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前，應當是一九九八年吧，我還在讀初二。一次班里調座位，我和他成了同位。他是一個很清秀的小男孩，很整潔，書包里總是放著一塊疊的四四方方的抹布，以備每天擦桌子之用。他的話不多，可是和你混熟了以后卻總能從上課說到下課，再從下課說到上課鈴再度響起的時候。不曉得那個時侯我們都在說些什么，只是記得我很愿意低著頭靜靜地聽他說啊說啊，偶然我也會反駁他，或是和他一樣也來點小小的冷幽默。周圍的同學老是開玩笑的對我說，怎么你和你同位就那么多話要說啊？

記得那個時候自己的理科成績很不好，而他在數理化方面卻似乎有著驚人的悟性與天賦。只是在文科方面他不如我，無論是歷史還是政治，他都提不起絲毫的興趣。我還記得有一次物理課老師在上面報分數：“（我的學號和他的學號是連在一起的）張穎58，張思皖85。”全班哄堂大笑，我卻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接下來是政治課，老師又開始報分：“張穎85，張思皖58.。”這下班里笑的更兇了。他也笑了，不曉得是苦笑還是什么笑。反正我是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不過心里卻有著小小的喜悅，說不清是為什么。

就這樣每次考試，我們的排名基本上都是不相上下，只是誰都不會太靠前。我們那個班是重點初中里的重點班級，高手云集，大家都是你追我趕的，人情味似乎也很淡。在這樣的環境里人是容易自卑和孤獨的，我就是如此。我不曉得他那時是何種感受，只是我到現在還清晰地記得每天下午放學我和他一起走出教室朝大門口走的時候，他總會笑嘻嘻的對我說：總算逃離這個是非之地啦。

晚上他有時會給我打電話。我們一般都是對作業題的答案，對完答案就在那兒不知道瞎聊些什么，反正總是有著聊不完的話題。每次媽媽問我：是誰打電話過來？我總會挺自豪的回答；是我同位，我們對外語答案的。等待電話鈴響起的時刻是最最快樂的時刻，心里總是懷著小小的期待：快點響起來吧，快點響起來吧。已經八點了，他怎么還不打給我呢？要不我打給他吧？不行，還是再等等吧。

從初二成為同桌到初三畢業，這一年多的時間里我們一直都是同桌。漸漸的熟識了之后，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還定了個“君子協定”，每天放完學抽一個小時的時間，前半個小時他給我講物理化學，后半個小時我教他政治和作文。他總是會說一些很好玩的話，有時還會和我開玩笑。只是他和你說笑話的時候他自己倒是裝的一本正經的。我記得那個時候快中考了，有一次下課他很嚴肅的和我說，和你說個事，你發誓一定不要和別人說啊。我看著他那么認真的表情，也認真的點了點頭。他把我拉到教室外面，見周圍同學都在各忙各的，這才小聲的說：你知道么，這次中考物理考試題是我舅舅出的，他和說最后一題是關于動滑輪的。”

我驚訝的連眼睛都瞪圓了：“真的啊？”“騙你做什么啊？你看，我連題都抄來了，一會到教室拿給你看。千萬別和別人說啊。”“恩，我保證，誰也不說。就我們倆知道。”我一字一字很認真的說。他看著我那副虔誠的神情，再也忍不住了：“哈哈，你又被我騙了一次。不過要真是像我說的這樣就好嘍。我要是真有那樣一個舅舅，你放心，我一定第一個和你說。”我被他弄得哭笑不得，只能長嘆一聲：“以后再也不相信你啦。”

中考我們發揮的都還不錯，最終我們都以小擴招的形式進了六安一中。班級名單出來之后，我比找我自己的名字還起勁的找尋他的名字，心里想：要是還在一個班就好了。我正打著自己的小算盤，忽然聽到他叫我的名字，抬頭一看他正站在離我不遠的地方，搖著頭對我說：“別找啦，你在四班我在九班，以后沒人幫你擦桌子整理書啦，看你怎么辦。”“誰稀罕你幫我啊，以后再也沒有人煩我啦。”我故作輕松的說，心里卻覺得沉甸甸的，反正不是滋味，鼻子還有點酸酸的，有點想哭。我怕他看出來，連忙跑掉了。在那一刻我似乎覺得他還在那兒看了我好一會兒，可是性格里與生俱來的自卑和害羞卻讓我沒有勇氣回過頭去。

高中三年我們見面的機會很少，繁重的學習壓力讓我們幾乎喘不過氣來。一晃就到了高三，那個時候我每個月必做的事情就是在月考的光榮榜上找尋他的名字——我渴望了解有關他的哪怕是一點點的信息。一次我正瞇著眼費力的將目光從一排排名單上劃過，猛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在喊我的名字。“不要找啦，你是四個文科班排名的第三十名，我都幫你找到啦。”我驚訝的望著說話的那個人，他還是那個語氣，不緊不慢的，淡淡的微笑著。“我是八個理科班的第五十名。你看，我們倆還是不相上下啊。”我記得看到他的那一剎那，自己的心跳的很厲害，臉似乎在發燙，很紅很紅。“啊，你也在這里，你也在看光榮榜呢。”我不知道自己除了這一句大實話之外還能說點什么，于是只好冒出這么一句。其實我心里挺想問問他，現在的同位是哪個，和她的關系如何，恩，那個現在的同位，是不是他也得幫他擦桌子和整理書呢？我想和他開點小玩笑，或者再來點冷幽默逗逗他，就像他那個時侯逗我一樣，就像初中時那樣，可是又不曉得說什么好，腦子里木木的，于是索性就呆呆的站在那兒。

可是我們便是連這樣偶遇的機會也是少之又少的。文科班和理科班本來就隔得很遠，加之我們倆又都是那種喜歡下了課悶在教室里的學生，見面的可能就更少了。時間就那樣不快不慢的過著，轉眼就迎來了我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試——高考。看考場的時候我又見到了他。他笑著說：“好好考，要是考在了同一所大學，我保證還天天把你逗得團團轉的。”“所以才不要和你再考一個學校啦。”我幾乎是脫口而出。心里卻在想著，所以一定要和你考同一個學校。

當年的情景到現在還歷歷在目。那一年，二零零二年，他考上了合肥工業大學——我是從學校的金榜上看到他的名字的，而我則留在了高考補習班。我還記得那年不光是我們的生活有了明顯的轉折，我的家鄉也在進行著老城區改造。于是一些房子被拆了，一些新房子被建了起來。我有時在想我們人與人的關系似乎也和這房子一樣，拆了建，建了再拆。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們由于家里搬遷而換掉了電話，于是我們的聯系似乎也就此中斷了。其實聯不聯系又如何呢？那一年我每日都在想著如何考一個好的學校，我得縮小和他的差距，我不想自己永遠都是當時那個樣子。我多希望來年我能考入他的大學，能有一天在學校的小路上和他迎面而遇，然后裝著不在意的樣子輕描淡寫的問一句：咦，你也在這里啊？

第二年我考上了一所很普通的本科院校——南陽師范學院。唯一讓我歡喜的是我選擇了中文系，那也是我兒時的夢想。也正是在那里我找到了那個通向天堂的大門——圖書館是我大學四年最愛去的地方。清晨的陽光照進來，暖洋洋的，圖書館門前的百合花很美，它們就那樣靜靜地開放著，不瘋不鬧，也無鮮艷的顏色，仿佛它們開放著，也就是開放著，全無一點別的意思。我那時的心情似乎也如這靜靜開放的百合花一樣，心無雜念，我只想讓自己的心沉下來，沉到書里，現實中做不成的夢，我愿意在書里去做。也正是在那個時候我從書里讀到了曹文軒，那個固執的沉浸在自己那個水土世界里的，像一個大孩子一樣坦然和隨意的人。《紅瓦》讓我似乎又回到了那個久違的初中時代，文中的許多經歷我也有過，譬如小林冰和陶卉之間那種“心靈的契約”，譬如小林冰聽說要和陶卉演小兩口了那種又喜又憂的心境，譬如小林冰又想見陶卉又怕見陶卉的那種欲說還休的矛盾而甜蜜的情感，我都理解，也都懂得。我覺得自己能夠完全理解曹文軒，我理解他是因為我漸漸的喜歡上了他，那個在我心里像月亮一樣美好，然而卻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人，他也是我心里的一個夢。我想象著有一天，也許是隔了幾十年之后，當一切都漸漸的淡去的時候，我也會像他那樣，來寫我很多年前的一個夢——我的初中，我的同位，我的大學。

正是憑了這份心境我考上了研究生。我不曉得這是否是我的初衷，也許從上大學的那一天起考研就成了我心底的一個夢，我渴望完美，渴望能為自己的生活創造出一點不平凡的東西，當然更渴望有一天能縮小同他的差距。我不曉得自己這份心態是否正確，是否有一天它會讓我作繭自縛，欲罷不能，但事實就是這樣。至少現在，我得感謝這份心態。

接下來似乎沒有什么可說的了。我來到了杭州，這個有著美麗的西湖的城市——初中時代我和他經常幻想著能有一天去西湖游泳。這是他說的，我到現在還記得。只是當我獨自一人在西湖散步的時候，涼風輕輕的吹著，如同他曾對我說的那些玩笑話，吹過了也就吹過了，一切都變得淡而又淡，但卻又有著揮之不去的痕跡。

很多時候我甚至覺得他在我腦海中的影子也在慢慢的淡去，淡的不留一點痕跡，我以為我會慢慢的忘了他，慢慢的告別我曾有過的青澀的時代，直到那天從同學口中得到他的消息，我感到那一刻我的心在發抖，臉紅的厲害，任憑我百般的掩飾都無濟于事。我故作輕松的問：“他，現在還好么？”可是聲音似乎在發顫。也許一切都還在原處，也許什么都不曾改變，包括我此刻的心境。

“他還好，他就在六安呢，要不我們約他出來吧，大家聚聚，敘敘舊。”同學說。“也好，只是——等過年再說吧。”

是啊，八九年了吧，從坐同位到現在——可不是有快十年了么。見了面，說什么呢？說這些年自己是怎么走過來的，說這些年他一直被我深藏在心底，或者共同緬懷和追憶我們一同走過的初中時代？或者我們聊現在的就業形勢，聊我們的近況，問一問他現在可有了一個他得一輩子幫她擦桌子的人？似乎一切語言都是多余的，一切都應當是盡在不言中的，我能夠讀懂他的眼睛，那時是，現在也是。

此時此刻，當我坐在電腦前用鍵盤敲出這些文字的時候，遠在千里之外的他，又在做什么呢？今年的就業形勢足以讓每一個大學生頭疼，我不例外，他也不例外。我的心里依舊裝著大學時的那個夢，有一天，將我的文學夢續下去，將這一切寫下來，足矣。那么，他的夢是什么呢？我不曉得，也許此刻的他也不曉得。對于未來，我們都是迷茫的。

但有一點，有夢就會有希望，有夢就會使我們本來平凡的生活變得不那么平凡。而在文學的殿堂里，正是夢開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