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那些把這文當“影評兒”看的觀眾，請不要相信這里的每一句話。

對藝術而言，形式往往大于內容。然而這句話本身就有些蹩腳，因為有人會就此詰問你到底如何定義“形式”和“內容”。談論至此，我往往會有一種私隱的真切想要投降掉。

但我還是會繼續有些執拗地說，對電影的評頭論足者（有些人自然"不小心"成了評論家）而言，電影更是形式大于內容。正如如果談論《阿凡達》，你就必須談論卡梅隆對數字技術的運用，談論《低俗小說》，你就得談論昆汀對波普藝術的使用。我記得之前聽過的一個托福聽力題中，有一個老師問學生們你們高中的時候有沒有上過電影相關的課程？有學生回答他們曾經開課討論過一些電影的意義，而老師則不屑的回答:“啊（三聲）~~，那是把電影當文學看，但是我們所說的……”隔著電腦屏幕我仿佛隱約看到了老師撇起的嘴。

然而對于有些電影，我們還是不得不出門左轉，去品評一下它的內容或主題。比如伍迪.艾倫的電影，比如這部《非理性人》。

“Written and Directed by Woody Alen”

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腦海中浮現起了老頭兒垂垂老矣滿頭白發的樣兒。都八十歲了，還來拍電影？他想干嘛？

Well，下面有必要全息劇透一下了（Bite me）。

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在通往羅德島的公路上，我們的哲學教授亞伯.盧卡斯開篇就劈頭蓋臉拋出了一個大問題，何為理性？這是本片諸書袋的基調，當然也是本片的基調。依我個人對美國哲學界淺薄地了解，這位老兄應該算不上一流學者，但是屬于風頭正勁的那種。就后面的給出來看，他涉獵深廣，從古典哲學到現象學再到分析哲學，從康德到克爾凱郭爾幾乎都讀過。而讓他出名的似乎是關于情境倫理學的理論，毫無疑問，這個理論是同道義論對著干的，它強調世事無常，偶然，當然還有非理性，惡。我不知道他在路上對于迎接他的這個城市有過什么期待，但肯定與我的不同，迎接他的不是與平靜的海岸相匹配的轉晴的心情，而是一伙敬而遠之的同事和兩個幾乎要在自己臉上寫上“操我”的女人。然而我們的教授陽痿了，無論精神上還是身體上。

在我時日無多的學徒生涯中見過這類情形：如果我看到一個胖子，整日把自己繚繞在理論和真理之中，不，確切地說是把理論和真理繚繞在自己之中，一副道成肉身的樣子，確切地說是抱著一副想操的矜持。對此，我的結論往往是這樣的：他釣了一條大魚，但是拉不上來。或者用日常的話說，這哥們兒走火入魔了。

就像韋一笑和梅超風一樣，如果你練了一套自己搞不定的絕學，搞了一身頑疾又不得不繼續，那就只能殺個把人“沖沖血”了。不過不要緊，反正這個世界上“壞人”多，而這種行為也往往被披上“積極自由”的外衣。一個偶然的機會，哲學教授聽路人提起一個混蛋法官，他決定謀殺他。但是就像一切自我宣稱“那不是壞事”——但又知道那“的確是”壞事的“處男”一樣，他疏忽了唯一的，也是他最大的紕漏——他的安妮.霍爾。

之所以說我們哲學教授的那位學生兼小女朋友就像安妮.霍爾，是因為她身上帶著同安妮差不多的設定，雖然不至于像在Norman Rockwell的畫兒里長大那么夸張，但是她還是成長在一個標準的中產階級的家庭。他們的自由是這樣的：只要我想要的，就要使盡渾身解數在“合理的”范圍內去追求；只要我不要的，只要在“合理的”范圍內，或者說“我的選擇權”范圍內，我就可以丟掉它，至于這會對別人造成何種不屬于權利范圍內的損傷，我只需道個歉就可以了，因為如果你是我們同一撥兒的，你就該接受。沒錯，這種自由就是這么的“理性”，正如各自的影片結尾的那番旁白那樣，我們的當事人們總能以一種討喜的達觀，跳躍性地對他們所經歷的一切表示釋然。

我們的哲學教授在實施謀殺的過程和后來的言談中的確露出了許多破綻，然而沒有一個是能證明他有罪的所謂充分條件，然而當這些信息匯集到了我們的吉爾姑娘這里的時候，它們突然變得非常充分了，它甚至變成了一個確鑿的事實。但是，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我們的哲學教授咬死了不承認呢？偉大的康德曾經寫過一本名叫《純粹理性批判》的大書，這本書的目的恰恰就是要討論所謂的“物理學是如何可能的”，這恰恰是在討論我們的歸納如何給我們提供知識這一問題，正如吉爾姑娘的對那些不充分的信息的歸納突然就形成了一個充分的事實。不過請注意康德的書名叫做“理性批判”，其實康德從來沒有認定所謂的理論理性可以完備地幫助我們獲得真理，所以我們也可以想象如果我們的教授堅決不認賬，那么吉爾是沒有辦法的。又或者，我們可以換個角度來想，是什么力量使得我們的吉爾那么確切地認定教授是兇手呢？無論它是什么？但肯定不是“理性”，或許是康德說的信仰也說不定哦。

最后的結局可能在很多人看來不出意外，我們的教授終于像吉爾所說，“殺人上癮”了。要殺吉爾消滅證據。他好不容易從陽痿中恢復過來，自然不會隨意放棄。但我能看得出某種同《安妮.霍爾》不同的抗爭。他并不想再來一本符合這個世界需求的關于海德格和納粹的書。

然而這就是一切嗎？如果這就是一切，我們的伍迪.艾倫可能還是寫了一本關于“海德格和納粹”的書，只不過結尾變了而已。所以這個問題就又回來了，他為什么還要拍？

或許還有另一種理解，如果我們能夠頂住全片各種哲學警句的狂轟，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我們的亞伯.盧卡斯教授的遭遇上，或許就會有不同的結論。他的老媽在他12歲的時候喝漂白粉自殺，摯友在伊拉克不幸踩到地雷被炸死，老婆跟著自己最好的朋友跑掉, 而他也的確試過自殺——在這個片子里，這居然成了泡妞利器。你要知道，一種理性主義的語境很容易淡化這種境遇的影響力。但我還是會傾向于認為吉爾在他對自己承認殺人之后沒有去舉報他的原因并不在于理智——不是什么中產階級價值觀的缺陷，而恰恰是一種同情。好吧，關于理性的那個話題又回來了不是嗎？原來我們的中產階級也不是那么的理性。只不過他們習慣于不把所謂的“愛”看作是不好的東西。由此看來，無論認定亞伯有罪，還是最初的原諒，都是非理性的。雖然我們的盧卡斯教授死掉了，但是他的理論卻沒錯，只不過他的運氣不濟。如果他能學學禪宗什么的，興許就不會死了吧。

而一個能寫出這一切的人，要么就是已經懂了，要么就是報復社會，或者兼而有之。

一個八十歲的人，他為什么拍？可能已經不重要了。

有的人喜歡勸連左右都分不清的小資不要看伍迪.艾倫。而我覺得大可不必，一方面因為小資這個詞已經快過時了，另一方面，小資們已經從他們的后輩們身上學到了一些雖然路徑相悖，但效果上完全有效甚至是”恰當“的行為調調。所以不會有太多人就盧卡斯教授的遭遇而感到酸楚，因為他們也已經學會了在自己硬不起來的時候對年輕的女伴說，“親愛的，來，給我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