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故事，有關愛，有關奉獻，跨越時間，跨越種族，折射出家的力量，折射出我們這個世界的內在聯系。”
這一年，我停頓下來，在深圳這個城市，除了短途旅行，幾乎哪也沒去。我見證了一段不太一樣的旅行，它跨越時間，跨越種族，跨越大洲大洋，折射出家的力量。這一段旅行，關乎尋找，關乎自我。
我們終其一生，其實都在尋找，尋找自我。
故事本身
有著非裔和客家后裔血統的葆拉·威廉斯·麥迪遜，前NBC高管和通用電器公司副總裁，2012年退休后踏上了尋找自己客家籍外祖父塞繆爾羅（中文名字羅定朝）的旅程，從此開啟了一段跨越地理、種族和文化的尋根故事。
葆拉從2012年開始借助古老的文獻和牙買加華人社團的幫助，幾經波折，終于獲知了外祖父的中文名字羅定朝，并最終找到了外祖父的老家——深圳龍崗羅氏祖屋鶴湖新居，與羅氏家族上百位親人團聚。她還有有了一個好聽的中文名字：羅笑娜。
“這里就是我外祖父出生的地方。我已經把他在牙買加用過的床和部分家具帶到了中國，我希望能重新安放在這里……” 葆拉，站在龍崗鶴湖新居客家民俗博物館的院子里，溫和而堅定地說到。她個子高挑，棕色皮膚，一頭卷曲濃密的金色短發，獨具黑人特征的鼻子,似乎很難找出中國血統的影子，但細細一瞧，飽滿光潔的前額，狹長有神的“中國眼”，和羅氏家人又有些神似。這已經是她第七次回到中國，回到“老家”，回到她無數次牽掛的地方。
11月，她的英文原著《尋找羅定朝——從哈萊姆到牙買加到中國》由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推出中文版，她也將為鶴湖新居客家民俗博物館帶來更多有關海外客家后裔的夢想與故事。
關于尋找——出版背后的故事
2016年底，《尋找羅定朝》和《遠渡加勒比》出版了，這里凝結了很多人的心血，從胡總的高屋建瓴的叢書方向確立，到他對每本書標題和內容的精準把握，從孔總的多次談判，到立娜的認真編輯，到楊軍的精心設計，以及李斌、周誠的認真排版，期間盡管有許許多多的沖突，但最終這兩本書和其他三本如期面世。這個故事本身有關尋找，頗具傳奇，而找到這個故事的過程也用了很多的心血，有機緣巧合，也有許許多多人的幫助。
2015年年底，胡總有了一個宏偉的計劃，出一套重新整理梳理深圳的叢書，我很幸運地負責執行這一計劃。最初，我常常苦于沒有好的選題，四處去尋找。作為一個編輯，手上沒有書，完全重新開始，那種壓力之大，如今回想起來仍然覺得緊張。
博物館是我尋找選題的第一步。我直接打電話到博物館，負責當代改革開放史部分的付主任接待了我，又介紹他的同事豐瑞給我認識，還送了我一整套博物館的叢書。如今這套書成為我文獻部分的重要來源。除了向他們介紹叢書，發出邀請，我還偶然看到了龍崗客家民俗博物館的展覽。當時就覺得客家民居非常美，很想做一本書，于是問豐瑞要了客家民俗博物館館長孫館長的電話。我打了電話給孫館長，她熱情地將同事陳武遠老師推薦給我，正是他十幾年來拍攝了無數客家圍屋的圖片，并完成了這個展覽。我電話了陳武遠先生，他邀請我去博物館看看。
在一個冬日的午后，我就出發了，連我自己也沒想到，第一次搭乘地鐵去了那么遠，到了龍崗中心區。下了地鐵，一路問路，終于來到了客家民俗博物館。到了近前，才發現，這是一個故居改造的博物館，建筑宏偉，頗具特色。大概是從那時候開始，我發現原來深圳并不是小漁村變成，原來也擁有很久遠的歷史，也有值得探尋的歷史遺跡。博物館前面還有一個漂亮的湖，而建筑的名字正是來自這個湖，名為鶴湖新居。了解它的故事的興趣油然而生，在和陳武遠先生聊天的過程中，才知道原來這個圍屋已經有三百年的歷史了，而且曾經住著那么一個大家族。更想不到的是，這個家族后來居然有了跨越種族和時間的故事，有了我們今天這兩本書。
陳先生樸素，不善言辭，拿出了厚厚一本他拍攝的龍崗地區圍屋攝影集，有外觀、細節，還有建筑形式圖，以及簡單的介紹，還包括中英文版。他在工作之余走訪了深圳龍崗地區大大小小的圍屋，他拍攝的很多圍屋今天都已經隨著深圳的發展，消失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可以說，他的記錄為深圳保留了一份珍貴的影像資料。我一直希望能夠幫助陳先生促成其作品的出版，可惜至今沒有達成心愿。
陳先生又為我推薦了劉麗川老師，她是客家文化研究學者，曾經出版有《深圳客家研究》。在要到劉老師的電話后，我就發了短信給劉老師，表示希望有機會向她約稿，能夠拿到這本《深圳客家研究》的版權，作為我們深圳叢書的其中之一。過了好多天，都沒有回音，但有一天，突然收到劉老師的短信，說她三月初才能回來，到時聯系。到了三月，劉麗川老師和他的愛人張衛東老師聯系了我，我冒昧地請求去拜見他們。
劉老師和張老師熱情而健談，正是與他們相識讓我才知道這個故事的線索，更重要的是他們幾十年來研究客家文化的故事深深地打動了我。他們在深圳大學建校之初，從北大來到深圳大學，參與了深圳大學最初的建設。因為最初他們的學術方向是語言，所以他們從研究客家方言開始，不斷深入深圳客家人聚居的地區，進行艱苦的田野調查。那個時候，沒有汽車，他們二人常常要騎著自行車穿梭在深圳的鄉野，聽客家人的故事，了解深圳客家人的歷史演變。正是當年的辛苦，成就了他們今天的成就。聽著他們彼此相濡以沫攜手相助的人生故事，也覺得非常羨慕。
劉老師家古色古香，在劉麗川老師家看到這幅字，印象深刻。
“無富色無貴色無學問色方成士品；有書聲有織聲有孩兒聲才是人家。”
劉老師聽說我在尋找好的深圳故事，就介紹剛好他們的學生羅敏軍最近寫成了一本書，是有關他的外祖父當年遠渡牙買加結婚生子，并有后裔如今回到中國尋找的故事，同時告訴我他們的學生的非裔表姐還出版了一本英文書。他們認真地把羅敏軍先生的電話給了我，囑咐我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深圳故事，對客家文化而言也是極其好的個案研究。對于劉老師他們，我也一直覺得愧疚和可惜，因為那本客家文化研究，也一直沒能獲得版權，讓其納入我們深圳。期間有我的疏忽造成的誤會，好在我和劉老師他們在這兩本書出版之后又保持了聯系。
告別了劉老師，我立刻打電話給羅敏軍先生。最初他并不是很積極，大概是覺得我還比較陌生吧。回想起來，從最初聯系到如今出版，我和羅敏軍先生大概已經有上百次電話聯系。我記得確定出版的一個電話幾乎打了40分鐘，打得我耳朵都疼了。羅先生娓娓道來，將前因后果為我介紹。大概也是因此，他能花費數年時間從一個客家人成為一個致力于客家文化研究的專家，用認真的考據寫成了這本書。
大概是同一時間，我和最初2015年討論選題會時認識的楊阡老師詢問有關白石洲的故事，他告訴我他也聽說了鶴湖新居的故事，而且鶴湖新居的美國后裔葆拉女士即將來到中國舉辦一場觀眾見面會，是由南友圈舉辦的。他熱心地為我介紹了南友圈的組織者單增輝，并把我拉入了有關見面會的客家人研究群。就這樣，在3月中旬，我去歡樂海岸參加了葆拉女士的紀錄片放映活動。第一次，我認識了葆拉女士，第一次，我終于見到了羅敏軍先生。盡管我們談得不多，但葆拉女士的紀錄片讓我印象深刻。那一次的活動還得到了美國領事館的支持，隆重而友好。我作為出版社的代表還出現在活動展覽板上。那一次，因為帶著兒子和老媽去的，他們也和我一直等到晚上11點，為了能和葆拉女士和羅先生在放映結束后聊一下。那一次，我還認識了有志于客家影像研究的鄧世杰。那一次，回來的時候，開車找不到方向，我第一次對著兒子發火罵臟話，給兒子留下了很不好的記憶，想想都愧疚。
也許是冥冥之中有種力量吧，正當我懊惱用了這很多心力，依然找不到一個好選題時，羅先生又給我電話了，他說希望能夠有機會將兩本書同時出版，并提供一些出版資助。而此時，我們的原創出版物資助計劃也已經申報，開始有了利好消息。我也敢于開始放手去做了。經過多次探討，我們終于簽訂了出版協議，我立刻聯系了我南開外語系的同學馬靜，她的專業就是翻譯，有多年的翻譯經驗。和她商訂后，我們就開始分頭著手翻譯。盡管我的部分相對較少，但對于一個很久沒做文學翻譯的人來說，難度還是不小。從7月到9月，幾乎每個晚上，我都安坐在書桌前，爭取做到每天一頁。雖然有時心焦，有時無奈，但是燈光下查閱詞典，反復琢磨的時刻是讓人最安心的時刻。
白天的工作也異常忙碌，因為還有其他的書稿也一起來了，好在有立娜的幫助，她的認真和細致幫助我克服了很多問題。白天做編輯，晚上做翻譯，這種充實感，不覺得累，倒覺得充滿了干勁。
翻譯工作完成了，我和同學反復互校審定，自覺已經非常仔細。我不能做自己的責編，于是請立娜來做。當你從一個編輯變成一個創作者時，我發現這是完全錯位的感覺，我恨不得全部包辦，也恨不得一改再改。立娜的認真和糾結這時變成了我的魔咒，看到她改過的通篇紅筆，作為一個翻譯者，那種感覺是非常崩潰的。此時的我仿佛惡魔上身，覺得不可接受，不信任她的文字，于是不斷爭執。后來我拿到她重新編輯完的稿子，自己再一字字修改時，我意識到我是多么自大。盡管因為語言的問題，也有改錯的地方，但她的邏輯和細心，幫助整個文字有了很大的提升。當然我們的翻譯還是有很多疏漏之處。畢竟，翻譯無止境。
因為是外版書，編務正堯還要幫我們確定版權登記和書號申請，期間也費了不少心力。
離25號出版的時間越來越近了，盡管老大沒有明確給出出版時間，也沒有用什么特別苛刻的語言，但是我知道那種壓力（很感謝領導們的寬容，給了我們那么長時間準備）。而我和同事那時一個還要面對考試，一個還要面對培訓。就在我們確定11月中旬的出版時間時，羅先生告訴我葆拉11月13日要從美國來深圳了。我和立娜希望能夠提前一周完成整個出版工作，可以在葆拉到來時一塊做宣傳推廣。
羅敏軍先生的《遠渡加勒比》已經開始排版了，但《尋找羅定朝》還在修改中，接下來就是瘋狂的一個月，不斷催促，不斷爭執，不斷吵架。靠著設計師周誠的冷靜和專業，我們終于在10月底把《尋找羅定朝》趕了出來。好多次，我都想三步并作兩步，但周誠告訴我們，一定要按照程序和步驟來，出書是需要過程的，只有保證了過程，才能保證質量。也正如他所言，因為他的堅持，我們避免了很多錯誤。
11月13日，葆拉要來了。我和城市設計促進中心聯系，是否可以一起合辦一場活動。城市設計促進中心想到一個很好的話題，新客家，新遺產。于是就這么定下來了。一邊制作宣傳海報，一邊繼續緊鑼密鼓地籌備五本書。那個時候，我知道我們的書出不來，但是葆拉可以在18日返回深圳，于是我們把整套叢書的新聞發布會提前了一周，到18號。
12號，那個周五，我們趕到印廠，去盯最后的藍樣。仍然不斷地修改，不斷地崩潰。《她的老街》作者張黎明老師徹夜都在配合做最后的確認。那個時候，我們其實都有點沒底，真的能在18號與讀者如期見面嗎？中華商務印刷廠全力配合，但也因此不斷面臨調整，因為紙張，因為印工，必須迅速地決定，是否要修改。為了最后的時間，我們做了好多妥協。
13號的那個周六，活動如期舉行了。盡管還帶著忐忑，盡管帶著書還沒出來的遺憾，一場有關新客家，新遺產的討論熱烈地進行了。這一次活動，我又見到了劉老師，這一次活動還得到了胡總百忙之中的支持。來自CNN的記者也和葆拉一起來到現場。這一次葆拉還帶來了更多的尋根旅者。
從13號到18號，所有的壓力轉到了印廠那里，因為不管怎樣，我們已經交付印刷了。就在焦急和等待中，我們緊張地籌備18號的新聞發布會，要準備新聞稿，要聯系媒體，要確定送貨時間。
好在，18號，書如期出版了。新書發布會吸引了眾多讀者，也得到了眾多媒體報道。
書出版了，這不是終點，我們的尋找還在繼續。對于羅先生和葆拉，我還希望能把他們的書賣好。
做書的樂趣也許就在這。
? ? ? ? ? ? ? ? ? ? ? 客從何處來
愛開始的地方
羅氏家族的傳奇故事起源于葆拉的外祖父羅定朝。20世紀初，當羅定朝作為契約勞工遠渡重洋前往加勒比海時，他也許想像不到100年后，他的牙買加后代會移民到美國，又追尋到中國廣東。300多名后代子孫會團聚在老家的祖屋，在流傳了3000年的羅氏族譜上尋找他的名字。
“我們從哪里來？” 這是葆拉和她哥哥從小追問母親的問題。 ? ?“來自牙買加。”母親總是說。然后呢？然后就諱莫如深了。
“我們在這樣一種氛圍里長大，有些事顯然不對勁。我們生活在徹頭徹尾的矛盾之中：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家庭。我的母親會這么堅持；但是，我們卻沒幾個家人。我一直納悶：如果家庭最重要，為什么我們沒有更多家人？”在葆拉的心中，她一直有疑問，為什么他們不像哈萊姆大多數非裔一樣，有很多很多親戚。母親備受爭議的黃色皮膚和他們兄妹三人的非洲面孔則一直讓她在內心追問自己的命運之謎。
葆拉出生在美國紐約哈萊姆，從小從她的母親那里聽說了中國外祖父塞繆爾·羅的故事。塞繆·爾羅20世紀初從中國來到加勒比海的島國牙買加，在辛苦籌辦的中國商鋪結緣了牙買加女子艾伯莎——葆拉的外祖母，相識相愛，并孕育了他們的女兒內爾·薇拉。1920年，塞繆爾·羅因為他的中國未婚妻來到了牙買加，隨之和艾伯莎斷開了關系，當他希望撫養與葆拉祖母孕育的三歲女兒內爾時，艾伯莎決意帶著孩子永遠離開塞繆爾·羅，隨后卻又將內爾留給了自己的母親撫養。內爾在孤獨沉默的環境下長大成人。
1933年，15歲的內爾帶著對父愛的渴望來到圣安斯貝尋找父親，卻只見到父親的兄弟。叔伯們告訴內爾，塞繆爾已經啟程回中國了，不會再回來了。叔伯們將塞繆爾留下的一副珍珠耳環送給她做禮物。她在牙買加故鄉認識了同為非婚生子的丈夫。1945年，內爾以華裔身份移民美國，獨自撫養三個孩子長大成人。
內爾是羅定朝的長女，也是葆拉的母親，她長得很像中國人，瓜子臉，膚色白皙，五官精致。羅笑娜在書中描寫了母親的美貌：小時候他們家住紐約黑人區哈萊姆，母親與眾不同的容貌總引來街上男人的目光。她身材高挑，穿自己縫制的衣服，氣質高雅，同時又有著凜然不可侵犯的堅定姿態。 ?在葆拉的記憶里，母親一生郁郁寡歡。葆拉和她的哥哥是在母親的嚴苛教育下成長。在學校他們永遠都是最頂尖的學生。畢業后，一直努力奮斗，兄妹三人最終都建立了卓越的事業。葆拉從調查記者做起，后加入美國廣播電視臺擔任高管，退休前任美國通用電器公司副總裁。她曾在2005年被評選為美國企業界75位最有影響力的非裔。
她的母親2006年帶著遺憾去世，終身再沒有見到自己的父親。葆拉深刻記得母親的悲傷——被迫離開家人的生命殘缺感和孤寂感始終揮之不去。2008年，當她作為NBC環球的執行副總裁到訪北京奧運會，她有一天突然似乎在北京的街頭看到了母親的面孔，似乎找到了屬于她的生命基因。
2012年，葆拉退休后，決意帶著疑問，為母親開始追尋外祖父的人生。
客家移民的淘金夢
“2012年，我開始制作一部紀錄片，一部有關尋找我的客家籍外祖父、我的華裔牙買加母親和我自己——作為黑人、華人和牙買加人混血兒的紀錄片。這部紀錄片是一個有關失去、遺棄、發現和聯結的故事——一個跨越了國界、種族和膚色的故事。這部紀錄片后，我意識到關于我的外祖父，我的母親和我，還有更多的故事要講述。”她在中文版前言中寫到。
“歷史從來不僅有一種解讀，家族的歷史本質上就是一種有溫度、可觸碰的家族記憶。衷心希望羅氏子孫能夠通過這本書，充分了解客家人勇于開拓、艱苦奮斗的精神品質，繼而像祖輩一樣，憑借勇氣、睿智和勤奮開拓事業，將這些寶貴的精神財富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
“羅敏軍，葆拉的中國表親，談到了他們同時推出家族故事的動因。客家族群并不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它源自于中原，是漢民族內部的一個系統分明、具有獨特個性的分支族群，也是漢民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圍廣闊、影響深遠的民系之一。“客家人” 這個稱謂是源于閩、粵地區的先居土著對自宋朝以來始遷當地占籍漢民的專稱。據考證，從西晉永嘉之亂（311）開始，中原地區的漢民經歷了5次大舉南遷，先后抵達粵閩贛三地交界處，與當地土著居民雜處，互通婚姻，融合演化，才最終形成今天相對穩定的客家民系。客家人行走天下，移民世界，且在海外商界不乏成功者，有著“東方猶太人”之稱。 “正如1850年代成百上千的中國廣東籍勞工，我的外祖父從香港搭乘輪船前往牙買加。1905年，他開始南美的甘蔗種植園里辛苦勞作——自從1830年代英國人廢除了奴隸制，解放了中南美洲土地上的非洲人，開始雇傭華人工作。很多華人告別留在國內家鄉的妻兒。移民法讓許多的家庭分離——有些永遠無法團聚。這其中很多勞工與牙買加當地婦女組成家庭。很多人在牙買加當地成為店主、納稅人，并且孕育了混血兒。”葆拉寫到。
羅敏軍在回顧這段歷史時介紹說，19世紀初，非洲黑奴貿易被廢除，西方殖民國家在美洲地區大力拓展的種植園、采礦和鐵路運輸業，急需大量勞動力。廣東臺山和惠（陽）東（莞）寶（安）等沿海地區客家移民中的先驅者，開始以“契約勞工”的身份漂洋過海來到那里從事苦役。客家民謠中有一首“過番”，生動地描述了客家人早年漂洋過海的心境和慘況：“至囑親友莫過番，海浪拋起高過山。暈船如同天地轉，艙底相似下陰間。”在經歷了地獄之旅后，羅定朝到達金斯敦開始謀生。他從最初在山區的小商鋪打工，到前往山區小鎮摩可、圣安斯貝和金斯敦開店，經歷了無數艱辛，艱苦創業十余年，終于從小本生意發展到中等規模的商店。憑借客家人吃苦耐勞的精神，他積累了相當的財富。雖然經歷了火災和兄弟分家等事，他依然信心滿滿，努力拼搏。
葆拉先后數次前往牙買加和中國了解外祖父在牙買加艱辛而又輝煌的創業史。她不僅精心收集了多份外祖父在牙買加和中國之間往返乘坐輪船的乘客名單，還保留到了大量當地報紙《拾穗人日報》有關外祖父經商、捐款、商店被人縱火、重建商店、訴訟、變賣財產等28篇報道、1920年外祖父在牙買加的結婚登記證明和她母親這一輩11個兄弟姐妹的出生證明等。 羅定朝在牙買加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績，先后在牙買加各地創辦了零售商店，直到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牙買加經濟受到重創以及反華勢力抬頭，他才被迫帶著妻兒回到中國。在尋親的過程中，通過各種文獻資料以及牙買加和中國親戚的口述，葆拉逐漸拼接出外祖父輝煌而苦難的一生。三千年的家族團圓了因為并不了解外祖父的中文名字，以及來自何方，葆拉的尋找過程可謂一波三折，輾轉反復。借助有關牙買加華人的紀錄片和文獻，葆拉開始查閱當年前往牙買加的輪船乘客名單，并查到了外祖父的名字塞繆爾·羅和他妻子的名字。
在多倫多的客家研究大會上，她認識了她的一位羅氏親戚，也是一位客家文化研究學者——羅金生。在羅金生的幫助下，她終于聯系到了羅在牙買加的親戚，又進而聯系到了那位親戚在中國的親戚羅早舞。無巧不成書的是，這位羅早舞的父親正是塞繆爾·羅。也就是說，羅早舞是葆拉的同父異母舅舅！而羅金生原來也竟然是葆拉的表親！ ?2012年8月葆拉首次來到中國深圳羅瑞合村，第一次見到了外祖父的親人。當她把母親的照片拿給舅舅看時，舅舅和姨媽都異口同聲地認為和他們的父親是一樣的。 ?她也第一次見到了外祖父出生成長的老家，并隨后在那一年的12月將牙買加、美國的20位親戚一同帶回了中國，與羅氏300多位宗親舉行了隆重的聚會。羅定朝的海外血脈和中國血脈就此團聚了，親情從此隔著太平洋往來不斷。
羅敏軍
更為傳奇的是，羅定朝所出生的羅氏家族是赫赫有名的鶴湖羅氏，羅氏家族已有三千年歷史，歷代都是名門望族。而祖屋鶴湖新居興建于1782年，是先祖羅瑞鳳經商致富后所建造，也就此成就了鶴湖羅氏在18世紀19世紀的鼎盛發展。此后，經歷時代變遷、戰亂頻繁，鶴湖新居盡管也飽經風霜，但幸運地保存了下來，直到1996年，被龍崗當地政府出資修建保護，作為客家民俗博物館，面向公眾開放。
當上百位羅氏血親重新匯聚在鶴湖新居，古老的圍屋又煥發了新的活力。十八位與葆拉一樣黑色或棕色皮膚的羅氏后裔回到了古老的祖屋，開始傾聽先祖的故事。他們還擁有了自己的中國名字。他們按照傳統的方式向列祖列宗叩拜，羅氏族人也把他們的名字寫進了族譜。
客家精神
“直到今天，很多牙買加移民的后輩都永遠沒有踏足過先人的故鄉——中國。很多人不知道如何找到他們在中國的家族和家鄉。”葆拉說，“也許你們想象不到，今天的美國，有很多我這樣的華裔和非裔的混血兒，來自中南美洲，在美國的各界都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的故事可以為他們的尋根開啟一扇門。“ 葆拉將這一切都記錄了下來，她所拍攝的紀錄片在美國的非裔和華人圈也引起了廣泛關注，并先后獲得了多倫多和麥城電影節的觀眾票選獎。2013年，她又將自己的故事寫成了書，在全美發行，并制作了有聲版。而她也開始將自己的精力繼續投入推動客家文化的研究和發展中。今年3月，她還帶著自己的紀錄片在中國四個城市做了巡演，同樣獲得了廣泛關注。
“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學科，非常重視個案研究，因為要想認識并解釋清楚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只有大量積累“區域的、個案的、具體事件的研究”，才能準確“表達出對歷史整體的理解”。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具體個案研究出現。有了它們的出現，我們才有可能“回到歷史現場”，深圳的鄉土史、華僑史也才有可能更加豐滿、鮮活起來。“客家文化研究者劉麗川和張衛東老師在第一次見到筆者時，就熱誠地推薦了這個跨越國界和種族的尋根故事。也正是因為他們的推薦，才有了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這兩本書的策劃出版。 ?客家人以家族為中心，重視血脈關系，將其視為重要的傳統和信仰。而葆拉尋根的故事正是客家精神的體現。 ? “這本書也是為了讓中國人了解他們和海外華裔之間的紐帶是多么強大。這樣的家族聯結超越了國界、種族和時間。對于我們這些沒有出生在中國的客家后裔來說，我們知道自己來自中國。歡迎，我們回到了中國的家！”葆拉在書中如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