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茍且，還有詩和遠方”。這句被人們爭相傳唱、反復咀嚼的歌詞，其實很樸素、很接地氣。一句大白話，在這個價值極端物化、階層日益固化、心態極度浮躁的時代問世，確實道出了人們在現實中的掙扎、無奈和屈從，以及因此而越發強烈的對精神超越的渴望。
高曉松的本意應該是對自己和社會的期許，既沒有蔑視“眼前茍且”活著的人，也沒有完全否定“眼前茍且”的自己，他指出的“不只“，是為了強調生命價值中的詩意和遠方，強調不能失去信心和希望。但不幸的是，有不少人曲解了它，甚至整日里掛在嘴邊，成了批判現實的利器、逃避責任的依據，更為可笑的是，有些小資還把它插在帽檐上當做超凡脫俗、孤芳自賞的標簽。
‘’茍且‘’這兩個字，于當今社會不該是個貶義的存在，更應看作一個中性詞。為了生存，不得不茍且，應予理解和悲憫；為了發展，不得不暫時茍且，則是一種策略和智慧。所以，它所指代和描述的是現實人群的一種”常態“。
但“茍且”與”詩和遠方“真的就那么陰陽對立、涇渭分明，那么的日月不能并行嗎？顯然不是，這兩者之間就如同佛家所講的空與色的關系，一樣的“色不異空、空不異色”，甚至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倘若沒有深入“茍且”的百姓生活，做過感同身受的“茍且”體驗，那些偉大的作家能寫出那樣維妙維肖的人物、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并在“茍且”的現實中找到人類的“詩和遠方”嗎？勞作的農婦、晚歸的漁人，平時怎么看都是在“茍且”活著，而一旦到了畫家筆下，不也成了極美的“詩和遠方”嗎？我們在為寫一篇聲情并茂的美文而絞盡腦汁時，眼前不是也要閃過無數“茍且”的人和“茍且”的事嗎？
藝術美源自平實的生活，藝術家首先是個真實的人。據此而觀，那“詩和遠方”又何曾脫離過“眼前的茍且”？
這說的是對“茍且”的藝術升華，還是回到我們自己“眼前的茍且”吧。假如我不安心平凡的崗位、格式化的生活，要請長假去遠方、去找詩，我的工作是否需要同事們幫著照看？我的家庭家務、老人小孩是否要全部交付老婆承擔？要是在忘情浪漫的旅途中還要鄙夷他們的“茍且”與無趣，那就不是價值觀的問題，而是人格的缺陷了。
從小到大，我們的父母辛勤養育我們，用他們微薄的收入支撐著我們的學業和成長，他們的心中一直都在設計著我們的“詩和遠方”，卻又不止一次地放棄自己的“詩和遠方”。他們或許做著自己并不喜歡的工作，忍著各種委屈，受著各種束縛，或許背著我們為升學、為獲得老師對我們的重視請過客、送過禮、賠過笑，甚至因為這種看似“茍且”的生活和言行而遭到我們的批判和指責。
誰都不想被“茍且”困住生命，磨滅靈性，誰都應該追求自己的“詩和遠方”，但我們決不能忘記自己在這個世界必須承擔的責任和義務——雖然它們在很多時候是以“茍且”的面目存在的。我們更不能忘記，正是無數“眼前的茍且”才可能成就我們的“詩和遠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