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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實驗01： 斯坦福監獄實驗
斯坦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是1971年由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領導的研究小組，在設在斯坦福大學心理學系大樓地下室的模擬監獄內，進行的一項關于人類對囚禁的反應以及囚禁對監獄中的權威和被監管者行為影響的心理學研究，充當看守和囚犯的都是斯坦福大學的在校大學生志愿者。 囚犯和看守很快適應了自己的角色，一步步地超過了預設的界限，通向危險和造成心理傷害的情形。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評價為顯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傾向，而許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創傷，有2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實驗。最后，津巴多因為這個課題中日益泛濫的反社會行為受到警告，提前終止了整個實驗。 斯坦福監獄實驗經常被拿來與米爾格拉姆實驗進行比較，米爾格拉姆實驗是于1961年在耶魯大學，由津巴多中學時代的好友斯坦利·米爾格拉姆進行的。津巴多作為監獄長。 死亡實驗是一套故事基于斯坦福大學監獄實驗的電影。 津巴多模擬監獄實驗 斯坦福大學(Stanford)的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和他的同事在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系辦公大樓地下室里建立了一個“監獄”，他們以每天15美元的價格雇用了24名學生來參加實驗。這些學生情感穩定，身體健康，遵紀守法，在普通人格測驗中，得分屬正常水平。實驗者對這些學生隨意地進行了角色分配，一部分人為“看守”，另一部分人為“罪犯”，并制定了一些基本規則。然后，實驗者就躲在幕后，看事情會怎樣發展。 兩個禮拜的模擬實驗剛剛開始時，被分配做“看守”的學生與被分配做“罪犯”的學生之間，沒有多大差別。而且，做“看守”的人也沒有受過專門訓練如何做監獄看守員。實驗者只告訴他們“維持監獄法律和秩序”，不要把“罪犯”的胡言亂語(如“罪犯”說，禁止使用暴力)當回事。為了更真實地模擬監獄生活，“罪犯”可以像真正的監獄中的罪犯一樣，接受親戚和朋友的探視。但模擬看守8小時換一次班，而模擬罪犯除了出來吃飯、鍛煉、去廁所、辦些必要的其他事情之外，要日日夜夜地呆在他們的牢房里。 “罪犯”沒用多長時間，就承認了“看守”的權威地位，或者說，模擬看守調整自己，進入了新的權威角色之中。特別是在實驗的第二天“看守”粉碎了“罪犯”進行反抗的企圖之后， “罪犯”們的反應就更加消極了。不管“看守”吩咐什么，“罪犯”都唯命是從。事實上，“罪犯”們開始相信，正如“看守”所經常對他們說的，他們真的低人一等、無法改變現狀。而且每一位“看守”在模擬實驗過程中，都作出過虐待“罪犯”的事情。例如，一位“看守”說，“我覺得自己不可思議……我讓他們互相喊對方的名字，還讓他們用手去擦洗廁所。我真的把‘罪犯’看作是牲畜，而且我一直在想， ‘我必須看住他們，以免他們做壞事。”’另一位“看守”補充說， “我一到‘罪犯’所在的牢房就煩，他們穿著破衣服，牢房里滿是難聞的氣味。在我們的命令面前，他們相對而泣。他們沒有把這些只是當作一次實驗，一切好像是真的，盡管他們還在盡力保持自己原來的身份，但我們總是向他們表明我們才是上司，這使他們的努力收效甚微。” 這次模擬實驗相當成功地證明了個體學習一種新角色是多么迅速。由于參加實驗的學生在實驗中表現出病態反應，在實驗進行了6天之后，研究人員就不得不終止了實驗。 不過劇集里的實驗沒有這么變態，只是一個48小時的游戲～～
心理學實驗02：定位速效法
將一個班的學生分成三組，前去 10公里外的村莊。甲組學生不知道村莊有多遠，只讓他們跟著導游走，剛走二三公里，就有學生叫苦，走了一半路學生開始抱怨，情緒低落而且開始散亂，以致潰不成軍。乙組學生僅知道距離目的地有10公里，中途沒有路牌，他們只跟著向導走，走了多少，還剩多少一概不知。結果行走到不到一半就有人叫苦不迭，速度也越來越慢。丙組學生不僅知道距離目的地有10公里，而且能不時看到路牌，上面寫有里程，他們走了多少還剩多少心中都很清楚。結果這一組學生一路上精神飽滿，每當他們疲勞時，看看路牌，都為自己已走過的路程感到振奮，沒人叫苦。實驗的最終結果顯而易見，丙組最快，乙組次之，甲組最慢。 心理學把這種按計劃工作、目的明確、效率增高的現象叫“定位速效法”。
心理學實驗03：蔡格尼克效應
心理學家蔡格尼克（Zeigarnik）曾做過的一個有趣實驗：他要求一些參加實驗的人去完成20件指定的工作，其中半數工作最終允許其完成，而另一半的工作則中途人為地加以阻止，使其無法完成。當這些人完成實驗任務后，要求他們對所做的工作進行回憶。實驗結果發現參加實驗的人對未完成工作的回憶要優于對以完成工作的回憶，前者的回憶量幾乎是后者的兩倍。 心理學把這種現象稱為“蔡格尼克效應”，是指人們對于尚未處理完的事情，比已處理完成的事情印象更加深刻。 啟示： 人類有追求完美的傾向，有時甚至是強迫自己追求完美。這使得我們有時會無法容忍一些沒有完成的事情，以致于讓那些沒做完的事情給自己造成壓力。但更現實的是，并非所有事情對我們或我們的工作都如此重要，事情也并非因為其未被做完而變得更加重要。因此，時常停下來思考什么是我們需要花更多時間來完成的事情很重要。
心理學實驗04 ：反饋效應實驗
心理學家羅西和亨利曾做過一個著名的反饋效應心理實驗：他們把一個班的學生分為三組，每天學習后就進行測驗，測驗后分別給予不同的反饋方式：第一組每天告知學習結果；第二組每周告知一次學習結果；第三組只測驗不告知學習結果。8周后將第一組和第三組的反饋方式對調，第二組反饋方式不變，實驗也進行8周。反饋方式改變后第三組的成績有突出的進步；而第一組的學習成績逐步下降；第二組成績穩步上升。這則實驗說明，學習者對自己學習結果的及時了解，對學習積極性有強化作用，有助于提高學習效率。反饋方式不同，對學習的促進作用也不同。及時知道自己的學習成績對學習有重要的促進作用，而且及時反饋比遠時反饋效果更好。
心理學實驗05：遲延滿足實驗
發展心理學研究中有一個經典的實驗，稱為“遲延滿足”實驗。 實驗人員給一些4歲小孩子每人一顆非常好吃的軟糖，同時告訴孩子們可以吃糖，如果馬上吃，只能吃一顆；如果等20分鐘，則能吃兩顆。有些孩子急不可待，馬上把糖吃掉了。另一些孩子卻能等待對他們來說是無盡期的20分鐘，為了使自己耐住性子，他們閉上眼睛不看糖，或頭枕雙臂、自言自語、唱歌，有的甚至睡著了，他們終于吃到了兩顆糖。在美味的奶糖面前，任何孩子都將經受考驗。這個實驗用于分析孩子承受延遲滿足的能力，所謂的延遲滿足，就是能夠等待自己需要的東西的到來，而不是想到什么就要什么，這是一個很通俗的解釋。 這個實驗后來一直繼續了下去，那些在他們幾歲時就能等待吃兩顆糖的孩子，到了青少年時期仍能等待，而不急于求成；而那些急不可待，只吃了一顆糖的孩子，在青少年時期更容易有固執、優柔寡斷和壓抑等個性表現。 當這些孩子長到上中學時，就會表現出某些明顯的差異。對這些孩子的父母及教師的一次調查表明，那些在4歲時能以堅忍換得第二顆軟糖的孩子常成為適應性較強，冒險精神較強，比較受人喜歡，比較自信，比較獨立的少年；而那些在早年已經不起軟糖誘惑的孩子則更可能成為孤僻、易受挫、固執的少年，他們往往屈從于壓力并逃避挑戰。對這些孩子分兩級進行學術能力傾向測試的結果表明，那些在軟糖實驗中堅持時間較長的孩子的平均得分高達210分。
研究人員在十幾年以后再考察當年那些孩子現在的表現，研究發現，那些能夠為獲得更多的軟糖而等待得更久的孩子要比那些缺乏耐心的孩子更容易獲得成功，他們的學習成績要相對好一些。在后來的幾十年的跟蹤觀察中，發現有耐心的孩子在事業上的表現也較為出色。
心理學實驗06：恐懼是如何形成的
1920年，早期行為主義心理學的代表人物華生及其助手進行了心理學史上著名的一次實驗。該實驗揭示了在一個嬰兒身上是如何形成對恐懼的條件反應的。
實驗對象是一個叫阿爾伯特的小男孩，當他還只有9個月大的時候，研究者把一只白色的老鼠放在他身邊，起初他一點都不害怕；可是，當用一把錘子在他腦后敲響一根鋼軌，發出一聲巨響時，他猛地一打顫，躲閃著要離開，表現出害怕的神態。給他兩個月的時間使這次經歷淡忘，然后，研究者又開始實驗。當一只白鼠放在阿爾伯特的面前，他好像看到了一個特別新奇有趣的玩具，伸出手去抓它；就在孩子的手在碰到白鼠時，他的腦后又響起了鋼軌敲響的聲音，他就猛地一跳，向前撲倒，把臉埋在床墊里面。第二次試的時候，阿爾伯特又想用手去抓，當他快要抓住的時候，鋼軌又在身后響起。這時，阿爾伯特跳起來，向前撲倒，開始啜泣。此后，又進行了幾次這樣的試驗，把老鼠放在阿爾伯特身邊，鋼軌在他腦后震響，阿爾伯特對老鼠形成了完全的恐懼條件反應，華生后來在實驗報告中寫道：
“老鼠一出現，嬰兒就開始哭。他幾乎立即向左側猛地一轉身，倒塌在左側，作四肢撐起身體快速地爬動，在他到達試驗臺的邊緣前，用了相當大的勁才抱住他。” 更進一步的實驗顯示，阿爾伯特對其它毛乎乎的東西也產生了恐懼：兔子、狗、皮大衣、絨毛玩具娃娃，還有華生裝圣誕老人戴的面罩。
停止一個多月以后，又對阿爾伯特進行試驗，正如研究者所預測的，他哭了起來，對老鼠和一切展現在他面前的毛乎乎的刺激都感到害怕，這時候，并沒有任何鋼軌敲擊的聲音。
華生行為主義心理學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俄國生理學家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學說的影響，華生認為，狗可以通過訓練建立條件反射，人也有類似的情況。如果我們經常給人的某中行為施以正強化（獎勵），那么這種行為就會鞏固下來；如果不給強化或給以負強化（懲罰），那么該行為就會減弱或不再出現。因此，強化很重要。華生認為，我們只要找到不同事物之間的聯系或關系，再根據條件反射原理加以強化，使刺激和反應之間建立起牢固的關系，那么就可以預測、控制和改變人的行為。
心理學實驗07：感覺剝奪實驗
1954年，加拿大麥克吉爾大學的心理學家首先進行了“感覺剝奪”實驗：實驗中給被試者戴上半透明的護目鏡，使其難以產生視覺；用空氣調節器發出的單調聲音限制其聽覺；手臂戴上紙筒套袖和手套，腿腳用夾板固定，限制其觸覺。被試單獨呆在實驗室里，幾小時后開始感到恐慌，進而產生幻覺……在實驗室連續呆了三四天后，被試者會產生許多病理心理現象：出現錯覺幻覺；注意力渙散，思維遲鈍；緊張、焦慮、恐懼等，實驗后需數日方能恢復正常。這個實驗表明：大腦的發育，人的成長成熟是建立在與外界環境廣泛接觸基礎之上的。只有通過社會化的接觸，更多地感受到和外界的聯系，人才可能更多地擁有力量，更好地發展。
心理學實驗08： 米爾格拉姆實驗
實驗者（E）（有時會是米爾格拉姆）命令“老師”（T）為“學生”（L）給予“電擊”，作為“老師”的參與者被告知這樣做真的會使“學生”遭受痛苦的電擊，但實際上“學生”是實驗的一名演出助手。參與者相信“學生”每次回答錯誤都真的會遭受電擊，但事實上根本就沒有電擊。在與參與者隔離以后，助手會設置一套錄音機，而該錄音機則由“老師”的“電擊產生器”所操控，會根據電擊程度而播出不同預制錄音。 米爾格拉姆實驗（英語：Milgram experiment），又稱權力服從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一個非常知名的針對社會心理學的科學實驗。實驗的概念最先開始于1963年由耶魯大學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在《變態心理學雜志》（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里所發表的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一文，稍后也在他于1974年出版的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里所討論。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為了測試受測者，在遭遇權威者下達違背良心的命令時，人性所能發揮的拒絕力量到底有多少。 實驗開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納粹黨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審判，被判死刑后的一年。米爾格拉姆設計了這個實驗，便是為了測試“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萬名參與了猶太人大屠殺的納粹追隨者，有沒有可能只是單純的服從了上級的命令呢？我們能稱呼他們為大屠殺的兇手嗎？”
（Milgram, 1974） 米爾格拉姆在他的文章“服從的危險” （1974年）里寫道： “在法律和哲學上有關服從的觀點是意義非常重大的，但他們很少談及人們在遇到實際情況時會采取怎樣的行動。我在耶魯大學設計了這個實驗，便是為了測試一個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輔助實驗的科學家所下達的命令，而會愿意在另一個人身上加諸多少的痛苦。當主導實驗的權威者命令參與者傷害另一個人，更加上參與者所聽到的痛苦尖叫聲，即使參與者受到如此強烈的道德不安，多數情況下權威者仍然得以繼續命令他。實驗顯示了成年人對于權力者有多么大的服從意愿，去做出幾乎任何尺度的行為，而我們必須盡快對這種現象進行研究和解釋。”
實驗小組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并寄出許多廣告信，招募參與者前來耶魯大學協助實驗。實驗地點選在大學的老舊校區中的一間地下室，地下室有兩個以墻壁隔開的房間。廣告上說明實驗將進行約一小時，報酬是4.50美元（大約為2006年的20美元）。參與者年齡從20歲至50歲不等，包含各種教育背景，從小學畢業至博士學位都有。 參與者被告知這是一項關于“體罰對于學習行為的效用”的實驗，并被告知自身將扮演“老師”的角色，以教導隔壁房間的另一位參與者——“學生”，然而學生事實上是由實驗人員所假冒的。
參與者將被告知，他被隨機挑選為擔任“老師”，并獲得了一張“答案卷”。實驗小組并向他說明隔壁被挑選為“學生”的參與者也拿到了一張“題目卷”。但事實上兩張紙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參與者都是“老師”。“老師”和“學生”分處不同房間，他們不能看到對方，但能隔著墻壁以聲音互相溝通。有一位參與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參與者患有心臟疾病。 “老師”被給予一具據稱從45伏特起跳的電擊控制器，控制器連結至一具發電機，并被告知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學生”受到電擊。“老師”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單字，而“老師”的任務便是教導隔壁的“學生”。老師會逐一朗讀這些單字配對給學生聽，朗讀完畢后老師會開始考試，每個單字配對會念出四個單字選項讓學生作答，學生會按下按鈕以指出正確答案。如果學生答對了，老師會繼續測驗其他單字。如果學生答錯了，老師會對學生施以電擊，每逢作答錯誤，電擊的伏特數也會隨之提升。
參與者將相信，學生每次作答錯誤會真的遭到電擊，但事實上并沒有電擊產生。在隔壁房間里，由實驗人員所假冒的學生打開錄音機，錄音機會搭配著發電機的動作而播放預先錄制的尖叫聲，隨著電擊伏特數提升也會有更為驚人的尖叫聲。當伏特數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學生會開始敲打墻壁，而在敲打墻壁數次后則會開始抱怨他患有心臟疾病。接下來當伏特數繼續提升一定程度后，學生將會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應。 電壓 “學生”的反應 75 V 嘟囔 120 V 痛叫 150 V 說，他想退出試驗 200 V 大叫：“血管里的血都凍住了。” 300 V 拒絕回答問題 超過 330 V 靜默 到這時許多參與者都表現出希望暫停實驗以檢查學生的狀況。許多參與者在到達135伏特時暫停，并質疑這次實驗的目的。一些人在獲得了他們無須承擔任何責任的保證后繼續測驗。一些人則在聽到學生尖叫聲時有點緊張地笑了出來。
若是參與者表示想要停止實驗時，實驗人員會依以下順序這樣子回復他： 請繼續。 這個實驗需要你繼續進行，請繼續。 你繼續進行是必要的。 你沒有選擇，你必須繼續。 如果經過四次回復的慫恿后，參與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實驗便會停止。否則，實驗將繼續進行，直到參與者施加的懲罰電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并持續三次后，實驗才會停止。
結果 米爾格拉姆為整個實驗過程和其結果錄制了紀錄片，紀錄片名便是服從，紀錄片的正版拷貝目前已經很難找到了。他接著與Harry From制作了5部一系列受到這次實驗影響的社會心理學影片[1]。這些影片都可以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媒體中心找到。 在進行實驗之前，米爾格拉姆曾對他的心理學家同事們做了預測實驗結果的測驗，他們全都認為只有少數幾個人—10分之1甚至是只有1%，會狠下心來繼續懲罰直到最大伏特數。 結果在米爾格拉姆的第一次實驗中，百分之65（40人中超過27人）的參與者都達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懲罰—盡管他們都表現出不太舒服；每個人都在伏特數到達某種程度時暫停并質疑這項實驗，一些人甚至說他們想退回實驗的報酬。沒有參與者在到達300伏特之前堅持停止。后來米爾格拉姆自己以及許多全世界的心理學家也做了類似或有所差異的實驗，但都得到了類似的結果。為了證實這項實驗，也有許多更改了架構的實驗產生。 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州立分校（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的Thomas Blass博士（也是米爾格拉姆的傳記—《電醒全世界的人》的作者）在重復進行了多次實驗后得出了整合分析（Meta-analysis）的結果，他發現無論實驗的時間和地點，每次實驗都有一定比率的參與者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數，約在61%至66%之間。 對于實驗結束時的情況所知不多，依據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回想，當時那些沒有達到最高伏特數的參與者卻也都沒有堅持這項實驗本身應該結束，也沒有至隔壁房間探視“學生”，離開時也都沒有詢問實驗人員的同意。
對實驗的反應 實驗本身受到了關于在科學實驗上的倫理質疑，因為這項實驗對參與者施加了極度強烈的情感壓力（雖然這種壓力可以說是由他們本身自由操作所造成的），盡管這項實驗帶來了對人類心理學研究的寶貴發現，許多現在的科學家會將這類實驗視為是違反實驗倫理的。 米爾格拉姆則辯護道，之后的調查發現當時的參與者中有84%稱他們感覺“高興”或“非常高興”參與了這項實驗，15%參與者選擇中立態度（有92% 的參與者做了事后的調查），之中許多人事后還向米爾格拉姆表達謝意。而且米爾格拉姆還不斷接到這些前參與者想要再次協助他進行實驗，甚至想加入他的研究團隊。
六年后（也就是越戰規模最大的時期），其中一個前參與者與米爾格拉姆聯系，表示為何他們會感覺“高興”參與了這項實驗： “1964年當我在進行實驗時，雖然我相信我是在傷害某個人，但我完全不曉得我為什么要這樣做。當人們根據他們自己所信仰的事物并順從的服從權力者行動時，很少人會意識到這點...請允許我這樣認為，我被權力機關征召入伍，而這將會讓我做出一些連我自己都會害怕的壞事. ... 如果我拒絕服兵役的良心申請（Conscientious Objector）不被權力機關所批準，我已經準備因此而去坐牢，這對我的良心而言是唯一的選擇。我唯一的希望，是我那些同樣被征召的伙伴們也能如此發揮他們的良心...” 不過，實驗的經驗并不是對每個參與者都有終身的改變。許多參與者都沒有依據現代的實驗標準被告知細節，離去時的面談也顯示許多參與者看起來仍沒有理解到這項實驗的真實情況。 實驗所引起最主要的評論不在于實驗方法的倫理爭議，而在于實驗所代表的意義。一位在1961年的耶魯大學參與者在Jewish Currents雜志上寫道，當他在擔任“老師”的中途想要停止時，便是懷疑到“整個實驗可能只是設計好，為了測試尋常美國民眾會不會遵從命令違背道德良心—如同德國人在納粹時期一樣”而這便是實驗的初衷之一。米爾格拉姆在他《服從的危險》一書中便稱：“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便是，我們在實驗室里所制造的使人服從權力的環境，與我們所痛責的納粹時代之間有怎么樣的關聯。”
心理學實驗09：霍桑效應
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當被觀察者知道自己成為觀察對象，而改變行為傾向的效應。來自于1927年至1932年埃爾頓·梅奧在霍桑（Hawthorne）工廠進行的一系列心理學實驗。 實驗內容 研究是在1924年至1933年進行的。Fritz J. Roethlisberger 和 William J. Dickson給出了大量實驗細節，但是很少解釋。1927年哈佛商學院的心理學教授埃爾頓·梅奧作了簡短總結,包括表述了不管照明條件等因素如何，只要給予工人積極關注和自我管理權都可以因創造了積極的群體氛圍而提高產量。霍桑研究是一系列對工人在改善各種條件下(薪酬、照明條件、工間休息等)其生產效率變化情況的研究,但在一段時間后發現，這些條件的改善并未對生產率上升產生明顯效果,有些甚至回到初始的狀況。這個現象在單個工人以及群體測試中都存在。實驗者設計的變量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顯著的主導生產率變化的因素。由梅奧教授等作出的一個解釋是：“六個個人組成了一支團隊，這個團隊在實驗中誠心且自發的進行了合作。”此即后來提出的“非正式群體”概念。 1955年 landsberger重新解釋了實驗成果并定名為“霍桑效應”。
實驗結論 改變工作條件和勞動效率之間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 提高生產效率的決定因素是員工情緒，而不是工作條件； 關心員工的情感和員工的不滿情緒，有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
心理學實驗10：波波玩偶實驗
波波玩偶實驗是美國心理學家阿爾波特·班杜拉于1961年進行的關于攻擊性暴力行為研究的一個重要實驗。他在1963年和1965年又對此專題繼續進行深入研究。波波玩偶是與兒童體形接近的一種充氣玩具。波波玩偶實驗對于班杜拉研究觀察學習、創建其社會學習理論起了關鍵作用。 在該實驗中，班杜拉選用兒童作為實驗對象，因為通常兒童很少有社會條件反射。班杜拉試圖使兒童分別受到成人榜樣的攻擊性行為與非攻擊性行為的影響。然后將這些兒童置于沒有成人榜樣的新環境中，以觀察他們是否模仿了成人榜樣的攻擊性行為與非攻擊性行為。
班杜拉為這個實驗制定了4個假設： 目擊攻擊性成人榜樣行為的被試，將試圖模仿或實施類似的攻擊性行為，即使榜樣不在現場。此外，他相信這些孩子的行為將會與那些目擊非攻擊性成人榜樣行為的被試以及沒有觀察任何榜樣的孩子（控制組）大為不同。 榜樣不在現場時，觀察非攻擊性成人榜樣行為的被試所表現出來的攻擊性行為，將不僅少于目擊攻擊性成人榜樣行為的被試，而且少于沒有觀察任何榜樣的孩子。 兒童將更樂于模仿同性榜樣的行為，因為兒童通常更為認同同性的成人與家長。 由于攻擊性行為更多地具有男性化的特征，男孩們將會更樂于展示攻擊性行為，尤其是觀察富于攻擊性的男性榜樣的男孩。 在該實驗中，班杜拉讓斯坦福大學幼兒園年齡介于3-6歲之間的36名男孩和36名女孩觀看一位榜樣毆打一個波波玩偶。控制組、第一實驗組和第二實驗組各包括24名兒童，分別觀看攻擊性行為，以及觀看非攻擊性行為。第一實驗組和第二實驗組再按性別再次分組。然后再分別觀看同性榜樣和異性榜樣。
心理學實驗11：阿希實驗
"阿希實驗"是研究從眾現象的經典心理學實驗，它是由美國心理學家所羅門·阿希在40多年前設計實施的。所謂從眾，是指個體受到群體的影響而懷疑、改變自己的觀點、判斷和行為等，以和他人保持一致。阿希實驗就是研究人們會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他人的影響，而違心地進行明顯錯誤的判斷。 阿希請大學生們自愿做他的被試，告訴他們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研究人的視覺情況的。當某個來參加實驗的大學生走進實驗室的時候，他發現已經有5個人先坐在那里了，他只能坐在第6個位置上。事實上他不知道，其他5個人是跟阿希串通好了的假被試（即所謂的"托兒"）。 阿希要大家做一個非常容易的判斷---比較線段的長度。他拿出一張畫有一條豎線的卡片，然后讓大家比較這條線和另一張卡片上的3條線中的哪一條線等長。判斷共進行了18次。事實上這些線條的長短差異很明顯，正常人是很容易作出正確判斷的。
然而，在兩次正常判斷之后，5個假被試故意異口同聲地說出一個錯誤答案。于是許多真被試開始迷惑了，他是堅定地相信自己的眼力呢，還是說出一個和其他人一樣、但自己心里認為不正確的答案呢？ 結果當然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程度的從眾傾向，但從總體結果看，平均有33％的人判斷是從眾的，有76％的人至少做了一次從眾的判斷，而在正常的情況下，人們判斷錯的可能性還不到1％。當然，還有24％的人一直沒有從眾，他們按照自己的正確判斷來回答。一般認為，女性的從眾傾向要高于男性，但從實驗結果來看，并沒有顯著的區別。 設想一下，你在這個實驗中會是什么樣的表現呢？
心理學實驗12：羅森塔爾實驗
"丑小鴨實驗"可能是翻譯不同。在心理學歷史上，有關期望和信心對人的影響的實驗，最著名的當屬"羅森塔爾實驗"了。1966年，美國心理學家羅森塔爾通過實驗，研究了教師對學生的期望對學生成績的影響。他在實驗中發現的"皮格馬利翁效應"，不僅影響了人們的教育觀念，而且對人們的其他社會性行為都產生了深遠的意義。羅森塔爾的實驗并不復雜：他來到一所鄉村小學，給各年級的學生做語言能力和推理能力的測驗，測完之后，他沒有看測驗結果，而是隨機地選出20％的學生，告訴他們的老師說這些孩子很有潛力，將來可能比其他學生更有出息。8個月后，羅森塔爾再次來到這所學校。奇跡出現了，他隨機指定的那20％的學生成績有了顯著提高。
為什么呢？是老師的期望起了關鍵作用。老師們相信專家的結論，相信那些被指定的孩子確有前途，于是對他們寄予了更高的期望，投入了更大的熱情，更加信任、鼓勵他們，反過來這些孩子的自信心也得到了增強，因而比其他的80％進步得更快。羅森塔爾把這種期望產生的效應稱之為"皮格馬利翁效應"。皮格馬利翁是希臘神話中的一位雕刻師，他耗盡心血雕刻了一位美麗的姑娘，并傾注了全部的愛給她。上帝被雕刻師的真誠打動了，使姑娘的雕像獲得了生命。
這個實驗告訴我們，你對他人的期望會間接地產生多么巨大的效果。我們以積極的態度期望別人，別人可能就會朝著積極的方向改進；相反，我們對他人的偏見也能產生消極的結果，尤其對那些缺乏自知和自控能力的未成年人。
心理學實驗13：考爾伯格道德實驗
個性心理學的實驗 個性心理學的研究期望能揭示使每人不同于他人的那些特徵，并找出產生這些特徵的來源。‘他是怎么樣的一個人’？人們問的是那個人比較持久的一些品質，由這些品質可推斷出他會有的一些行為。一個人的道德原則常常在他對事情的決定中起作用。而人們的道德原則又常常是那么不同。何為道德？心理學家說那就是人們用來辨別事情對錯的看法和信仰。一個人的道德觀念是由那個人生長在其中的社會文化所闡明的行為準則所決定，并把它‘內化’了。
道德觀并不是一出生就有的。隨著人的成長，由兒童，青少年而至成年，人的道德觀也逐漸形成。那么這種道德觀是怎樣形成的呢？社會文化怎么影響一個人的道德形成呢？ 在道德形成的心理研究中最有名的是皮亞杰和考爾伯格了。考爾伯格繼承了皮亞杰的工作。
他在芝加哥大學所做的研究工作圍繞著這樣一個主題：一個兒童是怎樣從無道德意識而變為有道德觀的。他想證明的是，人的道德判斷能力是在兒童時代分階段發展起來的，這與皮亞杰所說的人的智力是分階段發展的一樣。換句話說，一個兒童只有達到了一定的智力水平才有可能發展那一階段的道德觀。
考爾伯格是這樣設計他的實驗的。他有這樣一些問題： 1) 喬的爸爸對他說他可以用他自己掙的五十元錢去夏令營，但后來他爸爸又改了主意，并要他把錢上交。喬告訴他爸爸他只掙了十元并準備用那剩下的四十元去夏令營。在走之前，他把整件事告訴了他弟弟。這弟弟該不該把哥哥撒謊的事告訴他爸爸呢？ 2) 在歐洲的一個地方，有個婦女得了一種癌癥并快要死了。醫生說只有一種藥可能會救她。那個鎮上有個藥劑師發明了這種藥。雖然這種藥很難造，那藥劑師的要價比他實際化費的要高了許多。他買原料化了200元，他要價2000元才賣一小瓶制成的藥。那丈夫到所有他認識的人那里去借錢，才剛借到了1000元。他告訴那藥劑師他妻子要死了，請他賣便宜一點或以后再還。那藥劑師說，我造出了這種藥，就是指望它賣大價錢的。那丈夫走投無路，晚上撬門進去把那藥偷了出來。
問題：這丈夫該不該這樣做呢？ 考爾伯格找了72個分別為十歲、十三歲、十六歲的男性少年兒童，每個年齡組有一半來自中上層家庭，另一半來自中下層家庭。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只是看孩子們怎么回答。他們是這樣回答這些問題的。 丹尼，十歲，回答問題1) ---我想喬告發他哥哥是對的，不然他爸爸要生氣打他。但是不說也可能是對的，因為說了他哥哥要揍他。 唐，十三歲，回答問題2) ---那確實是藥劑師的不對。他那樣做是不公平的，想要高價，看著別人死。那丈夫想要救他的妻子才那樣做的，任何人都會這么做。我想法官不會把他關進監獄，法官會全面考慮，而看到那藥劑師是要價太高了。 安迪，十三歲，回答問題1) ---如果我不說哥哥的事，我爸爸以后發現了，他就不會信任我了。但我說了，我哥哥就不信任我了。但我情愿哥哥不信任我。 喬治，十六歲，回答問題2) ---我不認為那丈夫應該那樣做，如果那藥劑師有權定藥價的話。我不能說那丈夫所做的是對的，盡管我想人人會為他妻子那樣做。看來他情愿為救他妻子進監獄了。在我看來他這么做是有正當的理由，但在法律看來他是錯的。我只能說這么多了。
考爾伯格根據被試的回答總結出道德觀發展的三個水平，六個階段。
一，前道德水平
階段一：對錯是根據行為產生的后果來決定的(受不受大人懲罰)。在這階段兒童還沒有認識到其他人的利益，做‘好’事主要是怕不這樣會受懲罰。
階段二：對錯根據是否滿足本身快樂需要。孩子做好事只是為取得同樣的回報，為了本身的需要。
二，道德觀與傳統要求一致水平
階段三：遵照‘好男孩好女孩’標準，使大人滿意就是好的。這階段兒童開始認識到別人的利益需要，及自己在同別人關系中的作用。兒童想要滿足大人的期望，并保持那種信任的關系。
階段四：遵照外界權威的標準，如法律，命令等。把完成規定的義務作為‘好’的標準。這時人開始按社會的觀點來判斷，認為好的行為就是遵守法律的行為。在這點上，考爾伯格認為遵守社會次序沒錯，但相信法律說的都對，就有疑問了。
三，形成自己的道德原則
階段五：開始把那些公眾同意的法律和條約作為對與錯的標準(尊重社會價值和公民權力)，人的道德判斷開始超越已有的社會規定，認識到有些法律比另一些好，有時合道德的并不合法，或合法的并不合道德。在這階段，被試認為應為社會和諧而遵守該法律，不過會按規定程序尋求改變那些法律。他或她會感到道德和法律統一中的沖突。
階段六：形成以普世公理為準則的自己的世界觀，認為有適用于全體人的道德原則，他或她的道德判斷也應基于此。當一個特定的法律與其相左，他或她會按照自己的道德準則行動。考爾伯格認為很少人能達到第六階段。只有那些領袖才能做到，如甘地、馬丁路德金。
實驗結果表明，年齡越大，孩子的回答越向高級的階段接近，盡管每個年齡中孩子成熟的程度不一。 對實驗的討論和批評 考爾伯格認為兒童的道德觀的形成是兒童和他周圍的文化、社會環境相作用的結果。兒童并不只是被動的接受道德教育，而是會進行一番自己的‘構造’。在道德觀的形成中只有通過較低級的階段才能達到高級階段，不能跳躍。有人提出考爾伯格的道德階段恐怕只適用于西方社會。對此，有人特意調查了在27不種不同文化中生活的兒童，并得到了相同的結果。
又有人提出，考爾伯格的理論可能不適用于男女兩性。她提出女性在作道德決定時較多考慮人際關系，對別人的責任，避免傷害別人，和人際交流的重要性。她認為女性可能在考爾伯格的道德階段表上在較低階段上得分較多，而男性由于在道德判斷上較注重正義一面而會在高級階段得分較多，其實這兩種態度并沒有高低之分。但有學者發現男女在道德觀上并沒有很大區別。
考爾伯格實驗的意義，正象他指出的，在于道德教育應根據兒童道德發展的程度來進行。他有一次聽到教師對13歲的孩子們這樣說：你們別作弊，因為你抄的那個人可能是錯的，所以對你沒好處。而大多數這個年齡的孩子都能對不要作弊作出較高級的思考。兒童會拒絕低于他們道德發展水平的教育但也不能吸收太高于他們程度的道德理念。
心理學實驗14： 無助心態心理學實驗
這是另一個有關人格心理學的實驗。 每個人都希望他的所為能給他帶來他所預想的結果。你的愿望指導你的行為向期望的那方面進行，而盡量避免導致失敗的行動。換句話說，你的行動是基于你行動的后果的。舉個例子。你對你現在的工作不滿意，并且尋求改變。你會聯系同行，留心報紙上的召人廣告，還可能晚上到夜校去學新技術。你做這一切都是因為你相信通過你的努力，最終會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過上更幸福的生活。你和大多數人一樣，認為你是有能力控制你的事情的，至少在某一段時間內。這是因為你曾經運用過你的能力去控制事情，并且成功了。所以你相信你有能力達到你的目標。如果你對自己的控制能力失去了信心，剩下的就是無助的心態和沮喪了。因此對于自己有沒有控制能力的觀念對一個人的心理、生理健康至關重要。想一想為什么老年人常有憂郁癥呢？當你想到你的行動再也不會對事物起作用，你就不會再去試圖努力，并常會陷于憂郁中。
著名的行為心理學家賽列格曼認為，因為人對自己的控制能力的觀念是由過去的經驗產生的，因此如果一個人試圖控制他生活的努力一再受到挫折，這個人可能會完全停止努力。而如果這種挫折經常發生，這個人可能會得出所有事情都無法控制的結論，甚至當他有可能控制的時候也會這么想。這個人會把自己看作‘命運的人質’而沮喪。賽列格曼把這種沮喪的起因叫作‘學來的無助心態’(由以前的失敗經驗學來)，并在賓西法尼亞大學做了一系列有關這方面的實驗(1975)。這些實驗最初是用狗來做的，就象巴甫洛夫用狗做的有關條件反射的經典實驗。 實驗是這樣進行的。24 只身高15至19英寸、體重25至29磅的混種狗，分成八只一組，共三組。第一組定為‘逃亡’組，第二組是‘無法逃亡’組，第三組是自由組。實驗的目的是考驗它們遇到危險時逃亡的能力。實驗分兩部分進行。狗在逃亡之前要進行‘學習’。 所謂‘逃亡’，其實也很簡單。把狗放在一個分隔成兩邊的大箱子里，箱子兩部分的底部都可通電流。當狗受到電擊時，它可以跳過隔板到箱子的另一邊去避免電擊。我們知道狗和其他動物對這種反應是很靈敏的。而且，當狗感覺到一個表明電擊要來的信號，如閃光或蜂鳴信號聲時，它會在電擊之前就跳過箱子那邊去。
可是賽列格曼的實驗結果表明，在經過一番特殊‘學習’后，這兩組狗的‘逃亡’能力有明顯不同 (‘自由’組不參加‘學習’)。它們是這樣‘學習’的。賽列格曼給狗設計了一種特殊的頸套，在頸套的兩邊都有可以切斷電擊電流的控制板。當狗受到電擊時，它只要移動頭碰下控制板就能停止電擊。‘逃亡’組的八只狗都帶有這種控制板的頸套。但是‘無法逃亡’組的狗就沒有這樣幸運了。它們的頸套上沒有控制板，因此無論怎么掙扎，它們也不能逃脫電擊。不過它們每個和‘逃亡’組的狗拴在一起，‘逃亡’組的狗可以切斷襲擊它們的電流。這保證了這兩只帶有不同裝置的狗在實驗時接受的電流是同樣頻率同樣強度的。經過幾十次電擊，‘逃亡’組的狗很快學會了‘自救’。
24 小時之后，三組狗都被帶到了大箱子旁。箱子兩頭都裝有指示燈。當一頭指示燈滅了時，10秒鐘之后那一頭就有電流通過，如果這只狗能在10秒之內跳到另一頭去，它就不會受電擊了。每只狗都給于十次機會。實驗結果是這樣計算的。1) 計算每只狗從指示燈滅掉到跳過另一頭去之間的平均時間。2) 計算每組狗里拒絕‘逃亡’的百分比。 結果如下： ‘逃亡’組和‘自由’組比‘無法逃亡’組用的時間明顯短了許多(20 秒比50)，雖然‘逃亡’組和‘自由’組之間的差別不明顯。‘逃亡’組拒絕逃亡的百分比是零，‘自由’組是百分之二十以下，而‘無法逃亡’組則高達百分之七、八十。這結果說明了什么？賽列格曼認為，‘無法逃亡’組的狗從它們以前的電擊‘學習’經驗中得知它們的行動對結束電擊是完全無效的，因此當它們在一個新的環境中有能力‘逃亡’---有控制能力時，也放棄了這種努力。它們學會了不去幫助自己的心態。它們既失去了逃脫的期望，也就沒有逃脫的行動了。過了七天，他們又對‘無法逃亡’組中拒絕‘逃亡’的六只狗進行了實驗，有五只狗還是拒絕‘逃亡’。以后又有其他心理學家用這個理論作了人類的實驗。當然不是用電擊。在一組嬰兒的搖籃床上面吊有一個會旋轉的玩具，他們的枕頭上有一種裝置，嬰兒移動腦袋就能控制玩具轉動的方向。而另一組嬰兒則沒有控制玩具的裝置，這玩具就沒規則地亂轉。過了兩星期 (每天10分鐘)，這些有裝置的嬰兒就能很有技術地讓玩具轉動。而使人詫異的是，當那組沒有控制轉動裝置的嬰兒過了一段時間也給他們學習控制玩具時，他們居然好長時間也學不會。看來他們以前的經驗阻礙了他們在新的環境中的學習。 對實驗的討論和批評 賽列格曼認為人發生憂郁癥的過程正象在實驗中的狗所顯示的那種無助現象一樣。
他們同樣會變得被動、放棄一切，‘坐以待斃’。進而產生失重，甚至回避人際交流。有這樣一些事常常使他們覺得失去控制事物的能力，如親人的死，失去工作，虐待的家長，或嚴重的疾病。賽列格曼按照他的理論寫出了一些公認有效的憂郁癥的起源和治療方法，使人們對憂郁癥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人們還把他的理論運用到其他方面，如蕭條期的失業對人心理的影響，如人對控制能力的看法會減輕或加重人的心理壓力等。有人對住老人院的老年人做了調查，當老年人由于某種原因失去對他日常生活的控制后，得病和死亡機會都比那些自信有能力控制的高。另有人指出，在醫院中，醫生總是希望病人能‘聽話’而放棄自己的努力，而這可能使病人產生‘學來的無助心態’，而對以后的康復不利。 可能對這個實驗最大的批評是關于如何對待實驗動物了。盡管這種電擊對動物只會帶來疼痛而不會喪命，更盡管人們制定了許多保護實驗動物的規則，也盡管這些心理、醫學實驗確是減輕了人類的痛苦而大大改善了人類生活，人們不禁要問自己，這是否就使運用這樣的實驗方法有了充分的理由？
心理學實驗15： 你的記憶可靠嗎？
認知心理學研究人的思維過程，研究作用于思維過程的智力、思考和推理能力、以及我們怎樣儲存和回憶經驗中有代表性的信息。這種復雜的思維過程使得人類區別于其他任何動物。但是研究這種過程比研究可觀察到的行為困難得多。 人的思維離不開記憶。當事物不再作用于感覺器官時，它并不隨之消失，而是能在人的記憶中保持一個相當的時期。在一定條件下，還能重現出來。例如我們以前看過一幅畫，現在這幅畫不在眼前，但我們能把它的內容大致想起來。記憶使人能積累經驗，擴大經驗。沒有記憶，一切心理的發展，一切智慧活動都是不可能的。 就算人的記憶發生了局部或一時的障礙，如腦外傷或精神疾患引起的對某一段時間或某一類經驗的遺忘，也會使人的心理活動發生極大的困難。但是我們的記憶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過去的經驗呢？換句話說，回憶能夠精確到什么程度呢？這不單純是個學術研究問題。我們知道，在刑事案件中，證人即目擊者的報告對案件有極大的影響。這是因為我們一般信賴人類記憶的可靠性，認為人的回憶是發生的事件的再現。但是研究記憶的認知心理學家對此提出了疑問。華盛頓大學的心理學家勞夫塔斯通過她的一系列實驗 ( 1975 ) 提出，人的記憶并不是單純的過去經驗的再現，而是經過了對過去經驗的再造。她的實驗對記憶理論的研究和刑事法律都產生了影響。
實驗 (1) 150 個學生看了一段關于撞車事故的電影。撞車是由于肇禍司機沖過了停車標志牌而與駛來的車輛相撞引起的。事故只持續了4 秒鐘，整段影片也不到一分鐘。看完影片后，每個學生都要回答十個問題。150 個學生分成兩組。第一組的第一個問題是：肇事車沖過停車標志牌時時速有多快？第二組的第一個問題是：肇事車右轉彎時時速有多快？ 其余的都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最后一個問題兩組人都要回答：你有沒有看到那里有個停車標志牌？結果第一組的40個人 (53%) 回答他們看到了標志牌。而第二組僅有26 人 ( 35%) 說他們看到了標志牌。
實驗 (2) 40 個被試看了另一段自編的影片。影片中顯示了8 個學生示威者進入一間教室。看完后回答的問題除了一個外，兩組學生都相同。那個不同的問題是：12 個示威者中領頭的那個是否是男的？另一個是：4 個示威者中領頭的那個是否是男的？一星期后，這些被試又被叫回來回答另一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那個問題是：你看見有幾個示威者？結果第一組人回答的平均人數是8.8 個。 第二組人回答的平均人數是6.4 個。從這實驗結果我們可以看到提問的措詞改變了目擊者對事件的記憶。
實驗 (3) 那么誤導的提問會不會使目擊者再造他們的記憶，甚而加進本來根本沒有的東西呢？請看這個實驗結果。150 個學生看了一段車禍的錄象后回答10 個問題。一半學生的問題中有： 那輛白色的跑車在鄉間公路上開的時速是多快？另一半學生要回答：那輛白色的跑車在鄉間公路上，開過那個農倉時的時速是多少？一星期后他們一起回答另10 個問題。其中的一個是：你有沒有看見一個農倉？ 說看見的學生在那一半回答過‘農倉’問題的被試中占了17.3%， 而在另一半中只占2.7%。事實是那里根本沒有一個農倉。
實驗 (4) 在最后這個實驗中， 勞夫塔斯想證明的是，當被試在回答誤導的先入之見的問題時會使他對事件的記憶受到影響，而很可能把錯誤的信息‘再造’進他的記憶中去。但是，如果只是間接提到一個不存在的事物，他的記憶會不會受到影響呢？實驗過程如下。150 個學生分成三組：A，B，C。 他們一起看了一段影片：一輛車碰撞了一個推著嬰兒車的男人。看完后三組人拿到的問題各不相同。 A 組的問題中問到五樣影片中根本不存在的事物。如，你在影片中看到一個農倉嗎？B組類似的問題是這樣問的：你有沒有看到一輛旅行車停在農倉前？C 組沒有此類問題。一星期后他們再回答關于那些影片中不存在的事物的問題。結果是在預料之中：B組的肯定回答最高，29.2%； A 組次之，15.6%；C 組僅8.4%。 這個實驗結果對刑事調查有直接意義。勞夫塔斯指出，證人通常在整個刑事案件調查中會被訊問多次，他們可能在犯罪現場被警察訊問，又被案件的檢查官訊問，最后在法庭作證時更被訊問。
在這些各式各樣的訊問時，很有可能會有誤導的先入之見產生，盡管有時是無意的。象‘那家伙的槍看上去是什么樣的？’‘那輛預謀逃走的車原先停在哪里？’類似這樣的問話是很普通的。但事實證明這樣的問話增加了使證人更肯定那人有把槍或有一輛預謀逃走的車的機會，盡管事實上可能沒有。所以勞夫塔斯認為，與目擊者本人、律師、法官和陪審團所想象的不同，目擊者的回憶并不完全是當時事件的再現，而是很可能加進了其他因素。 對實驗的討論和批評 勞夫塔斯的實驗和理論引起了對目擊者證詞的進一步討論。
有人認為有些律師在法庭上的復雜的提問影響了證人的精確性和自信。勞夫塔斯也經常被請到法庭向陪審團作證，提醒他們在聽取目擊者證詞時須多加小心。現在心理學界和法學界都認識到目擊者的報告是會受到很多影響的。另一方面，勞夫塔斯關于記憶的理論支持了對所謂被壓抑的記憶的質疑，從而與佛羅伊德以來的傳統心理背道而馳。
心理學實驗16： 布雷迪的猴子*（一個著名的心理學實驗）
這是一個著名的心理學實驗。 兩只活潑的猴子被分別縛在兩張電椅上，電流是每20秒激發一次。被電擊的滋味當然不好受，它們開始號叫掙扎。
然而，猴子不愧為靈長類動物，甲猴子很快發現，它的電椅有一個壓桿，只要在電流襲來之前壓一下壓桿，就可免遭電擊；而乙猴子卻發現，它的電椅上沒有壓桿。于是，甲猴子就擔負起壓桿的責任，他緊張的估算著電流襲來的時間——結果是，要么兩只猴子同時逃脫電擊，要么它們一起受苦。是逃脫還是受苦，這完全取決于甲猴子，于是甲猴子就背負著超強的心理負荷和責任感，而乙猴子雖然很無奈，卻無憂無慮——最后，甲猴子得了胃潰瘍，乙猴子卻安然無恙。
朋友，其實在競爭激烈的當今社會，我們中的很多人背負著超強的心理負荷和責任感，也有很多人對現實的殘酷感到無奈。也許有時候，我們真的需要無奈一點，少一點心理壓力，少一點心靈負荷，不是嗎？然而，我不禁想追問一句，那只乙猴子真的是安然無恙嗎？它是絕對健康的嗎？也許，無奈終究會使它崩潰。
朋友，在現實社會中，你愿意扮演哪只猴子的角色呢？
心理學實驗17： “對婚姻不忠定律”
2008年02月14日 星期四 14:31 這個實驗本身并不特別，但它得出的結論非常有意思：你會更加喜歡那些一開始對你評價差后來對你評價好的人。這種現象稱之為“人際吸引的增減原則或得失原則”；而阿倫森則幽默地稱之為“對婚姻不忠定律”；意指從陌生人處所獲得的贊許往往比配偶的贊許更有吸引力。因為后者在日久天長的歲月中對自己的喜歡程度逐漸降低，而前者由淡漠突然轉向贊許，給人的印象十分深刻。所以說，人們的這一心理傾向中潛伏著對愛情不忠的可能性。-psytopic.com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阿倫森與林德請了許多被試分四組來參加一項實驗，其中一位被試實際上是研究者的助手，亦即假被試，研究者安排這名假被試擔當這些被試們的臨時負責人。在每次實驗的休息時間，這名助手都會離開被試們，到研究主持者的辦公室向其匯報情況，其中會談到對其他被試的印象和評價，被試們的休息室與研究主持者的辦公室只有一墻之隔，雖然兩人壓低聲音談話，但是實驗以巧妙的安排，讓被試們每次都能清楚地聽到別人怎樣評價自己。
具體有四情境：肯定———讓第一組被試始終得到好的評價：假被試從一開始就用欣賞的語氣說他們如何如何好，他如何如何喜歡他們；否定———對于第二組被試，假被試從開始至終都對他們持否定態度；提高———對第三組，前幾次評價是否定的，后幾次則由否定逐漸轉向肯定。降低———對第四組，前幾次評價是肯定的，后幾次則從肯定逐漸轉向否定。
然后，研究者問所有被試有多大程度上喜歡這個助手。讓被試們從-10到+10的量表上作答案，結果發現，喜歡程度的平均分：第一組的得分是+6.42，第二組為+2.52，第三組為+7.67，第四組為+0.87。
這一實驗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揭示了人際吸引中的“增減原則”，這些數據說明，人們對原來否定自己而最終變得肯定自己的對象喜歡程度最高，明顯高于一直肯定自己的交往對象，而對于從肯定到否定變化的交往對象喜歡程度最低，大大低于一直否定自己的交往對象。也就是說，在人際關系中，我們最喜歡的是喜歡我們的水平不斷增加的人，而最厭惡的是喜歡我們的水平不斷減少的人。
后來，其他學者的實驗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并把這種現象稱之為“人際吸引的增減原則或得失原則”。而阿倫森則幽默地稱之為“對婚姻不忠定律”；意指從陌生人處所獲得的贊許往往比配偶的贊許更有吸引力。因為后者在日久天長的歲月中對自己的喜歡程度逐漸降低，而前者由淡漠突然轉向贊許，給人的印象十分深刻。所以說，人們的這一心理傾向中潛伏著對愛情不忠的可能性。 曾發布過一篇《心理學畢業生的悲哀》的文章，文中感嘆心理學在生活中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其實不是沒有發揮，而是已經發揮了，但沒有意識到這就是心理學。看看“對婚姻不忠定律”在生活中的應用吧——
在一家食品店里，顧客們常常喜歡排成長隊在一位售貨員那里購買食品，而別的售貨員卻無事可做，一天，店領導問她有什么決竅。“很簡單”，她回答說， “別的售貨員稱糖時，總是先裝得滿滿的，而后往外取出，而我卻相反，先裝得少一些，過秤時添上一些，并隨便說上一句：‘我送你兩顆，謝謝你光顧，歡迎再來 ’，這就是我的決竅。”
繼續看看這個定律在人際關系中的應用——
在人際關系中，一成不變地講好話并沒有像先講壞話然后再慢慢地改變成講好話的情形來得更吸引人、討人喜歡。我們對這樣的人的喜歡程度會比我們喜歡那些一直說好話的人來得多些。這種先貶后揚的吸引效應就是人際關系中存在的“得”與“失”現象。和諧的人際關系就是要使種“得”與“失”達到平衡。他認為在交往中一個人的外貌特征與個性心理特點對交往影響很大。有時這些特點使對方決定了是否進行交往，以及交往所進行的融合程度。但不可否定，人的主觀意識，如對一個人的評價，對交往動機、目的的預測，對交往行為的估計，個人的偏好等，在人際關系建立過程中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這里最重要的是一個人主觀體驗和主觀評價的過程，得與失就是在評價過程中產生的。如果評價得高，就促使雙方繼續進行交往，否則，就會中止這種交往關系。
人們之間相互接觸、交往的結果，交往者的自尊心和自我意識往往直接與他人的反應，以及他人如何對待這種反應有關。我們是在與別人的比較中真正認識、發現自己的。這種認識、比較過程就會產生一個判斷、評價。由于我們在交往中對他人的期望，與他人實際具有的水平給予我們的東西，往往并不時時、事事相吻合，于是產生得與失的矛盾。在得的情況下我們樂意繼續交往，在失的情況下我們就要對交往進行重新考察，結果呢，得與失的矛盾在建立良好的人際過程中得到解決。實際上，這個過程是很多人所不曾意識到的，但是我們確實在交往中注入了這種主觀的東西。
心理學實驗18： 一個著名的心理學實驗——李開復
美好的東西有很多種：“誠信”、“善良”、“仁愛”、“勇敢”、“堅強”、“快樂”、“自由”、“創造”、“平等”、“和諧”、“勤奮”、“慷慨”、“正直”、“雅量”、“朋友”。。。。。。這些價值人人贊同，但哪一項價值才是個人安身立命的所在呢？ 你不妨試著將上面這些描述價值的詞匯（以及其他你可以想到的詞匯）寫在一張單獨的小卡片上，然后從中選出自己認為最不應該拋棄的幾項價值。接下來，你可以從選出的價值中放棄一種對自己來說相對不那么重要的，然后再用同樣的方式從剩下的價值觀中放棄一種。。。。。。你一定會發現，當自己手中只剩下三四張小卡片時，無論想放棄哪張都是那么困難，以至于必須忍受內心的痛苦掙扎。。。。。。
心理學實驗19：情緒實驗
古代阿拉伯學者阿維森納，曾把一胎所生的兩只羊羔置于不同的外界環境中生活：一只小羊羔隨羊群在水草地快樂地生活；而在另一只羊羔旁拴了一只狼，它總是看到自己面前那只野獸的威脅，在極度驚恐的狀態下，根本吃不下東西，不久就因恐慌而死去。醫學心理學家還用狗作嫉妒情緒實驗：把一只饑餓的狗關在一個鐵籠子里，讓籠子外面另一只狗當著它的面吃肉骨頭，籠內的狗在急躁、氣憤和嫉妒的負性情緒狀態下，產生了神經癥性的病態反應。實驗告訴我們：恐懼、焦慮、抑郁、嫉妒、敵意、沖動等負性情緒，是一種破壞性的情感，長期被這些心理問題困擾就會導致身心疾病的發生。一個人在生活中對自己的認識與評價和本人的實際情況越符合，他的社會適應能力就越強，越能把壓力變成動力
心理學實驗20： 青蛙實驗
十九世紀末的最后幾個年頭，美國康乃爾大學做過一次有名的實驗。這組實驗研究人員，做了十分完善精心的策劃與安排。他們把一只青蛙冷不防丟進煮沸的油鍋里，這只反應靈敏的青蛙，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說時遲那時快，用盡全力，躍出那勢必使它葬身的滾燙油鍋，跳到鍋外的地面，安然逃生! 隔了半個小時，他們使用一個同樣大小的鐵鍋，這一回在鍋子里面放滿五分之四的冷水，然后把那只剛剛死里逃生的青蛙放到鍋里，這只青蛙在水里不時來回泅游。接著，實驗人員偷偷在鍋底下用炭火慢慢燒熱。青蛙不知究底，仍然悠游地在微溫的水中享受“溫暖”，等到它開始意識到鍋中的水溫已經熬受不住，必須奮力跳出才能活命時，可是一切為時已晚，它欲躍乏力，全身癱瘓，呆呆躺在水里，臥以待斃，終致葬身在鍋子里面!
這個實驗，揭示于我們一個殘酷無情的事實——回顧我們自己跋涉過來的途程，何嘗不也是如此?當生活的重擔壓得我們喘不過氣，挫折、困難堵住了四面八方的通口，我們往往能發揮自己意想不到的潛能，殺出重圍，找出一條活路來；等到功成名就，志得意滿，甚至顧盼自雄的當兒，反而陰溝里翻船，弄得一敗涂地，不可收拾!
難道人生的一切就是這樣? 的確，險象環生的處境，對我們未必不是福祉，耽于安逸、享樂、奢靡、揮霍的生活，又未嘗不是足資警惕的災禍。人類所面臨的每一個困境，不但是一項挑戰，有時往往也是不能自拔的陷阱。
我們在短暫的人生旅程上，究竟有多少次機會可以讓我們學習和徹悟?也不知有多少看不見的紅燈，可是我們卻經常視若無睹。這樣看來，我們跟這只泅游在慢慢滾沸的溫水中的青蛙又有什么不同?
