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是中國現代小說家、作家、語言大師、人民藝術家，新中國第一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的作家。他總是忘我地工作，是文藝界當之無愧的“勞動模范”，終生對滿清一代的腐朽統治持批判態度。

《茶館》是發表于1957年的三幕話劇作品，是老舍戲劇創作的高峰，也是中國當代戲劇文學的扛鼎之作。《茶館》它每一幕寫一個時代，北京各階層的三教九流人物，出入于這家大茶館，全劇展示出來的是一幅幅氣勢龐大的歷史畫卷。

該劇作以一個叫裕泰的北京大茶館在戊戌變法失敗后、軍閥混戰的民國初期和抗戰勝利后內戰爆發前夕三個時代的社會風云變化為背景，講述了以茶館掌柜王利發為首的一群小人物在舊中國動蕩年月中經受的苦難，劇本中出場的人物近50人，這些各具典型的人物以各自的生活故事、命運遭際，輪番再現了舊時代令人啼笑皆非的人間世相，揭示了近半個世紀社會的黑暗腐敗、光怪陸離，以及在這個社會中的蕓蕓眾生。

《茶館》在老舍的構思中，老舍有意識的“避生就熟”，在題材上，躲開政治斗爭問題，探囊取物般將筆觸伸向自己擅長的舊時代市井生活領域，將全部目光聚焦于小人物的命運，在寫法上也啟用了自己擅長的戲劇樣式和風格藝術。老舍將其小說創作中著意刻畫的美學觀念，及其小說塑造人物的成功經驗用于戲劇創作，于是有了《茶館》這樣一部以人物取勝、以生活化見長的話劇。例如，劇作中王利發也是貫穿全劇的人物。他是裕泰茶館的掌柜，就是這樣一個精于處世的小商人，最終仍然沒能逃脫破產的命運。王利發的悲劇，是舊中國廣大市民生活命運的真實寫照。他正直，善良，敢作敢為，富有正義感。就是這樣一個人，最后也窮困潦倒。這個形象代表了不甘受奴役的中國人，反映出舊中國人民的反抗情緒。松二爺也是個旗人，心眼好，但膽小怕事，懶散而無能。這是一個沒有謀生能力的旗人的典型，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的腐朽。秦仲義這個人物，是裕泰茶館的房東，是維新運動后出現在政治舞臺上的新生民族資本家。他年輕時血氣方剛，態度傲慢，目空一切，甚至敢于同有權有勢的龐太監作斗爭。在這一人物身上，展現出了民族資產階級既有斗爭性又有軟弱性，既有干事業的狂熱一面，又有在挫折面前軟弱灰心一面的特點。老舍憑著自己的生活經驗和對世界的獨特認知，讓每一個人物都能有血有肉、個性分明地立在讀者和觀眾面前。

《茶館》語言的生動性與老舍式的幽默也大有關系。老舍在《茶館》中從容揮灑寓悲于笑的藝術風格，以喜劇的筆法處理悲劇的內容。最典型的體現就是，對人物的嘲諷、對時事的針砭皆寓于滑稽可笑或黑色幽默的話語中。除此之外《茶館》最為引人人勝的藝術魅力還在于對話的生動性。在茶館這個有限的敘事空間里，戲劇外部沖突淡化，戲劇語言的能量則得到最大化的釋放。可以說，正是鮮活生動的京味話語支撐起了《茶館》眾生云集、百態迭呈、地域色彩濃厚的藝術世界。《茶館》對話的生動性，突出體現在對人物神形畢現的立體刻畫、地道純熟的京腔京韻和悲喜交融的幽默風格等方面，從中亦可窺見老舍小說語言風貌的延續，然而又有創新和發展。老舍一向重視利用對話揭示人物性格，三言兩語的對話中就能把人物的基本性格特征和精神全部抖落出來。例如在第一幕中二德子挑釁常四爺那一段，每個角色不過只有四五句話就得以音容畢現，個性昭然，給人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

在這樣一個茶館，彼此嘮家常，談山海經的地方，很少有人能想到它竟能折射出一大社會問題。茶客的弄鳥、吃茶、玩蟲，雖有些略帶古風的聲色，但由于“偵緝”的出現及“莫談國事”的紙條，一動一靜，均產生著一種壓抑的氣氛。“裕泰”的生存，及茶館設施的更新與場面的收縮，暗示著茶館在這個矛盾不斷加劇的社會中所作的抗爭。茶館中的“洋氣”以及那張越寫越大的“莫談國事”紙條，則預示著更大的危機。再之后不僅“莫談國事”的紙條寫得更大，數目更多，而且旁邊還有一張紙條：“茶錢先付”。這表明了茶館已經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反映了一種因果聯系。老舍以茶館為載體，以小見大，反映社會的變革。

老舍的《茶館》不僅耐看，而且耐讀、耐聽，戲劇語言兼具通俗性與文學性，充滿文學魅力。《茶館》作為全面體現民族風格的戲劇典范，時至今日依然葆有強勁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