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統十四年，蒙古瓦刺部入侵，明英宗因為聽信宦官王振讒言，率數十萬大軍親征，結果大敗于土木堡，英宗本人被生擒。一個月后，瓦刺部首領也先率軍挾持英宗至北京城下，要求明朝獻城投降。
在此危險時刻，朝廷人心惶惶，議論遷都南京之時，時任兵部侍郎的于謙挺身而出，“言南遷者，可斬也”，一錘定音，并在他的力薦之下，由英宗的弟弟朱祁鈺繼位，穩定了人心和朝局。
而后，在于謙的指揮之下，明朝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于謙也一戰成名，名留青史。
然而可惜的是，這樣一個民族英雄，卻因為小人的妒忌，在奪門之變以后，被徐有貞等奸邪之徒惡意中傷。重新復位的英宗以莫須有的罪名冤殺于謙，其家人被發配邊疆。
忠臣的下場，令人唏噓，不禁令人想起當年的岳飛。
除了其經天緯地之功，于謙的為官做人也十分令人欽佩，尤其體現在清廉剛正方面。
在濟南鐵炫祠門口有一幅對聯，上書“功讓王文成,河山再造; 祠比于忠肅,湖水雙清”，這是贊揚鐵炫的功績，也從側面突出在當時人認為于謙的清廉如同湖水一般。
北京保衛戰后，于謙被升為兵部尚書，作為一個二品大員，于謙卻能夠保持儉約，始終住在一個僅能遮風擋雨的破房子里。
景泰帝知道以后，在西華門給于謙賜予了一座宅第，但于謙卻認為正值國家多難之時，他不能只考慮自己的安危，多次推辭，最后才不得已接受。
于謙被冤殺以后，英宗曾抄人去抄家，卻發現于謙家無余財，唯獨正室有一個箱子被牢牢鎖住，原以為是什么寶物，打開一看卻是皇帝賜予的蟒衣和尚方寶劍。
諷刺的是，于謙死后接替兵部尚書的陳汝言，上任不到一年，就因為貪污被彈劾下獄，贓物達數萬之眾，這讓英宗大為感慨：“于謙被遇景泰朝，死無余資。汝言抑何多也！”前后兩任兵部尚書一對比，更突出于謙之清廉。
于謙死之時，全天下都在為他叫屈，因為他是拯救國家于危難中的功臣，其罪名“意欲”和岳飛之“莫須有”如出一轍。但明末清初的學者們在評論于謙時，卻在一件事上對于謙頗有微辭，那就是于謙在景泰帝易儲時的表現。
從西周起，中國就建立起了以嫡長子繼承制為核心的禮法制度，這一思想在南宋以后，隨著理學的興起和傳播，日益深入人心，成為無所不在的“天理”。
土木堡之變時，英宗被也先俘虜，當時英宗的長子，也是太子的朱見深只有2歲。面對危急的情況，于謙等人提出讓英宗的弟弟，也就是后來的景泰帝朱祁鈺繼位。
當時朱祁鈺的第一反應，不是天上掉餡餅，白撿了個皇位的喜悅，而是“退讓再三”，還大聲訓斥群臣：“皇太子在，卿等敢亂法耶！”
朱祁鈺的推脫，除了是因為當時情勢危急，擔心當上皇帝有性命之憂，此外也是畏懼他所提到的那個“法”。所謂的法，就是指嫡長子繼承制的禮法?；实鄄辉?，應當是由皇太子朱見深繼位，是當時人的一種共識。
不過從當時的形勢而言，由朱祁鈺繼位無疑是更適合的選擇，于是于謙等人用“社稷為重，君為輕”的說法勸服了朱祁鈺，登上帝位。
朱祁鈺身為次子，在危急情勢上登上繼承皇位，本來就是一種權宜之計，但在北京保衛戰成功后被證明是一種成功的策略，這為后來英宗奉迎后，景泰帝繼續當皇帝提供了理論依據。
局勢穩定下來以后，有大臣提出要從也先那里奉迎英宗，景泰帝猶豫不決，他擔心英宗回來后危及自己的皇帝，一再找借口拖延。但問到于謙時，于謙說“天位以定，寧復有它”，這里“天位”其實就是指朱祁鈺在特殊情況下獲得皇位是合理的。
但到了易儲問題上，卻不一樣了。朱祁鈺作為庶子接替皇位，是因為非常時期，但當時英宗的長子朱見深還在，仍然是明朝皇室名正言順的繼承人。景泰帝想要廢掉朱見深，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則是違背了嫡長子繼承制。
在這場易儲事件中，迫于景泰帝的威勢，“眾相顧莫敢發言，為都給事中李侃、林聰、御史陳英以為不可……時文武諸臣議者九十一人，濙及陳循、王文首署名，吏部尚書王直有難色，循濡筆強之乃署”，大臣們中只有李侃、林聰、陳英三人反對，其他人都在聯合書上簽了字。
在上面簽名的吏部尚書王直深感懊悔，“此何等事，吾輩愧死矣”，認為是一個羞死人的事情。
后來景泰帝強行冊立的太子朱見濟夭折，群臣又急忙上表，要求復立朱見深為皇帝。要知道當時朱祁鈺才26歲，仍然有產子的可能，但群臣依然希望由朱見深當太子，這才符合禮法?？梢?，朱祁鈺易儲是如何不得人心。
但在這件事情上，深受景泰帝寵幸的于謙卻好像局外人一樣，絲毫不像他在土木堡之變時的堅決，沒有發表自己的意見，而是默默在景泰帝易儲后接受了“太子太傅”的職務。
明末四公子的侯方域在《于謙論》中，對于謙這一做法進行了評價。
他認為于謙“非社稷臣也，可謂功臣也”，雖然在景泰帝登基、北京保衛戰、英宗南歸上立有功勞，卻不是一個有功于社稷的臣子。
廢太子而立見濟，謙之力能爭也。謙雖位大司馬而其權過于相，蓋景皇帝帷幄腹心之臣也..使謙造膝密陳其不可，則景帝亦必徘徊而不敢出，而況其率臣面折朝廷乎...而詔草一傳，謙亦唯唯署名，推其意，以為非我發之而我又秉鈞者，天下無以專責也。
易儲之事不合禮法，廢掉太子立朱見濟，是于謙能夠和景泰帝力爭的。于謙當時身為兵部尚書，又是景泰帝的心腹之臣，他如果能提出自己的意見，那景泰帝必然會猶豫，群臣也會站出來支持他。但于謙卻選擇了沉默，只是默默地簽了個名，認為易儲之事不是由他發起的，以后就算有人指責也不會專門怪罪到他。
后來的歷史發展，果然證明了景泰帝易儲是一個錯誤。
景泰八年，英宗在徐有貞、石亨等人的幫助下，發動了奪門之變，重新奪回了帝位。隨后，景泰帝被廢，軟禁于西苑。一眾當初擁立朱祁鈺登基的大臣也被以謀逆罪下獄，處于極刑。
假設于謙當時能夠勸阻景泰帝不易儲，仍由朱見深擔任太子，英宗雖然被軟禁，有怨氣，但因為自己的兒子是皇位繼承人，能登上帝位，有所指望，也不會冒然發動政變。如果奪門之變不發生，就不會再有一次朝堂的震蕩，眾多忠臣良將被冤枉，于謙本人也不會死于冤案之中。在易儲一事上的沉默無為，不得不說是于謙人生中的一大失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