之須眉”。石濤的繪畫思想，為“揚州八怪”的出現，奠定了理論基礎，并為“揚州八怪”在實踐中加以運用。“揚州八怪”從大自然中去發掘靈感，從生活中去尋找題材，下筆自成一家，不愿與人相同，在當時是使人耳目一新的。人們常常把自己少見的東西，視為怪異，因而對“八怪”那種抒發自己心靈、縱橫馳騁的作品，感到新奇，稱之為怪。也有一些習慣于傳統的畫家，認為“八怪”的畫超出了法度，就對八怪加以貶抑，說他們是偏師，屬于旁門左道，說他們“示嶄新于一時，只盛行于百里”。贊賞者則夸他們的作品用筆奔放，揮灑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縛，打破當時僵化局面，給中國繪畫帶來新的生機，影響和哺孕了后來像趙之謙、吳昌碩、齊白石、徐悲鴻等藝術大師。
特立高標的品行
他們對當時盛行于官場的卑污、奸惡、趨炎附勢、奉承等作風深惡痛絕。八人中除鄭板橋、李方膺做過小小的知縣外，其他人均一生以“魯連”、“介之推”為楷模，至死不愿做官。就是做過官的鄭板橋也與常官不同。他到山東上任時，首先在舊官衙墻壁上挖了百十個孔，通到街上，說是“出前官惡俗氣”，表示要為官清廉。“揚州八怪”一生的志趣大都融匯在詩文書畫之中，絕不粉飾太平。他們用詩畫反映民間疾苦、發泄內心的積憤和苦悶、表達自己對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向往。鄭板橋的《悍類》、《撫孤行》、《逃荒行》就是如此。“八怪”最喜歡畫梅、竹、石、蘭。他們以梅的高傲、石的堅冷、竹的清高、蘭的幽香表達自己的志趣。其中羅聘還愛畫鬼，他筆下的鬼形形色色，并解釋說“凡有人處皆有鬼”，鬼的特點是“遇富貴者，則循墻蛇行，遇貧賤者，則拊膺躡足，揶揄百端”。這哪是在畫鬼，分明是通過鬼態撕下了披在那些趨炎附勢、欺壓貧民的貪官污吏身上的人皮，還了他們的本來面目。在封建制度極端殘酷又大興文字獄的時代，他們卻敢于與眾不同，標新立異，無怪乎當時一督撫搖頭直稱“怪哉、怪哉”。鄧拓在詠清代著名畫家鄭板橋時曾寫道“歌吹揚州惹怪名，蘭香竹影伴書聲”，可以算作對他們“怪”之特點的總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