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郁振華
來源：微商購買的電子書
《人類知識的默會維度》是荔枝同學辦的“巴別塔經哲讀書小組”1月份所要求閱讀的書目，讀完收獲甚大，尤其是對波蘭尼、維特根斯坦的作品和觀點的描述，加深了我對哲學世界的了解。
書名中“人類知識的默會”是指無法（通過語言、文字、符號、肢體等方法）傳播的知識，比如擁有明述能力前的嬰兒學會的知識，審美、理解力等等，書名中的“維度”是表示從哲學傳統中，從人文科學中，從自然科學中尋找“默會知識”的閃現，作者針對默會知識而進行的知識匯整，因而取名《人類知識的默會維度》。
《人類知識的默會維度》中提到的內容對于我還是蠻有顛覆性的：知識可以分為兩個大類，默會知識和明述知識，默會知識必須通過自己的實踐親身學習，而且無法表述和傳播，是所有明述知識的基礎，也更為重要，原因有兩點：首先，明述知識是用語言符號來表達的，人們掌握明述知識的前提是要理解語言符號的意義，而理解力是一種默會能力。其次，明述知識的創新依賴于默會能力，是我們運用默會能力的結果。
默會知識沒有傳播屬性，因而相對于具有傳播屬性甚至互聯網屬性的明述知識，會顯的相對難以學習，比如審美，最好的學習方法是親身體驗很多美的事物，并得到名師的指導，但是這樣的資源往往極度的稀缺，因而并不容易習得。默會知識沒有傳播屬性，因而“政治”“宗教”“傳統”“學派”等等依賴默會知識的存在，不會因為互聯網而迅速瓦解，而會繼續存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但是另一方面，默會知識一旦消亡，要重生也是幾乎不可能的。
非常遺憾很多專業詞匯都不能在維基百科上查到中文條目（相對應的英文條目是存在的，繁體條目也有一些，說明臺灣和香港的一些學者也在研究），對GFW心生咒怨之外，我也是無能為力，繼續努力學英語吧。
專業詞匯：
隱性知識（默會知識）：是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在1958年從哲學領域提出的概念。他在對人類知識的哪些方面依賴于信仰的考查中，偶然地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即這種信仰的因素是知識的隱性部分所固有的。波蘭尼認為：“人類的知識有兩種。通常被描述為知識的，即以書面文字、圖表和數學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種類型的知識。而未被表述的知識，像我們在做某事的行動中所擁有的知識，是另一種知識。”他把前者稱為顯性知識，而將后者稱為隱性知識，按照波蘭尼的理解，顯性知識是能夠被人類以一定符碼系統（最典型的是語言，也包括數學公式、各類圖表、盲文、手勢語、旗語等諸種符號形式）加以完整表述的知識。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相對，是指那種我們知道但難以言述的知識。
認知論：是探討知識的本質、起源和范圍的一個哲學分支。目前有關“知識論”和“認識論”之間的關系，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學者認為，知識論與認識論雖然存在密切聯系，但兩者也存在一些重要區別。他們認為，知識論是關于思維活動的內容，而認識論是關于知識得以可能的條件。不過，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說法，認為知識論和認識論所指相同，是包括以上兩者的一種整體概念。
解釋學（Hermeneutics）：又稱詮釋學、闡釋學，是關于文本解釋的理論，尤其是解釋《圣經》等宗教經文、經書典籍、哲學文獻。
實證主義（positivism）：是一種以“實際驗證”為中心的哲學思想。廣義而言，任何種類的哲學體系，只要求知于經驗材料，拒絕、排斥先驗或形而上學的思辨，都為實證主義。狹義而言，實證主義則指法國哲學家孔德的哲學，認為對現實之認識只有靠特定科學及對尋常事物的觀察才能獲得。
意向性（Intentionality）：是心靈代表或呈現事物、屬性或狀態的能力。簡單的說，很多心理活動是關于外部世界的，意向性就是這里的“關于”。最初，“意向性”一詞來自經院哲學。十九世紀哲學家、心理學家弗朗茲·布倫塔諾在他的《經驗主義視角下的心理學》（德語：Psychologie vom Empirischen Standpunkte，英語：Psychology From an Empirical Standpoint）一書中將其引入了當代哲學。布倫塔諾將其定義為“心理現象”（psychical phenomena）的特征之一，由此和“物理現象”區分開。他使用了諸如“同內容的聯系性”，“對物體的指向”或“內在的客觀性”等表達方式。
格式塔學派（德語：Gestalttheorie）：是心理學重要流派之一，興起于20世紀初的德國，又稱為完形心理學[1]。由馬科斯·韋特墨（1880－1943）、沃爾夫岡·苛勒（1887－1967）和科特·考夫卡（1886－1941）三位德國心理學家在研究似動現象的基礎上創立。格式塔是德文Gestalt的譯音，意即“模式、形狀、形式”等，意思是指“動態的整體（dynamic wholes）”。? 格式塔學派主張人腦的運作原理是整體的，“整體不同于其部件的總和”。例如，我們對一朵花的感知，并非純粹單單從對花的形狀、顏色、大小等感官資訊而來，還包括我們對花過去的經驗和印象，加起來才是我們對一朵花的感知
具身認知觀：強調認知和身體之間緊密的聯系。主張思維和認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和發端于身體的，身體的結構、神經的結構、感官和運動系統的活動方式決定了我們怎樣認識世界，決定了我們的思維風格，塑造了我們看世界的方式。
認知表征：在精神哲學、認知心理學、神經科學以及認知科學等領域中，是一種假設性的，能夠表示外在現實的內在認知象征，或者是一種可以讓心智過程得以利用的內在認知象征；又有言“一個能夠制造某些明確實體或資訊類型的形式系統，并且同時能夠提供該系統如何完成工作的詳細資訊。”心智表征是當下未被感官看見或覺察的事物的心靈意象，人們的心靈常常會有物體、事件和環境的意象[2] ，比如說，如果你被要求去回想一個生日派對，你可能會記得當時的一些人，舉辦的地點，還有你看過的事物，甚至可能包括你聞到的味道。你無法真的聞到或看到這些事物但是你可以想像它們。在當代哲學領域中，尤其是形上學的領域，例如精神哲學和本體論，心智表征是解釋和描述想法和概念的本質的主要途徑之一。
心身二分法（Mind-body dichotomy）：是指一種認為精神現象在某種程度上獨立于身體的觀念。它是二元論的出發點，透過笛卡爾的哲學而為西方世界關注，雖然它在一些亞里士多德之前的理念（如柏拉圖）和阿維森納主義中已經出現。心身二分法現實觀往往使人認為肉體是沒多大價值的。對心身二分法的排斥可以在法國結構主義中找到，那是戰后法國哲學的通常立場。心物（Mind and body）問題是重要的哲學問題。探討心靈（Mind）如何得以與肉體（Body）及世界互相影響。有人認為心靈非物質。有些人則認為心靈只是肉體的運作。但目前仍然沒有可信的解釋。
斯諾問題：斯諾最值得人們注意的是他關于他“兩種文化”這一概念的講演與書籍。這一概念在他的《兩種文化與科學變革》（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1959年出版）。在這本書中，斯諾注意到科學與人文中聯系的中斷對解決世界上的問題是一個主要障礙。斯諾特別提到如今世界上教育的質量正在逐步地降低。比如說，很多科學家從未讀過查爾斯·狄更斯的作品，同樣，藝術工作者對科學也同樣的不熟悉。他寫道：曾經有很多次，我與一些人在一起聚會，根據傳統的標準來說，他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并一直對科學家的無知而表現出興致勃勃的難以置信的樣子。有一兩次我被激怒了，于是質問他們之中有多少個能夠解釋清楚熱力學第二定律，即熵的定律。令人沮喪的回答同樣是否定的。然而我問的這一問題大概就是將“你讀過莎士比亞嗎？”這一問題轉為科學語言描述的一樣。所以說，當現代物理學的大廈不斷增高時，如今西方世界中大部分最聰明的人對其的洞察也正如他們新石器時代的祖先一樣。斯諾的演講在發表之時引起了很多的騷動，一部分原因是他在陳述觀點時不愿妥協的態度。斯諾寫道：當你想起人類悠久而又黑暗的歷史之時，你會發現可怕的犯罪出于服從之名遠遠多于出于背叛之名的犯罪。
摘錄：
上文提到，目前的默會知識論研究，主要牽涉到波蘭尼傳統、維特根斯坦傳統和現象學一詮釋學傳統。近年來，筆者有幸和這三個傳統中的學者都建立了學術聯系，但在研讀文獻和學術交往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存在著上節所述的第三方面的問題，即三大傳統之間缺乏溝通。這妨礙了默會知識論研究的深化，不利于新的問題意識的產生，也使得以往的研究在總體上顯得比較零碎，未能充分展示默會知識概念的理論潛力。有鑒于此，本書致力于打破三大傳統之間的相對隔絕狀態試圖在它們之間建立實質性的思想聯系，以此來推進默會知識論的研究。
“凡是知道的就一定能言說不能說出來的就不是真正的知道”這個思想在近代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約翰內森認為從伽利略的著名論斷自然之書是用數學的語言寫成的”，到萊布尼茨的“普遍語言”的構想，再到邏輯實證主義的知識觀，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知識觀發展的清晰脈絡。他指出，在邏輯實證主義知識觀的框架內，“知識和語言不可分離地交織在一起。知識應當用一種語言來表達已經變成了一種無條件的要求。在這樣的背景下，擁有不能用語言來充分表達的知識的可能性，完全是不可理喻的”
但是邏輯實證主義的這一教條，在二戰以后受到了質疑。約翰內森說：“不同陣營中的人們都意識到，命題性知識，即以命題這種語言形式來表達的知識并不是唯一在科學上重要的知識類型。因此，一些人接受了一盡管有些勉強—這樣的觀點，即在一些不可能用恰當的語言手段來充分表達知識的場合下，談論這種知識可能也是正當的。”約翰內森采用波蘭尼的術語，把這種不可能用語言手段來充分地加以表達的知識，稱作默會知識。
強的意義上的默會知識，即原則上難以充分地用語言來表達的經驗不應當被稱作“知識”，而應該叫做“直覺”。但是格里門拒絕采用“直覺”這個含混的、帶有神秘意味的術語，來描述這類認識現象。他認為，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稱之為“知識”。先，強的默會知識論并不主張，默會知識是完全不可表達的。完全不可表達的東西，在認識論上沒有太大的意義。所有的知識都能得以表達，但不是所有的知識都能以語言的方式加以表達。按照格里門的用字法“表達”（ar-ticulation）這個概念的外延大于語言的概念，我們除了擁有語言的表達方式之外，還有其他的表達方式，比如行動。格里門認為，就知識的表達而言，行動是和語言同樣根本的表達方式。默會知識不能充分地用語言來表達，卻可以通過行動來表達。默會知識論能夠增強我們對非語言的表達方式的理論敏感性可見，強的默會知識論所關注的不是可以表達的東西和不可表達的東西之間的區分，而是語言的表達方式和非語言的表達方式之間的區分。按照通常的理解和前一個區分相關的是神秘的直覺，它被認為是原則上不可表達的。于此同時，強的意義上的默會知識是可以表達的，只是它不能用語言來充分表達，而只能用非語言的方式來表達。
對默會知識這個概念，有強的解釋和弱的解釋之分，而維特根斯坦式的進路的基本取向，是專注于對強的默會知識論的研究。維特根斯坦派學者選擇來闡發強的默會知識論的實例，主要有以下三種類型。
第一類實例與對感覺性質（sense qualities）的經驗有關，比如單簧管的聲音或者咖啡的香味等等，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窮盡的。
第二類實例和面容識別（physiognomy recognizing）有關。比方說，我十分了解我的朋友的面相，我關于他的面容的知識可以由如下事實來證明，即我能在人群中輕易地把他找出來。但是葉旦被問及我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時候，我常常會卡住說不出話來。
第三類實例和技能（skill）有關。各種手藝，比如吹玻璃（glassblowing）是技能的范例。無疑，手藝包含了某種職業知識。當被問及如何才能有出色的表現時，技藝高超的手藝人也許會提及其行動的一些一般特性，比如一些來自經驗的規則（rules of thumb），一些關于方法或者關于工具使用的暗示如此等等。然而，他的技藝不可能被這類關于其行動的語言提示所窮盡。
首先維特根斯坦式的進路對強的默會知識概念和弱的默會知識概念作了明確的區分這是它對默會知識論的獨特貢獻。維特根斯坦學者之所以能作出這一概念區分與他們對知識表達問題上的一些重要界限的敏感是分不開的。這里至少涉及三層界限。第一可以表達的東西和完全不可表達的東西之間的界限。正如格里門正確地指出的那樣，默會知識論對于完全不能表達的東西沒有興趣。默會知識論的對象領域是知識而知識總是能夠找到一種表達方式，不管它是語言的還是非語言的表達方式。第二，在可以表達的范圍內存在著原則上能夠用語言手段來充分表達的知識和不能用語言手段來充分表達的知識之間的界限。原則上不能用語言手段來充分表達的知識就是強的意義上的默會知識。更精確地說，強的意義上的默會知識是原則上不能充分言說的知識，而非絕對不能言說的知識。鑒于語言表達的不充分性，人們想到了非語言的知識表達形式，比如約翰內森強調強的默會知識“在行動中得到了部分的、不可還原的表達＂。第三在原則上能夠用語言手段來充分表達的知識范圍內，存在著事實上被言說的知識和未被言說的知識之間的界限。未被言說的知識是弱的意義上的默會知識不管它是在格式塔式的默會知識論的意義上被了解的還是在認知的局域主義論的意義上被了解的。換言之默會知識論所關注的，并非可以表達的東西和絕對不可表達的東西之間的界限，強的默會知識論關注原則上可以充分言說的知識和不能充分言說的知識之間的界限，而弱的默會知識論則是在原則上可以充分言說的領域之內，關注事實上被言說的知識和未被言說的知識之間的界限。可見，強的默會知識概念和弱的默會知識概念的區分，與知識表達問題上這三層界限的劃分是密不可分的。維特根斯坦派學者的工作，有助于提高我們對這些界限的理論敏感性。
在前語言階段，即在嬰兒學習語言之前，人的認知是純粹默會的，這一點不難理解。問題的關鍵在于：在人學會語言之后如何證成默會維度的優尤處先性上文提到，人和動物在智力上的分水嶺是語言，人之于動物在理智上的優越性取決于語言的使用。從這一基本事實出發，似乎很容易就能得出如下結論：對于人類知識來說，即使我們承認默會維度的合法性，起決定性作用占主導地位的還是明述知識。但波蘭尼卻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結論。在他看來，在肯定人之于動物在理智上的優越性取決于語言使用的前提下，默會能力的優先性原則依然有效。但這是如何可能的呢？波蘭尼是如何協調這兩個似乎相互沖突的方面的呢？他是如何在言述層次上證成默：會能力之于明述知識的優先性的呢？按筆者的梳理，他大致給出了如下兩方面的論證。
首先，明述知識是用語言符號來表達的，人們掌握明述知識的前提是要理解語言符號的意義，而理解力是一種默會能力。
其次，波蘭尼認為，明述知識的創新依賴于默會能力，是我們運用默會能力的結果。
著名的兩種覺知的理論是波蘭尼默會知識論的一塊基石是把握默會認知的結構的基本出發點“默會知識包括兩種覺知，輔助覺知（subsidiary awareness）,和焦點知覺（focal awareness）”波蘭尼用各種實例來說明這對概念的含義。比如，在用錘子敲釘子的活動中，我們既覺察到釘子，也覺察到錘子和握錘子的手掌、手指中的感覺，但顯然是以不同的方式。在此，我們注意的中心是釘子，而不是握錘子的手掌、手指中的感覺我們對于后者的覺知不是為了其本身而是為了前者。波蘭尼認為，我們對釘子的覺知是焦點覺知，而對握錘子的手掌、手指中的感覺的覺知是一種輔助覺知，在用錘子敲釘子的活動中，我們對手掌中的感覺的輔助覺知被融進了敲釘子的焦點覺知之中。再以盲人以手杖探路為例，盲入對手杖所觸及的外物的覺知是焦點覺知，而對握手杖的手上的肌肉所受到的刺激的覺知是一種輔助覺知，在整個探路的過程中，握手杖的手所受到的刺激被轉化為對于所觸及的外物的覺知。波蘭尼認為，前一個例子實踐意味濃一點，后一個例子理著意味濃一點但兩者具備類似的認知結構，都是通過依賴于我們對某些線索的輔助覺知，而達成對某一對象的焦點覺知。
在通常情況下，鋼琴家在演奏過程中，注意力集中在樂曲上，他對自己手指的動作只有輔助覺知。如果他把注意力聚焦在手指上，往往難以流暢地把樂曲演奏下去，甚至會中斷樂曲。鋼琴家依賴于自己對指法的輔助覺知，能夠流暢地演奏樂曲，而一旦對指法產生了焦點覺知，就難以順利地完成樂曲的演奏。波蘭尼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同樣面臨著所謂細節的不可確切指認性的問題，但不是在對細節無知的意義上，因為在這里，我們能夠清楚地指認行動的諸項細節。在此，細節的不可確切指認性在于如下事實即一旦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在諸項細節上，我們的行動就會受阻甚至瓦解。不難看出，這里所謂邏輯上的不可確切指認性，實質上是就輔助項的功能而言的，即諸細節的功能是作為輔助項而起作用的，一旦作為焦點覺知的對象，原有的行動就無法維系。
總起來說，賴爾從兩個方面論證了 knowing how 之于 knowing that 優先性：就關于事實的命題性知識而言，賴爾認為，知道如何作出發現的能力，優先于某種具體的被發現的事實真理，而對關于事實的命題性知識的真正擁有，預設了知道如何來運用這種知識；就關于規則的命題性知識而言，賴爾認為，在實踐中對規則的聰明應用，優先于對規則的理論思考，即對規則的實踐之知優先于對規則的理論之知。這是賴爾在knowing how 和 knowing that 關系問題上的第二個基本主張。
歐克肖特認為，包括科學和藝術在內的一切人類活動都包含兩種知識，即技術知識（technical knowledge）和實踐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技術知識“可以用規則、原則、指令、準則來表述—總起來說，用命題來表述”。而實踐知識則不能作這樣的表述“它通常表達為一種習慣性的或傳統的行事方式，或簡單地說，表達為實踐”0不難看出，歐克肖特所說的技術知識，從知識表達的角度來看，是一種命題性知識，而且主要是用賴爾所說的范導性命題來表達的知識，實踐知識則屬于非命題性知識，是用行動和實踐來表達的知識。
歐克肖特區分實踐知識和技術知識，是為了挑戰西方近代理性主義的“技術的至上性”的教條。關于西方近代理性主義除了論及它的各種一般特性，如強調思想的獨立、理性的力量，對權威傳統和習俗的挑戰等之外歐克肖特還從認識論的角度對它作了界說。他認為，西方近代理性主義的基本特征是主張“技術的至上性”（the sovereignty of technique），即認為技術知識是一切人類活動中唯一的知識要素而不承認實踐知識是一種合法的知識形態。從這個角度來界定西方近代理性主義可謂歐克肖特的獨見，他所說的理性主義貫穿于一般所說的經驗論和唯理論。在他看來，培根和笛卡兒都是理性主義的代表人物，其共同特點是強調技術的至上性。歐克肖特對實踐知識的自主性、合法性的強調，就是要挑戰西方近代理性主義的這一教條。
可見波蘭尼之區分默會知識和明述知識，賴爾之區分 knowing how 和 knowing that ，和歐克肖特之區分實踐知識和技術知識可謂異曲同工。波蘭尼所謂“完全的明述知識的理想”賴爾所謂“理智主義的傳奇”和歐克肖特所謂“技術的至上性”的教條，雖然名目各異，但實質相同，都是指西方哲學史上根深蒂固的命題導向的知識觀。通過肯定默會知識、knowing how 以及實踐知識的合法性，進而肯定默會知識之于明述知識、knowing how 之于 knowing that、實踐知識之于技術知識的優先性，波蘭尼、賴爾和歐克肖特瓦解了拘執于命題性知識的傳統知識觀，為認識論開出了全新的局面。何以在二戰以后的英國會出現這種認識論傾向？何以三個背景、旨趣迥異的思想家，會在人類知識問題上有此重疊的共識？這本身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知識社會學的課題，但筆者無法在此深究。
親知和摹狀的知識的關系的另一個方面，是親知的局限性或者說是摹狀的知識的必要性。“摹狀的知識的主要意義，在于它使得我們超越私人經驗的限制。盡管我們只能認識一識一些完全由我們在親知中經驗過的項目所組成的真理，我們還是能對一些我們從未經驗過的事物擁有摹狀的知識。由于我們的直接經驗的范圍是極為狹隘的，這一結果是至關重要的。在這一點被理解之前，我們的很多知識必然是神秘的，因而是可疑的。”親知雖然是人類知識的基礎，但若僅僅限于親知，我們的知識的范圍將是十分有限的。摹狀的知識使我們超越了直接經驗的狹隘范圍，大大地拓展了我們知識的疆域。對于人類知識問題而言，親知的局限性和摹狀的知識的必要性可以說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
在康德看來，存在著兩種類型的判斷力，即規定性的判斷力和反思性的判斷力。“一般判斷力是把特殊思考為包含在普遍之下的能力。如果普遍的東西（規則、原則、規律）被給予了，那么把特殊歸攝于它之下的那個判斷力就是規定性的。但如如果只有特殊被給予了，判斷力必須為它去尋求普遍，那么這種判斷力就只是反思性的”康德前兩大批判涉及的判斷力主要是規定性的判斷力，而第三批判則專注于反思性的判斷力。
眾所周知，趣味（taste）的本義是味覺，那么，判斷力和味覺又有什么關系呢？阿倫特考察了我們的五種感覺，其中視覺聽覺和觸覺通常被認為是客觀的感覺，它們能夠給予外部世界的對象，且易于交流，而味覺和嗅覺則被認為是主觀的感覺，只能給予我們私人的內在的感覺且難以交流。
波蘭尼還討論了普通法。他說“普通法建立在先例之上。如果今天要判一個案子，法庭會參照其他法庭過去判定類似案例的范例，因為，在那些行動中體現了法律的規則。這個程序確認了一切傳統主義的原則，即實踐智慧更多地體現在行動中，而不是表達在關于行動的規則中。”在普通法的實踐中，法官的智慧就體現在每一個判案的具體行動中，具體行動是殊相，表現為一個個的范例，法律的規則就是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所以，普通法的實踐事實上確認了范例之于規則的優先性。
庫恩觀察到，在科學教育中常常會有這樣的情形，即學生雖然通曉了科學教科書的某一章的內容，但在解決章末的問題時，還是感到困難。怎么克服這些困難呢？“學生在教師的幫助下，或獨立地會發現一種方式，把他的問題看做一個他已遇到的問題。通過這種相似性（resemblance），抓住了兩個或更多的問題間的類似（analogy），他就能用以前證明為有效的方式把符號聯系起來并使之與自然界相對應。像 f=ma 這樣的定律概略，其作用像是一個工具，告訴學生應去尋找什么樣的相似性（similarity）并運用什么樣的格式塔去看這一情形。最后所獲得的是在各種情形中看出彼此相似之處的能力（例如都是 f=ma 或其他符號概括的對象）我認為是學生作范例習題的主要收獲，不管這些聯系是用紙筆做的，還是在設備完善的實驗室里做的。”學生在解決章末問題的練習中，從已有的范例出發，試圖把握當下問題和范例之間的相似性，進而模仿范例來解決問題。在此過程中，學生逐漸發展了一種能力，即能夠看清各種具體的問題情境之間的家族相似的能力。庫恩認為獲得這種能力，是學生進入科學共同體的社會化過程的一個重要方面。這種能力將使他在其職業生涯中終身受用。成熟的科學家和還在學習科學的學生，雖然面對的問題有難和易、復雜和簡單等差別，但是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卻并無二致。
約翰內森十分贊賞庫恩在科學哲學中對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思想的發揮。而他自己，作為美學的卑爾根學派的中堅人物，則對審美實踐中的類比思維作了深入的探討。他認為“審美判斷本質上是比較性的，它一定得有一些共有的單個藝術品的范例才能起作用，人們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對這些范例有某種共同的理解”要在審美方面能夠恰當地行動，人們首先得熟悉不同時代不同風格的各種單個藝術品這些單個藝術品將作為范例，成為人們比較的對象。對范例性的單個藝術品的第一手經驗，再加上行家的指點，是培養審美能力的基本途徑。當一件新的藝術品出現人們面前的時候作出審美判斷的過程，就是一個與已有范例作比較的過程，也就是把它定位在一個相似對象的家族之內，進而把握其特定的審美性質。約翰內森還強調了美學中的類比思維的創造性的方面。他認為，雖然人們往往會對各種單個藝術品的范例有某種共同的理解，但是人們不必拘泥于這種共同理解。“在任何時候，他們都能自由地以新的方式來看待它們，只要能夠說出理由，他們可以強調一些其他的方面而不是那些既定的方面，并作出新的令人驚訝的比較。”雅尼克在評論美學的卑爾根學派時說“美學的卑爾根學派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在維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學的基礎上發展出了一些系統的比較程序。”作為美學的卑爾根學派的代表人物，約翰內森在這方面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
在此，有必要對“名師出高徒”這個重要的認識論事實作一番分析。美國學者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在對科學界的精英——諾貝爾獎的獲得者這個群體的研究中指出，在諾獎獲得者之間普遍存在著社會學意義上的“近親相傳”（inberrding）現象，即大量的諾獎獲得者之間存在著師徒關系。名師出高徒的最典型例證當推卡文迪許實驗室的 J.J.湯普森 和 E.盧瑟福，兩人先后共培養出了17位諾獎獲得者。諾獎獲得者比較一致的體會是，在學徒時期，他們從師傅那里學到的，主要不是具體的知識。就關于某個具體問題的科學文獻這種明述知識范疇的東西而言，有時學生可能比老師知道得還多。名師之所以為名師，因為他典范性地體現了科學研究的卓越標準，展示了科學的趣味（scientific taste），對重大而深刻的問題及其出色而優美的解決，有一種獨特的敏感。高徒之所以為高徒，正是因為得了師傅的真傳。在做學徒的社會化過程中，他逐步獲得了包括科學趣味在內的這些屬于默會知識范疇的東西。波蘭尼對師徒關系做了精彩的描述：“科學發現的那些最重要的前提就體現在一些重要的研究學派中，大師的日常工作會將這些前提展現給聰明的學生，也會將指導其工作的某些個人性的直覺傳給學生。他選擇問題、技術的方式，對新的線索和尚未預見到的困難的反應方式，他討論其他科學家的工作的方式，他對大量絕不會實現的可能性進行持續不斷的猜測的方式，起碼會反映出他的一些基本的洞見。這就是為什么大科學家常常是大師的學徒。”
傳統不僅有空間上的局限性，還有時間上的局限性，一旦失落便難以挽何（irretrivablr）。波蘭尼指出，一種技藝的傳遞，只要在一代人那里中斷，它的傳統就會失落。他舉例說，由于制作提琴的技藝的失落，現在我們得花大力氣，運用顯微鏡、化學、數學、電子技術等等，來復制一把提琴，但是在200年之前，這只是一個半文盲的意大利人的日常工作而已。這種情形令入歉歡不已，說明傳統的失落是難以挽回的。波普認為一些重要的地域性傳統（包括科學傳統在內）“很可寶貴，一旦失去就很難恢復”。他認為科學傳統在兩千多年前在希臘毀滅了，在以后的很長時間內，它都沒有重新扎下根來。楊振寧也說：“一個傳統建立起來是相當困難的，把它毀滅掉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德國在19世紀末年如世紀初所建立的深厚的物理學和數學的傳統在二三年之內就煙消云散了。”與傳統的地域性一樣，失落了的傳統難以恢復這一特征也不能通過明述傳統來說明，而只能訴諸默會傳統。默會知識是個人知識，它只能有效地通過個人間的接觸來傳遞。一旦傳統失落，個人接觸的鏈條中斷，默會知識便無法傳承。在波蘭尼看來，經過一個世代那樣長的一段時間，失落了的傳統中所包含的默會知識就湮沒不彰了。這就解釋了何以后來的世代難以恢復已經失落了的傳統。
“原創性必定是充滿激情的。”客觀主義的科學觀認為，科學研究應客觀冷靜，應當盡量地排除情感的糾纏。波蘭尼認為，波普的證偽主義是這種觀點的一種典型的表現，它主張科學家不僅應當對其豬想的結果保當是持驗中立的態度，而且應當設法去反駁它。在波蘭尼看來，這種看法不僅和經相悖，而且在邏輯上也是不可思議的科學家提出猜想是為了成功，為了完成科學發現，他雖然要冒失敗的危險，但是，他不會追求失敗、追求被證偽，科學家的猜想寄托了他全部的希望牽動了他存在的方方面面，他充滿激情地承諾著他的猜想。科學的原創性工作源于激情源于科學家對自己工作強烈的愛（love）“你不能指望這種愛能夠被一種義義務感（a sense of duty）所替代，如在婚姻中可能的那樣；因為，沒有創造的激情，沒有人能夠出于一種義務感而作出科學發現。”這里，波蘭尼強調的是原創性的情感維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